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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临终之前，捐了一笔遗产给“赈灾会”。柳惜衣与赵民杰婚后又另觅新欢，赵民杰愤而回故乡，可他的糟糠之妻也死了，赵民杰不禁悲悔交集。
对于《人道》的评价，在当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主流社会认为影片显示了人性，宣扬了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在许世英、熊希龄等人的促使下，教育部以影片有益于世道人心而予以嘉奖；而左翼人士则在报端对影片予以痛批，上海《民报》副刊《电影与戏剧》、《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都发表了不少批评文章，文章认为影片掩盖了真实的社会矛盾，不利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有人认为该片导演卜万苍也因此受到了压力，而导演《三个摩登女性》就是在这压力下妥协的结果。张爱玲没有介入这场纷争，她也没有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待这部影片，她的视点在题材，认为是“描写农村的纯洁怎样为都市的罪恶所玷污”。
《渔家女》上映于1943年元旦，由卜万苍编剧导演，周璇、顾也鲁主演。太湖渔家父亲与女儿琼珠、慧珠一天在集市上卖鱼时，被债主逼债，一位叫崔时俊的青年路见不平而相助，使琼珠对他生发了爱慕之情。崔时俊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名学生，也很得东家喜欢。东家向崔父提亲，要将女儿张国瑛嫁与他，得到崔父的同意，但时俊不接受。与父亲争吵后，时俊去找琼珠，意外跌下石崖，被琼珠父女救起并在其家养伤。崔父得知儿子心有别属，于是到琼珠家逼儿子与张家订婚。时俊与琼珠订下终身后到上海谋生。国瑛为追时俊也来到上海，在生活上帮助时俊，使时俊心生感激。国瑛暗自扣下琼珠给时俊的信，又以时俊的名义给琼珠回信，假称时俊已与自己订婚。琼珠痛不欲生而投湖自杀，幸被救起。国瑛得知琼珠殉情一节，良心发现，退出角逐，并促成他二人的婚事。
张爱玲在《银宫就学记》里对《渔家女》多有评论，多的是不以为然的批评。虽然也间杂着几句称赞，而称赞中又夹杂着揶揄，要么是降低标准后的称赞，以至于使读者疑心那褒扬是不是反话。比如她说该片不能归入教育片但富有教育意味，是因为“它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心理方面是有相当贡献”；影片的作者“用稀有的甜净的风格叙说他的故事，还有些神来之笔，在有意无意间点染出中国人的脾气”。中国人脾气的点染与教育心理的贡献似乎都是影片作者无意中表现出来的，是观众的“收之桑榆”，所以账不能算在影片作者头上。而张爱玲批评的话就说得直接多了，如“在《渔家女》里面找寻教育的真谛，我们走的是死胡同”；“《渔家女》的英雄一开头便得罪了观众（如果这观众是有点常识的话），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满以为画两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岸的裸体女人便可以挣钱养家了”等等。
爱君笔底有烟霞（2）
影片中的男主角，张爱玲显然不大喜欢这个人物，讥之为“英雄”，因为崔时俊之所以做得了“英雄”，全靠爱他的阔东家的小姐的支持：他到上海谋求独立而不得，是张国瑛施以援手；连他后来迎娶琼珠所乘的花马车，也是张国瑛赠钱雇的。张爱玲的意思，似乎崔时俊既然拒绝张国瑛的爱情，却又接受她的援助，是不要自尊，做了被人看不起的事。可是过了一两年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却寄了不小一笔款子给他——胡兰成如果读过《银宫就学记》，是该将钱收下，还是退回去？而她是为了前情顾不得其他，还是无意中陷前夫于遭人轻视的境地？
张爱玲又批评崔时俊前面对恋人说“我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后面却又忍不住教她识字，掉入中国传统文人教太太读书期以“红袖添香”的窠臼。这批评不免有所偏差。崔时俊那话，一是针对琼珠觉得文盲的自己配不上他而说的，带有安慰的成份；二是他说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真实的意思应是不喜欢一些女性伴随着受教育而生出的一些令人讨厌的德性，而不是不喜欢女人的识字，所以后来他教她识字也在情理之中；三，他是拿一些知识女性特有的令人讨厌的德性，与“大自然的女儿”（张爱玲语）琼珠天然未琢的纯真相比而言的。电影的对白是口语化的，对话中有许多省略。如果抠起字眼来，崔时俊也并未说“我不喜欢所有受过教育的女人”，仅此他也无可厚非。
