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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帜的江青式旗手。岂止如谢泳所说的“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呢，简直是“当代英雄”！
“文革”是一个典型的造神时代，“凡是”时代。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通过个人崇拜运动，此时已达“顶峰”状态。一个曾经被“神”高度评价过的人，获得官方的“肯定”，还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吗？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平民作家，独立思想者的思想，明显地，是不可能混同于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思想的。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备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至于“拿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说，加强了他对中国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曾改变他原来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却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带着鲜明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确，鲁迅是主张斗争的，复仇的，革命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在他看来，目下的中国有许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有不同道德的，还没有划一，放弃斗争而一味“费厄”，则未免太偏，也太早。正是如此，他承认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气”；也正是如此，他被主张“宽容”的苏雪林们变着花样痛骂到如今。
其实，鲁迅的斗争，与我们惯称的所谓“斗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那里，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所以，这斗争就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虽然他并不以“党同伐异”为恶，却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这是理性的反抗，现代的反抗，并非从前的农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乱斗一气。说到《水浒》，他就十分反感那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为“流氓”。他从来珍视人类的生命，对于那些随意以牺牲为代价，葬送群众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恶的。他明确表示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可以认为，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不惮孤身一人，挑战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乃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活着的全部尊严。他深知，剥夺了斗争，就剥夺了这一切。
谢泳文中把胡适和鲁迅相并论列，问：“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是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远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清党”——鲁迅谓之“血的游戏”——之后，鲁迅就明明白白反对一个惟靠武力支持而不是经过民选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蛮的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的政府；而此时的胡适，倒是立志要做“政府的‘诤友’”的。当时，国民党在“台”上，共产党还在“台”下；因此鲁迅反抗国民党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持于被迫害、被屠杀的在野的共产党，表明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台上台下，或拆或补，全都变得可理解了。
当说及鲁迅与胡适时，谢泳还说到一个话语问题。他说，胡适的话是明白的，没有再阐释的可能；鲁迅的话是晦涩的。故而存在被曲解的可能性。比较胡适，鲁迅是一个独异的隐喻的思想者。他的文章确乎充满激情，意象丰富，但又同时具有健全的理性和缜密的逻辑，尤其是论战的文字。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他已然失去发表的自由，因而不断地变换笔名，且不得不“曲曲折折”，“吞吞吐吐”；然而，即便如此，叛逆的思想指向仍然是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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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2）
泳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我也不妨问：“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或不读鲁迅书的知识者便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说？”“那么多不读鲁迅书的人难道就学好了吗？”鲁迅，一人而已，用他的话来说，其实亦不过惟有一支笔，能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权力者的力量，知识者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实际运动的力量，社会的综合力量，不是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吗？何况这个人已经被权力者连同知识者双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弄得简直面目全非了呢！作为独立思想者的思想，要穿透公共空间——或可看作一个既成的，传统的，或正统的“场”——是困难的；愈是独特，愈是深刻，则愈见困难。倘使承认鲁迅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遗产，而且真正能为进步的社会力量所接受，所利用，那么，就必须跟专制者的利用，以及“帮忙”和“帮闲”的知识者的拒斥作斗争——虽则我们对斗争本身并不见得有前定的需要，或先天的嗜爱！
说到被利用，鲁迅尝慨叹道：“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对于身后的被利用，他也不是没有预感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可悲哀的。”在这里，所说的仅属“无聊之徒”，尚未及于如他所说的“有力者”；可见世人世事的险恶，远比他——一个尝自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人——预想的要厉害得多。
