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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我被捕前两个月零十六天，我有信给绍唐大哥：
绍唐兄：我被「软禁」眼看就快一年了。上月我家发现被偷装的侦听器，我不动声色，把它转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警总「抓」我去，逼我缴出销案，我说这个是要不回来了，等我找到第二个，一定给你们，弄得他们也没办法。当天我在「口供」中已明白表示我已无所顾惜，政府如想不把人丢到海外，就不要逼我。这次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美国代表们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森伯格
（ Michael Oksenberg ） 出面，请我吃饭，正是我被抓问后的第二天。当天晚上蒋经国请他们吃饭，奥森伯格们曾以我的处境问蒋是否于人权构成迫害，蒋不否认，但说
〃 Repressive〃 而已，他的英文可真不错！我这边你还是不要来。如有卖书的机会，请代我把握。我手边有「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大汉和辞典」一套，「文星丛刊」一套，「文星集刊」二套，「中华古籍丛刊」、「金陵丛书」、「榕村全集」等多套。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夜。敖之。
多年后我出狱了，出狱多年后路遇绍唐大哥，恍如隔世。一九八三年春天，为了促成给胡适印遗着的事，我有一信给他，全文如下：
绍唐大哥：送上「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脱轨？美感？屁」，请你特别看「你们后死有责！」一篇，我在里面说：我相信真正能把「胡适全集」编出来的，还是有待于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是肯做事的，一变成公家的，就完蛋。那天你请客的席上，我颇属意绍唐，认为绍唐或可透过胡祖望的支持，排除各方面的抵制，但那天晚上绍唐说为了他买下「胡适选集」，自己被胡老太王志维追告不已，甚感苦恼云云。
现在我不管你多苦恼，重提此事，盼你出面，完成这一功德。大哥和我，道不同不相为谋，「契阔死生」十二年，如今大家都渐老去，总该做点别人做不成的事，做点非我们做不可的事，盼你不避嫌疑与困难，接受我的建议。
你办「传记文学」二十年，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太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混蛋们，因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德刚说你是活阎王，我认为从可延人年能益人寿的观点上看，更是如此。
两百年前，全祖望写「节愍赵先生传纠谬」，写那明末亡国者赵先生，以垂暮之年，整天靠幻想敌人的失败过日子。他被学生藏在深山里，每次听到胜利的假消息，才肯吃饭。拖了半年，谎话光了，最后得知真相，他无法适应了，「大恸，踣地，更不进食。……奄忽而逝！」可是，两百年后，台湾这些国民党赵先生，以垂暮之年，却油条多了，他们整天靠回味自己的胜利过日子。他们自己霸占在海岛上，每次看了「传记文学」才肯吃饭，拖了二十年，「大笑，乐天，连番进食。……老而不死！」看了「传记文学」中那么多肉麻当有趣的杰作、那么多数不完的丰功伟业，绍唐大哥，你难道不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么还会丢？
当然我佩服你二十年来在结合史料方面的努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内行人还是能从读书得间中，看到或感觉到你的苦心和调济（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有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内有调济而人不知的话），只可惜内行人太少了，结果你的杂志在「主线」上，国民党的狐臭，失之过重，这样子做董狐，就要多加努力了！如果你做了二十年，还做不成董狐，那就太慢了！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的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
绍唐大哥，从尺度上看，我真觉得你在不动声色之间，给现代史的禁忌捅破了不少，回想十多年前，情报人员不准你谈戴笠，现在他们自己都大谈特谈了，这种有趣的转变，并不是国民党有了「豹变」，（因为我们今天的言论尺度，还赶不上「自由中国」杂志！）而是国民党自己要「豹死留皮」，结果「画皮」处处，就允许「皮里阳秋」了。国民党有它胡涂和装胡涂的一面，这也就是有一些「言论自由」的假象被人民看到、被特权阶级得到的缘故。如今，老一代的国民党老了（新一代的国民党，五点半就下班了，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再上班做国民党），老国民党们感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在毛之不存之后，力求留皮以终古，你的「传记文学」，给了他们「意淫大陆、手淫台湾」的最大乐趣，所以你实在是中国第一慈善家。——跟你绍唐大哥形同绝交十二年来，我一直想骂你而骂不出口者，原因在此！（你在我穷困时对我帮助，当然使我永远难忘。）
本来写这封信，是专谈胡适全集的事的，不料信笔所之，扯得远了，又扯出一大堆不中听的，该打该打。问大嫂和你好，并请代问英惠、贤次好。敖之 一九八三、二、二七。
写这封信后又十七年过去了，我越老越顽固了，我深信这封信中对绍唐大哥「传记文学」的论定，仍是一针见血的。其实这也正是「李敖路线」和「刘绍唐路线」的分野。这一分野，说明了为什么李敖的杂志要一路坎坷被查禁而刘绍唐的杂志却一路福星安然无恙。绍唐大哥当然深知这一分野，在他内心深处，当然深知他的同乡小老弟李敖是对的，但他格于现实、格于存在、格于「苟存性命于乱世」，他终于走上了一路福星安然无恙的路。所以他跟我幽明异路，不始于死后，而成于生前。