张爱玲影评中涉及到的《桃李争春》，应是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1943年摄制的，而非1927年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出品、由王元龙导演的同名影片。《燕迎春》同由华影同年摄制，同为家庭伦理男女恋爱题材；《梅娘曲》则由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于1942年夏至次年春之间摄制，题材同上。
《万世流芳》由朱石麟编剧，卜万苍、朱石麟、马徐维邦三人共同执导，“中联”、“中华”及“满映”1942年联合摄制出品。影片的内容，可以这样来归纳：正标题是鸦片战争，副标题是林则徐及其与两个女性的罗曼史。从表面上看，该片只是正常地描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可在影片背后，却富含其他意味，而明眼人的看法也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是日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背景下，想借助此片配合日本与英美开战，向中国人宣传“中日亲善”而共同反英反美。但从实际播映效果来看，日伪此举不免弄巧成拙：今日抗日战争与昔日鸦片战争具有可比性，都是中国遭受外强入侵，在这一点上，今日日军与昔日英军并无不同，何况当时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及日本浪人都还在沦陷区倾销鸦片，所以影片的上映不仅没有达到日伪期望的效果，反而有可能激发起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另一种观点则不认为这是一部从日伪立场出发的政治宣传品，影片中回避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恶，以及对在抗战中支援中国的英国采取敌视态度的宣传，不过是沦陷区的中国电影人对日本不得不做的妥协。照第二种观点我们可以设想，影片实际产生的效果不排除是沦陷区电影人的故意为之。
对于以上这些，张爱玲在她对《万世流芳》所做的评论中均不涉及，而选择了拉杂谈的方式如夸夸题材的开拓、评评素材取舍的得失、点点演员的演技等。本来她在英文报刊对英文读者谈论该片，若讨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人对英国人态度的变化，应是很有意思的话题，虽然那样比较冒险，搞得不好也许会引起日本人不悦而遭来麻烦。
电影无处不在
从张爱玲的文学生涯来看，影评文章堪称是她进入文学创作的序曲。其后她虽因忙于小说与散文创作，专门的影评文章也就一时无暇顾及，还有一个原因是抗战后期的上海电影公司，已经不大能拍出什么好作品来了。1944年3月16日下午，《新中国报》报社举办了一个“女作家座谈会”，与会的有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等人。在会上，《新中国报》主编鲁风提了一个“读书与消遣”问题，由众人依次回答，张爱玲就“消遣”答道：“从前喜欢看电影，现在只能看看橱窗。”
尽管如此，在一般的散文中，张爱玲还不时会提到电影，比如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提到影片《香闺风云》，提到《侬本痴情》。她说：“顾兰君在《侬本痴情》里和丈夫闹决裂了，要离婚，临行时伸出手来和他握别。他疑心她不贞，理也不理她。她凄然自去。这一幕，若在西方，固然是入情入理，动人心弦，但在中国，就不然了。西方的握手的习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握手成了自然的表现，近于下意识作用。中国人在应酬场中也学会了握手，但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动了真感情的时候，决想不到用握手作永诀的表示。”