近百年来，环绕鲁迅所花的口舌笔墨可谓多矣，由此，亦可照见中国社会及诸般人士的面目。但我想，鲁迅既为战士，那么无论生前死后，被人攻击，歪曲，利用，都不足为怪；惟独为别的战斗者所不憭，所误解，这才是最深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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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3）
［附］鲁迅研究之谜
谢泳
最近广州花城出版社再版了林贤治写于１９８９年底的长篇传记《人间鲁迅》，使这部差不多１０年前问世的作品又有了许多新读者。
林贤治是一个有激情的人，所以这是一本热烈的书。关于鲁迅的传记已经有了很多，多林贤治这一本，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关于鲁迅，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这说不完的话中有哪些是今天人们还想听的，有哪些是在当下的现实环境中还给人以启发的，在已有的众多鲁迅研究著作里，不是每一本都有这样的追求。林贤治这本《人间鲁迅》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我以为是从始到终都有激情，在这么长的篇幅中，能保持这种激情，并且越到后来激情越饱满，对一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来说，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与林贤治对鲁迅的独特理解是分不开的。以往的许多鲁迅传记多数是为研究而研究出现的，那些作者不能说对鲁迅没有感情，但像林贤治这样先把鲁迅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然后再进入他的内心世界的研究者却不多。这不是一本为研究而研究的书，这是一本为表达思想为张扬理想而写的书。林贤治从鲁迅身上发现了许多独特的东西，他在为人们重新认识鲁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他认为在现代中国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以鲁迅为最理想，鲁迅是最彻底的反专制反极权的勇敢战士。林贤治对鲁迅是偏爱的，甚至于有偶像的意味，林贤治看重的是鲁迅身上那种对专制和极权的不妥协以及他对黑暗中国的清醒认识。在林贤治看来，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再没有哪一个知识分子达到了鲁迅的高度，鲁迅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林贤治对鲁迅很偏爱，所以他在分析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许多论战时，林贤治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不取客观的态度，而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这种写作姿态时下能坚持的人已经不多了，林贤治敢于坚持，这也是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我是喜欢林贤治这本书的，但我也认为他笔下的鲁迅依然让人们有很多困惑，而这困惑林贤治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的悲剧不在生前而在死后，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惟一一个没有被时代否定的知识分子形象，“文革”中鲁迅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新时代的某些专制者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就做文章这一点来说，胡适是明白的，他讲道理明白如话，相比之下，鲁迅是晦涩的，也就是说，胡适的那些话没有再阐释的可能，而鲁迅的话却可以被某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因为鲁迅的许多话是可以另有所解的。“文革”中鲁迅语录也很盛行，一些人在利用鲁迅，但人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利用鲁迅？在鲁迅的时代里，人们总认为鲁迅是拆台的，而胡适才是补台的，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殴打老师的事几乎处处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林贤治的这本鲁迅传没有能告诉我们，也许他就不认为真的存在这些问题。但如果我们想真正走近鲁迅，想让更多的人理解鲁迅，就非得拨开这些迷障不可。林贤治的这本书使我想到了别处，他对鲁迅的过分偏爱，使我不得不想这些鲁迅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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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与王朔的“有神论”
大约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即王朔说的使老百姓变得“谁都敢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茅盾率先提出“不要神化鲁迅”的话题。时隔２０年，王朔著文《我看鲁迅》，算得是新世纪的回应。据称，今日的鲁迅不但被“神化”了，在“迷信的气氛”之外，还形成了那么一种“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确正视他”。这样一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仅仅因一个可恶的鲁迅，便须大打折扣。诚如王朔所说，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非“耍王八蛋”不可了。
把鲁迅称为“神”始于３０年代，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鲁迅生前，像高长虹就给他戴过“思想界权威”一类纸糊的假冠；所谓“神”，无非是在“权威”的基础上加以放大的另一种说法罢了。不过，重提“神化”的旧话，倒是利用了曾被称为“现代造神运动”的“文革”结束之后的特殊语境，便利于制造破除某种同鲁迅相关的精神和思想意义的口实。当年，当大队的“英雄”向鲁迅兴师问罪时，鲁迅问道：是“本罪”呢，抑或“影响罪”？推究起来，大约在他生前，所问多属“本罪”，身后便多是“影响罪”了。
王朔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鲁迅从来不曾以“文豪”自居。他写小说，并不因小说是“‘作家’这一行的仿伪标记”，相反小说在中国历来
向厦门大学辞职后与“泱泱社”青年合影。（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南普陀左起第三人为鲁迅）
是不算文学的，正如散文在王朔的眼中一样。据他自述说，本意不过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至少可以为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者呐喊几声，破破寂寞。那结果，他自己总结是“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有什么影响呢？新派的小说家却视之为拦路的“老石头”。鲁迅后来改作杂感，这类东西不特今天看来不值一哂，当时作者便因此得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的恶谥。但如作者所说：“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