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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万岁》《哀乐中年》
《太太万岁》是一出家庭讽刺剧，是张爱玲追求的那种“笑中有泪”的喜剧。描写一个贤惠而大度的太太陈思珍，大概是个理想主义者，处处为他人着想，想要家人皆大欢喜，可是运气不佳，手段不高明，所以时时露馅，所以处处吃力不讨好：她替丈夫吹嘘，又替娘家撑场面，想使婆婆觉得她是个好媳妇，小姑觉得她是个好嫂子。她用撒谎的方法使势利的父亲资助丈夫办公司，但丈夫在发财后和一个交际花秘密同居，而婆婆又因此对她多方责难，使她精神上受尽折磨，终于下决心找律师办离婚。但在签离婚协议书时，又经不住丈夫几句悔恨的话，心软了下来，终于放弃了离婚。
《太太万岁》仍由桑弧导演，于1947年12月14日在上海的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同时上映，受观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不了情》。
《太太万岁》上映前10天，张爱玲在上海《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栏发表了《〈太太万岁〉题记》，介绍剧中人物和剧情，引导观众理解作者的创造意图和手法，消解观众在看了影片之后可能会产生的误解或不解。
《〈太太万岁〉题记》是篇好文章，平实中有文采，平易中见思想，平常中现阅历，难怪被《戏剧与电影》的主编、著名剧作家洪深所激赏，他在《编后记》中叹道：“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edy作家中的一人。”
本来张爱玲这朵“奇花”也许可以安静地绽放，可被剧坛前辈这么一喝彩，就招致是非了，应了“爱之足以害之”的话，竟至引起一场论争，而且站在反面的是多数。激愤的，把张爱玲连同洪深骂得狗血喷头：
“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edy的芳香！……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
这篇文章发表时，《太太万岁》尚未公映，文章当然不是影评，而是人评。一旦评人，张爱玲在敌伪时期的一节自然又成话柄，连累得说她两句作品好话的洪深都几乎变成坏人了，尽管洪深在“敌伪时期”是抗日救亡演剧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自日本投降后，张爱玲就一直处于挨骂的状态，她虽然识时务地不作回应，但并非真的毁誉由人、完全置身事外，所以她借1946年11月出版《传奇》增订本的机会，写了篇《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序言以辩白。而辩白斤斤于枝叶，显得无力，并不足以澄清一切。也许就是因此吃堑长智，当她面对人们由《太太万岁》而生的批评甚至诟詈时，便彻底地一仍其贯，再不做任何回应。而《太太万岁》的热映，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也多少遮蔽甚至淹没了那些反面的声音，而她是最看重读者与观众的。
就像歌德由《少年维特之烦恼》得到了解脱，张爱玲也似乎从《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中寻求了解脱，张爱玲的心空有点放晴了。也是自尊心被伤透了，如同她4年前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写到的：“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这时的她也似乎会想到要像她所理解的高更名画《永远不再》中的那位塔希提女子那样，在“永远不再”之后，心里只留下“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于是她将这两部电影剧本的稿酬共三十万块法币，附在信里寄给了胡兰成，与他断然分手。
1948年的张爱玲显然心情好起来了，桑弧、龚之方等人成了她公寓里的常客，与胡兰成分手时自称从此“将只是萎谢了”的她，这时在龚之方的印象里，竟变成了一个合群的、“喜欢与人聊天”、“对朋友的态度热情”的张爱玲，又恢复为那个听到好笑的故事会张口大笑的张爱玲了。在《太太万岁》大获成功之后，桑弧又与张爱玲商量，打算将她的长篇小说《金锁记》搬上银幕，张爱玲自然欣然从命。《金锁记》的故事与《倾城之恋》一样，在张爱玲也是“烂熟的”，何况她又有了编《不了情》与《太太万岁》的经验，故而也一蹴而就，但变成电影不顺利。物色主角曹七巧的扮演者颇费了一番周折，先是遍寻不着，后来看中了张瑞芳，可张瑞芳以肺结核并发结核性腹膜炎正卧床疗养而辞演。那时的社会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前夜，该剧以不合时代洪流等原因，终告无果。
《金锁记》计划的搁浅，并没有影响张桑二人的继续合作。桑弧本来就是一个不仅能“拍”而且善“写”的导演。早在1935年，他就在周信芳与朱石麟两位艺术家的提携下尝试文艺写作，在拍《不了情》之前，就创作有《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教师万岁》、《人海双珠》等电影剧本；在《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之间，他还编了剧本《假凤虚凰》（由黄佐临导演拍成电影后，也引发了一场社会风波）。所以张桑二人的合作能够成功，至少部分原因是桑弧懂得写作，彼此容易沟通与理解。
张桑的再次合作是电影《哀乐中年》，可是拍是桑弧拍的，写也是桑弧写的，张爱玲只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其间，拿了些剧本费，但影片上不具名。“哀乐中年”的名字有可能是张爱玲起的，她在《〈太太万岁〉题记》中有言：“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而“太太万岁”的名字也可能是张爱玲受了桑弧“教师万岁”的启发，虽然后者是歌颂教师的正剧，前者则是调侃太太的喜剧，此“万岁”非彼“万岁”。