张爱玲在《谈跳舞》中，提到日本影片《狸宫歌声》（原名《狸御殿》），将它与迪斯尼的卡通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作对比；还提到另一部日本影片《舞城秘史》（原名《阿波之踊》），而且说她那一阵子常看日本电影。这说明张爱玲并没有离开电影。
实际上，电影的影响早已经渗透她的心灵，电影的妖魅之影不时在她的小说中闪现。
张爱玲的小说常常给人这样的感觉，她不是用笔把思想传达给读者，而是用摄像的镜头把图像呈现给读者；她的小说使人眼花瞭乱、精彩纷呈，仿佛不是出自她手上的一支笔，而是各种镜头变换运用的结果。
早在她中学快要毕业时发表于校刊上的小说《霸王别姬》里，就表现出了小作者脑海里的电影意识，比如结尾虞姬当着项王面自尽前后的一段：“……等她的身体渐渐冷了之后，项王把她胸脯上的刀拔了出来，在他的军衣上揩抹掉血渍。然后，咬着牙，用一种沙嗄的野猪的吼声似的声音，他喊叫：‘军曹，军曹，吹起号角来！吩咐备马，我们要冲下山去！’”张爱玲自己也承认这“末一幕太像好莱坞电影的作风了”。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提及“电影”之处，不胜枚举。
《浮花浪蕊》中，洛贞在路上被男人骚扰，无处可躲，于是逃进电影院里。
正在演一场苏俄短片，苏联土耳其斯坦的果园纪录片，配的音响像印度音乐，大概南亚中东都是这一个系统，笛子吹得一扭一扭的，忽高忽低回环不已；有点像琐呐，但是异国情调很浓。集体农场上有修饰得这样齐整的黑发美人？她采下一串葡萄，一个特写，仰着头微笑着，一颗颗咬下来吃。是中东的一个特点。西至意大利据说都是如此，女人嘴上的汗毛特别重，毛发又浓黑。无情的水银灯下，拍出来竟然是两撇小胡子。
显然张爱玲看过这影片，不然不可能描绘得这么细致。由此看来，张爱玲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好莱坞的故事片。
《心经》写到，有恋父情结的许小寒与父亲在别人眼里像一对情人一样去看电影，后来她的父亲爱上了她的同学段绫卿，去看电影时被另一位同学看见；《多少恨》里，宗豫因为心不在焉，邀家茵去看电影，竟按照一张过期的报纸上登的电影广告，闹了笑话。两部小说里写的是同一家戏院，叫“国泰”。
上海确有“国泰”，在如今的淮海中路上，全名叫国泰大戏院，建成于1930年，1954年更名为国泰电影院。张爱玲任编剧的影片《不了情》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国泰大戏院的外景，男女主角一个要买票一个要退票，在此邂逅。
《桂花蒸阿小悲秋》里写道：“阿小拖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盖好，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是大风雨的街头，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
现实生活中一些准恋人往往喜欢往电影院里跑，有的是因为彼此尚不熟悉，借电影院的幽暗避免面面相觑的尴尬；或是借电影的浪漫发酵感情。在张爱玲笔下，电影院另有出人意料的妙用。《倾城之恋》里，精心打扮的宝络与范柳原相亲，范柳原出主意看电影，“他要把人家搁在那里搁个两三个钟头，脸上出了油，胭脂花粉褪了色，他可以看得亲切些。”
《十八春》里一段写电影院的情节较长：翠芝与世钧、叔惠同去看电影，是轰动一时的一出悲剧名片。翠芝在上楼的时候崴了脚，把鞋的高跟折断了。世钧应翠芝之求回家去取鞋，回来时电影正放到结局前的高潮处，“楼上楼下许多观众都在悉悉窣窣掏手帕擤鼻子擦眼泪。”散场后他们走到戏院门口，世钧因电影没看全，心里感到很“憋闷”，于是一个人去重新买票再看一遍。在这部23万字的小说里，“电影”一词竟出现了35次之多，不仅是主要角色，许多次要人物也都与“电影”发生联系。不论谁，不论是为了社交、娱乐、消磨时间或是哄小孩，都会想到看电影。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上海，简直是电影的天下。正如翠芝的同学窦文娴说的：“上海就是一个买东西，一个看电影，真方便！”这自然是张爱玲的心声。曼桢的姐姐曼璐早先订婚的对象张慕瑾也有一句话：“看电影也有瘾的。越看的多越要看。”也自然是张爱玲的感想。
《创世纪》：“礼拜天，他又约她看电影。因为那天刚巧下雨，潆珠很高兴她有机会穿她的雨衣，便答应了。米色的斗篷，红蓝格子嵌线，连着风兜，遮盖了里面的深蓝布罩袍，泛了花白的；还有她的卷发，太长太直了，梢上太干，根上又太湿。风帽的阴影深深护着她的脸，她觉得她是西洋电影里的人，有着悲剧的眼睛，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