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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喻指贾府长辈还可以从探春的判词和灯谜中得到印证。探春判词是：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这里的“梦”无论是探春梦家人，还是家人梦她，皆可通。“东风”当指家人，首先是指长辈。二十二回探春所制灯谜是：“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这首灯谜暗示探春他年远嫁难归，那时也许会怨恨长辈将自己嫁得这么远，无法和家人团聚。此诗（谜）就是要她别埋怨长辈，也许他们也是出于某种无奈，或者是作者偏爱探春，令其远嫁以避祸。这里的”莫怨东风”和黛玉诗签中的“莫怨东风”，显然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十八回贾宝玉在大观园题咏中的那首《怡红快绿》里也有“东风”二字：
深庭长日尽，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
由于是奉元春之命即席赋诗，故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认为，这里的“主人”“应指元春”，此说很是。诗中“两两”和“对立”乃指这个院子里的红绿两种植物芭蕉与海棠，“绿”、“红”二字乃指其色。红的是那株“女儿棠”，“此花之色红晕若施脂”。在这里，“红”与“绿”皆指“草木之人”，即以林黛玉为代表的少女。“怡”和“快”都是使动用法，因而“怡红”与“快绿”一义，都是希望“主人”能使林黛玉等女儿们快乐。故“东风”应即“主人”，当时指的显然是贵妃元春。
当然，也不可牵强附会地将《红楼梦》中的所有“东风”都一一坐实，还是应当从实际的语言环境出发作具体分析。比如五十回芦雪庵邢岫烟的《咏红梅花》诗“桃花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已笑东风”，就看不出喻指家长之意。
根据对以上这些“东风”的分析，足以证明曹雪芹确实是在有意识地用“东风”这个传统文化的意象来喻指贾府长辈，包括元春、贾母等都在内。这些“东风”意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曹雪芹以人物情绪与心理表现的，即大观园内的少男少女都将长辈比作“东风”，都希望他们能够善待自己和自己心爱的人，只有黛玉除此之外还表现出失望与悲愁。另一类是曹雪芹以叙事人身份直接发出的暗示：“莫向东风怨别离”和“莫怨东风当自嗟”。后面这句中的“莫怨”和“自嗟”，显然是一个对称结构，具有反义性，这样“自嗟”的本义叹息，就有自我埋怨的意思。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曹雪芹对林黛玉既十分同情又婉转地批评她不该埋怨“东风”，应当对自己进行一些反省。而这个“自嗟”首先就是要埋怨自己的小性、多疑以致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健康，而这些都源于她对贾宝玉的过于依赖。这句诗也证明曹雪芹并不认为是贾府的长辈们生生拆散了宝黛的婚姻。
黛玉的感觉与读者的错觉
总的说来，迄今为止林黛玉形象的思想评价被抬得过高了。这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很难避免的。究其原因，从社会因素而言，是因为50年代和70年代的评红运动定下了林黛玉由于“叛逆”不为封建家族所容的基调；从文本方面来看，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对后四十回的得失研究得还很不够，对曹雪芹佚稿中宝黛爱情悲剧的构成与结局知之甚少，普遍将一百二十回本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的重大差异缺乏了解。因此贾母、王熙凤等人导演的调包计破坏了宝黛婚姻，导致黛玉惨死的说法，人们不但完全接受，没有考虑是否符合曹雪芹佚稿的原意，而且很自然地从结局推导原因，认为是贾母、元春、王熙凤等人出于家族与阶级利益断送了宝黛爱情和黛玉的性命。尽管高鹗续书的宝黛爱情悲剧是十分出色的艺术创作，且与前八十回基本合榫，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问世。但正如许多专家早就指出的那样，后四十回确实有不少重要内容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由于曹雪芹后三十回的“迷失”不传，我们不能确知他是如何将宝黛爱情写得既缠绵动人又富有深刻意义的。但我们从前八十回的水平可以确信，曹雪芹肯定能达到这个程度，他本来要写或已经写出的稿子一定不会比今传高鹗的后四十回差。不能认为高鹗续书的那个调包结局就是最好的。脂批透露的关于因家庭变故宝玉外出避祸，一年后回来时黛玉已泪尽而逝，可见“东风”并未拆散他们。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论著虽然未见有人明说，但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如果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婚姻不是被贾府长辈生生拆散，黛玉不是死于某种“阴谋”的摧残，那么小说的思想性就不够强，人物命运的悲剧意义就不够深刻，人物的斗争性也显示不出来。如果真的按照“泪尽而逝”来写，思想性就差了。而高鹗续书提供的调包计悲剧恰恰能体现上述叛逆者与封建势力对立而受到迫害并牺牲的要求，符合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需要，因而被普遍接受了。实际上如果按照曹雪芹原来的思路，黛玉形象的思想性和整个作品的思想意义未必就会比现在差。现在的林黛玉形象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被人为地拔高了的，主要是夸大了黛玉的叛逆性。
林黛玉确实有一些叛逆性，主要表现为她对科举、仕途的淡漠，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争取爱情自由的想法，这在当时是十分进步的，可贵的，不过她也只是如此而已。林黛玉不是斗士，她和贾宝玉很不一样。当然贾宝玉也不是斗士，但他有许多出格的言论和越轨的行为，而她基本没有，公开的更少。这和两人前身的差别有关。神瑛侍者是个不安分者，不在天上为神，偏偏思凡要下红尘，由此可见贾宝玉“天生”具有“叛逆”基因，“叛逆性”与生俱来。而绛珠小草则一直作为一个被动的角色存在，绛珠仙子也是在神瑛侍者下凡后才跟着去的。她不是由于思凡（“叛逆”）而离开仙界，而是为了报恩才产生这种“叛逆”行为。所以林黛玉的思想高度和贾宝玉不可能一样，当然也没有必要一样。我们在评价人物时不可忽略这个重要的区别。