当时桑弧尚未娶妻，眼见他与张爱玲屡番默契的合作及合作的成功，上海小报开始制造新闻了，桑弧周围的朋友也在想：“张爱玲与桑弧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可是大家都知道桑弧是个内向、拘谨的人，虽然因了编剧本拍电影的事与张爱玲交往频繁，但在一起也只谈“正事”，不扯私情，所以他两人要好，必先取得张爱玲首肯。龚之方于是有天自告奋勇，抱着成人之美之心去见张爱玲，婉陈来意。张爱玲的回答如同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比《不了情》里的任何镜头都更催人泪下。龚之方在事过50年后回忆道：“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龚之方此番前去“提亲”，实在是莽撞有余，而了解情况不够。对张爱玲，他是连她与胡兰成的事都不大清楚，张爱玲此时是否心伤已愈，是否冷心复苏也不晓得。而桑弧那边也有障碍——桑弧十多岁时父母俱丧，是由大哥抚养大的，因此很听大哥的话。而大哥觉得写作不是一个稳当的职业，同时也可能听说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以往，故而不同意。
《十八春》（1）
《哀乐中年》上映不久，上海就解放了，张爱玲在大陆的电影创作也就此告终，蜇伏了差不多10个月后，她才又在《亦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总是与声名之累不无关系，连署名都改用了笔名“梁京”。
《十八春》共23万字，写的是一对要好的同学沈世钧和许叔惠。叔惠先毕业进了一家工厂，等世钧毕业时便介绍他到这家工厂来实习。春节假期他俩在一家饭铺与同事顾曼桢小姐邂逅，慢慢地，世钧与曼桢成为一对恋人。曼桢14岁丧父，一家大小生活的重担便落在她姐姐曼璐肩上，曼璐做了舞女，又“蜕变为一个二路交际花”，后来嫁给了一个乡下有老婆的客人祝鸿才。祝鸿才在交易所里做事，投机发了财后便不安于家。曼璐想用孩子拴住他，可她自己不能生，又看见祝鸿才对二妹曼桢有意，便佯称生病，叫曼桢到她家里来照顾她，使祝鸿才有机会在一天夜里强奸了曼桢，并且随即将曼桢囚禁起来，一边又借助曼桢与世钧的误会拆散了他俩。曼桢由受辱而怀孕，在医院分娩后，在邻床产妇的帮助下只身逃出了曼璐的控制，待她打听到世钧的消息，却得知他已经结婚了。后来曼璐得肠痨死了，之前半月她来找曼桢，希望她为了孩子嫁给祝鸿才，被曼桢拒绝。但曼桢却也在母性的作用下，心里总放不下那孩子。有回孩子得了腥红热，曼桢忍不住到鸿才的家里去照顾小孩，这样就又与鸿才见面了。鸿才在她面前表现得颇拘谨，曼璐曾经一再对她说过的话占了上风，曼璐说，鸿才始终是非常敬爱曼桢的，甚至那夜的犯罪也是在爱她爱得太厉害而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发生的。曼桢又想到孩子，于是嫁给了鸿才。婚后感情当然不会好，后来又离婚了。等到曼桢与世钧再次见面，已是在他们初次相识后的十八年了。他俩坐在一个广东小吃店里，倾诉遭遇，互诉衷肠，终于明白了彼此的心迹，虽然已经迟了，但两人还是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满足”。
在《十八春》开始连载的前一天，桑弧用笔名“叔红”（《十八春》里有个叔惠，桑弧却用叔红，像是兄弟俩或兄妹俩）在《亦报》上写了篇《推荐梁京的小说》，篇幅不长而内容不薄，不妨照录于此：
一向喜欢读梁京的小说和散文，但最近几年中，却没有看见他写东西。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写作的意念，也许他觉得以前写得太多了，好像一个跋涉山路的人，他是需要在半山的凉亭里歇一歇脚，喝一口水，在石条凳上躺一会。一方面可以整顿疲惫的身心，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回顾和思索的机会。
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在风格上，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他独特的面目。他即使描写人生最暗淡的场面，也仍使读者感觉他所用的是明艳的油彩。因此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有时觉得他的文采过分秾丽了。这虽然和堆砌不同，但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在他所创造的光与色之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梁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并且为此苦恼着。
就一个文学工作者说，某一时期的停顿写作是有益的，这会影响其作风的转变。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进步。
我虔诚地向《亦报》的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
“一向喜欢读梁京”，透露了作者与梁京即便不是多年的朋友至少也是长期“私淑”；“并且为此苦恼着”，既是可以诉苦的朋友，自然不在泛泛之列；张爱玲停笔未必是她自身的原因，而桑弧说她“并没有放弃……”，“也许……”云云，其中更多可见对她的爱护与安慰；《十八春》虽然是边写边载的，但也不至于每天只写一天刊载的量，尤其是最初，想必是写了相当部分，所以桑弧才能得以先读。当然也很可能桑弧的“读”用的是耳朵——听张爱玲谈《十八春》的构思，由此也可见两人的关系。
畅销书作家徐訏1943…1944年间，在《扫荡报》上连载中美日三方谍报斗争于上海孤岛题材的长篇小说《风萧萧》时，重庆渡江轮渡上，几乎人手一纸。相比之下，《十八春》的畅销情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爱玲深谙读者心理，早在抗战后期所写的一篇散文《论写作》中对此就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其中秘诀之一是“说人家要听的”，而读者要听的并非越秽亵越好，也非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十八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中国读者可能是因为普遍文化偏低的缘故而使得理性较差，往往分不清戏里戏外，一部《红楼梦》，就不知有多少人以林黛玉自怜，以贾宝玉自况；也有女读者哭着找上张爱玲的门去，说曼桢的故事写的就是她的经历。而“有文化”之如周作人虽然也把《十八春》读得入心入脑，在他的散文中屡屡提及，可是他却不入迷，他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可是无数读者读《十八春》读得如醉如痴，对于小说人物也就真假不辨了。当读到曼桢被姐夫污辱之后，大家无不义愤填膺，一方面为曼桢一掬同情之泪，一方面狠命诅咒曼璐和鸿才。甚至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