绍唐大哥三十八年不复向李敖邀稿，纵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已过，他也不再「前度刘郎」，与其说他不好意思开口，毋宁说他深情成全了「李敖路线」，此非「尔为尔，我为我」也，而是我希望「为尔」而我不得不「为我」也。此为绍唐大哥一大遗憾。从生而有憾到死而有憾，最后在衰病侵寻之时，以看李敖电视节目收局、以遗命三百箱藏书送李敖终场，生死契阔，绍唐大哥真知我者矣！
二０００年八月十五日晨五时起写，六时二十分写完。
李远哲，你根本没「请假」啊！
一九九五年至九六年，海峡两岸风声鹤唳，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危机，大陆搬出飞弹试射，台湾似乎也不甘示弱，因为李登辉在以嘴皮抵抗飞弹，一会说中共打的是假弹不用怕，一会说他准备了十八套剧本，随时可有效的反制中共。这出戏李登辉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当时正值台湾总统大选，两岸对峙竟意外的凝聚了胡涂的台湾民心，帮助李登辉以压倒性的得票数赢得大选。这期间，也有些跑龙套的角色，纷纷卖力表演，证明自己在两岸关系上有影响力、有能力为所谓的两岸和平担任调人。两岸密使事件曝光后，证明这一群人都是傻蛋，被李登辉玩弄于股掌中而不自知，而这一群人中包括了诺贝尔奖得主、李登辉爱将、胡涂台湾人心目中的救世主李远哲。
李远哲当时正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分，赴美国举行旅居美国院士的分区座谈会，局势最紧张的时刻，李远哲按捺不住了，打电话向李登辉报告，声称以他的名气及关系，如派他到大陆为两岸和平尽一分心力，一定可以缓和两岸紧张关系。不料李登辉当场否决，并斥责李远哲，说你不懂的事少管。事后，双李关系急转直下，李远哲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总统府不支持中央研究院的发展表示不满，尤其对于总统府搁置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修正草案更多微词。
四年后，李远哲在总统大选最后关头表态挺扁，发挥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性力量，不但帮助陈水扁取得政权，还一度打算辞中央研究院院长，彻底投身政治，出任行政院长。从李远哲于总统大选前五天，给中央研究院同仁的一封信上，我们清楚的看到李远哲当时的想法：
本院各位同仁：在今（3/13）晚，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进一步说明我个人对当前台湾政治社会改革情势的看法和基于这些体认而做的两点决定。我了解到本院同仁对我日前公开所做的言论有不同的见解和响应，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我出席此项对外的记者会之同时，也将我要宣布的声明，透过网络与各位同仁分享。
为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努力
李远哲
自从三月五日我发表了「跨越断层——掌握台湾未来关键五年」的文章后，我接到了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党派和不同族群的回响；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先生，也以「全民政府、清流共治」响应，让我感觉有一股爱护台湾拉拔台湾「向上提升」的力量，正快速地在全台湾集结。对于如何阻止我们的社会沉沦、提升我们的民主品质与建立我们的国家新蓝图，大家都有着热烈的讨论和期待，这很令我感动。
很多人和我都深切体会到，台湾已经走到了另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不是前进，就会后退；想要一直停留在原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两岸关系的处理是如此，内政的改革更是如此。我知道社会所加诸于我的殷切期待，也了解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这关键的时刻，做出抉择。即使个人的力量相当有限，我仍期盼藉由一己的投入来带动更多「向上提升」力量的浮现和整合。无论个人喜欢与否，愿意与否，我知道自己在这个稍纵即逝的改革契机中应该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在关键的时间，讲出真心的话，做出正确的决定。
今天，我决定接受陈水扁先生的邀请，和其它愿意共同协助他当选后治国的「国政顾问团」成员的要求，出任此一「国政顾问团」的首席顾问。这是我承诺为台湾「跨越断层」，创造前途和愿景打拚的重要一步。在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李登辉总统曾经给我珍贵和难得的机会，让我为提升台湾的学术做出个人毫不保留的贡献和服务。过去这六年来，我很欣慰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水准，已更加精进；而且我确信，今后也一定还会更进步。不过，为了在个人学术研究之外，投入更多的社会改造工作，并且，不要为中央研究院同仁带来任何不方便，我决定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
正因为许多人同意我「跨越断层——掌握台湾未来关键五年」的观点，让我觉得是时候了，我应当更进一步走入民间、走进社会，为台湾的永续发展与美好的未来，更加用心和努力。
而最迫切的是，希望能够为缓和两岸关系的紧张和营造内政改革的理性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台湾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尊严和幸福的社会。
这是我一生很重大的决定。我愿意把我的心力贡献给台湾这块土地，与大家一起为实现台湾人的梦想而努力。89年3月13日
李远哲口口声声「为了在个人学术研究之外，投入更多的社会改造工作，并且，不要为中央研究院同仁带来任何不方便，我决定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并且说「这是我一生很重大的决定」，但是，只不过十七天后，李远哲竟暗中改变了他自称的「我一生很重大的决定」，决定背信留任，并且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研究院的员工：
本院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