既然林黛玉的“叛逆性”很强，那么就必定要有相应的更为强大的对立面才是，她就必须受到这个对立面的代表人物的强烈压制，于是一些情节就被误读了。有时不是从情节出发得出结论，而是根据意识形态作用下（这种作用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化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的结论来诠释情节。其实有些结论很值得再重审一番。即以几乎成为定论的“林黛玉寄人篱下”来说，就很值得重新研究。我们不能把林黛玉自己的某种感觉完全当成客观事实，况且林黛玉在讲这些话时，还有一些话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寄人篱下”论最重要的根据是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黛玉对宝钗的诉说：“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
这段话其实恰恰证明黛玉不是“寄人篱下”，而是充分享受到了贾府小姐的一切正常待遇，并未受到什么额外的“白眼”或“牙眼”。连贾府的命根子贾宝玉以及权倾荣府的王熙凤尚且要被那些庸俗、势利的婆子丫头们“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那么林黛玉被她们“嫌”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么！如果她们如此“虎视耽耽”地对宝玉、凤姐，而对黛玉却毫不嫌烦，非常亲切，那就无法理解了。重要的是贾府的主子们并不嫌她，连黛玉自己也说“一样”。其实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第五回作者就有明确交待：“林黛玉自在贾府以来，贾母百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以后的文字中并无任何叙述表明这种高于三春的待遇有何降低，总是看到贾母格外疼爱黛玉。
黛玉在贾府“遭受迫害”论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黛玉《葬花诗》中的诗句：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一些读者由此认为，林黛玉在贾府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处于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下，至少是经常生活在这种境地。这恐怕是过于将诗词中的描写或比喻坐实了。《葬花诗》确实抒发了黛玉对自己命运的失望、颓丧和处境的不满，但那是从总体而言，并非每一句话都能在她的生活中找到准确的对应点，有的只能是大体上对应，有的则不是事实上的对应，而是某种情绪导致的感觉。这里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一些认识的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高鹗续书与曹雪芹原意弄在一起了，变成了曹雪芹一贯的思想与做法。而实际上，曹雪芹和高鹗对宝黛悲剧的成因，对贾母、元春、王熙凤在这个悲剧中的作用的写法是大不相同的。从曹雪芹亲自写的前八十回实际情况来看，林黛玉在贾府受到的决非什么“冷遇”，更不是什么“污辱”、“牙眼”，而是备受贾母的宠爱和王熙凤的关照与保护。前面举到的一些例子已经可以证明此言不虚。林黛玉由于父母双亡，寄居舅舅家，自然很容易产生孤独、失落之感，稍有不如意便会感到究竟不是自己家，被人慢待、冷落，“不免常生寄人篱下之感”。假如本人心胸不开阔，就会更想不开，甚至感到“严相逼”。因此黛玉的感觉不等于事实，而这有时会给读者造成错觉。有些地方黛玉大为生气是没有道理的，纯粹是她心胸狭窄之故。如第五回宝钗刚来不久，她“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黛玉的生气显然是出于某些女性的常见病、多发病——嫉妒。这种小心眼子经常给她自己带来不快，宝玉也每每被她嘲笑。十九回宝玉想看她袖子为什么这么香，黛玉说：“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这里己卯、王府等本有脂批道：“的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此说很是。曹雪芹要她“当自嗟”就包含这些方面的自省。但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毕竟与个人修养以及与对情况的了解程度有关，不等于是事实，究竟如何，还应视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正确判断。而从前八十回来看，黛玉在贾府确实备受礼遇，从未有何受伤害之事。被人们认为是黛玉受冷落的一些例子，有的事出有因，如宝钗生日，元春赐物；有的是友好的玩笑，如王熙凤说“吃茶”；有的至多算是玩笑不当，如说她像小戏子；有的则是黛玉自己多心，小心眼儿，为小戏子的事生气便是。所以在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宝黛爱情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强大黑暗势力压迫”的情况。林黛玉的一些言行不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但也还没有构成“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因为她的言行真正触犯封建礼教的成份并不多，也不严重。比如她对举业固然有冷淡的一面，但远远没有达到宝玉那种极度厌恶的地步。第九回宝玉去塾中读书前来向黛玉话别，黛玉还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可见对举业并不厌恶。宝钗、湘云和她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热衷与反对的本质不同，而是热衷与有些淡漠的程度之别。当然这在当时也就很了不起了。
曹雪芹对林黛玉的热爱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人物品德、人格、才学、外貌等方面的描写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这个人物的精心塑造上。曹雪芹和绝大多数作家包括像汤显祖、蒲松龄这样的大作家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并不将美好的结局与美好的人物划上等号。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能够见到的作者持褒扬态度的主人公死而复生、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