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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主要罪状
宝钗除了在金钏之死和尤二姐自杀与柳湘莲出家的事上确实表现了极不应该的冷漠外，主要罪状是两条：一是扑蝶“移祸”黛玉；二是在金钏死后的衣服问题上“想比下黛玉”。其实如果不带先入之见，客观地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我们就会得出比较真实的结果。关于“扑蝶移祸”，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们情急之下作出的反应往往与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她此行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是最正常不过的。至于宝钗主动拿出自己新做未穿的衣服给金钏做寿衣，正反映出她为人豁达，不爱计较，思想也有比较开明的一面。其实宝钗并未争“宝二奶奶”的宝座，反而从心底里希望宝、黛事成。二十五回贾府老少得知宝玉、凤姐苏醒过来，大家这才放心。“闻得吃了米汤，省了人事，别人未开口，林黛玉先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薛宝钗便回头看了她半日，嗤的一声笑。……‘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若是此例还不足以表明宝钗的真诚的话，那么二十八回宝玉没有应贾母之召随黛玉同去而留在王夫人处吃饭，宝钗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着林姑娘走一趟，他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宝玉吃罢急于要茶漱口，探春等笑他成日瞎忙。宝钗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林妹妹去罢，叫他在这里胡羼（ｃｈàｎ）些什么。”薛宝钗若真有争夺之意，绝对不会开这等玩笑，因为这样的玩笑只能是促成宝、黛的好事。如果说宝钗这样做是虚伪，那么宝钗这个形象就不像是出于曹雪芹这样的大手笔了。而且曹雪芹通过叙事人口气也证明了宝钗的真诚：“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并不理论这事。”这个细节准确地表现出封建正统意识比较浓厚的淑女薛宝钗的个性，她总是在封建礼教的范围内循规蹈矩地生活，从不做非“礼”之事，也从无非“礼”之言。即使在十分生气的时候“反击”一两句也不太直露。她总是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以任意流露情感为不取——这从她批评黛玉引用《西厢记》曲语即可见出——因此，和林黛玉将她作为情敌对待相反，高度理智型的薛宝钗恰恰没有这种敌对意识。这个少女之所以能引起广大男性（甚至许多女性）的好感，正是由于她的基本品质是好的——当然不等于没有错误，更非没有缺点——性格则更好。
对薛宝钗形象的误解还有一个原因是，将小说中人物对薛宝钗的议论和曹雪芹的看法等同了起来，或者忽略了这种看法的时间性。用小说中其他人物对某个重要人物进行评论，是小说家们常用的手法，本不稀罕。曹雪芹的高明在于，他总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时评论得十分贴切，有时则显然是故意误导，以便让读者在深入阅读中有所发现，得到更多的乐趣。《红楼梦》之所以魅力无穷，与我们经常“上”曹雪芹的“当”大有关系。真正有本事的作家，就是能够让读者甚至专业评论家“上当”者。当读者终于明白来龙去脉，悟出个中奥妙，那才叫真正的艺术享受。而《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你老想彻底弄明白却又老弄不大明白余味无穷的艺术巨著。人们对薛宝钗的评论就比较典型。第八回写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有些读者认为，这表明薛宝钗是个城府很深的少女。其实这是宝钗刚到贾府不久，人生地不熟，必定话少。时间一长就不然了。因而“罕言寡语，人谓藏愚”作为她性格的评语并不准确。事实上宝钗和女孩子们在一起时，话虽少于“极爱说话的”（四十九回）湘云和嘴不饶人的黛玉，但却决不是“罕言寡语”，而是幽默风趣，有时甚至还要动手呢。如八回由于黛玉说话厉害，“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五十六回由于平儿说话滴水不漏，不卑不亢，“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作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而宝钗在这里却说了长达250字左右的一大套精彩的话。包括王熙凤对她的评论在内，也都未必全部正确。比如说她“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从她协助李纨、探春管理大观园来看，她是很敢发表自己见解的。平日作为亲戚，她不宜对贾府的事说三道四，可以理解，也应该这样。而此时她已从姨妈王夫人那里正式领命（“……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再不表态，就会有负长辈托付。她果然不辱使命，在协调园内各方面人士利益的难题上拿出了令人皆大欢喜的方案。所以人物评论不等于曹雪芹的看法。而在一般小说中，作家常常让人物充当自己的传声筒，因而读者已经习惯于将人物的评论看作是作者的见解。曹雪芹恰恰是利用人们的这一思维定势，将读者引入“歧途”，使薛宝钗这个形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创造出更多的美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艺术再创作的空间。
对薛宝钗评价偏颇
造成对薛宝钗评价偏颇还有三个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一是没有把宝钗的封建意识和品质问题区别开来，这是能否正确看待这个艺术形象的关键。宝钗真正的品质性缺陷只有对金钏之死和尤三姐之死柳湘莲出走的冷漠，而这种冷漠又与她的封建正统观念严重相关——尽管曹雪芹没有在文字上明确表示，但恐怕薛宝钗认为金钏是个丫头，尤三姐过去行为失检，是她冷漠的根本原因。至于认为宝玉应专心举业，与人交往方面不够谨慎等，前已述及，这是她从封建观念出发，真诚地为宝玉考虑，促其“上进”的表现，毕竟不是品质问题，可叹可悲。研究薛宝钗要摒弃成见，不带先入之见。薛宝钗封建意识重不假，但说她成了大观园中的“封建卫道士”，似乎有失偏颇，上纲过高。因为她虽然对贾宝玉等有所劝谏，但并无任何压制“叛逆者”的行为。由于没有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后四十回区别开来，对林黛玉的叛逆性估计过高，成为反封建的“叛逆者”，而且说林黛玉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于是林黛玉就必定要有一个对立面，结果宝钗和黛玉这两个少女就成了大观园中封建势力和反封建势力的代表。实际上从黛玉叫刘姥姥“母蝗虫”来看，她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未必比宝钗强。当然，应当承认，薛宝钗的封建意识确实比林黛玉严重得多，这是这两个人物思想评价的主要区别。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这个区别被进一步夸大，作为“政治标准”压倒了一切。于是本来在曹雪芹笔下寄予相当多的同情的薛宝钗——尽管同情的程度小于林黛玉——只能作为林黛玉的政治对立面出现在许多文章之中。其实她们的分歧和矛盾没有那么严重，“斗争”就更加谈不上了。
二是人们过于喜爱林黛玉，于是殃及薛宝钗。从清代两位好友为了争论黛钗孰优孰劣几动老拳等记载来看，人们也许对黛玉印象较好，但差别并不很大，因为毕竟也有人为“保卫”宝钗而挥拳呢。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红学政治化的结果，对林黛玉的思想艺术评价急剧升温，而对薛宝钗的评价相应大大下降，尤其是道德评价极低。两位少女之间的差距几乎成了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别，各自成了对立阶级或政治势力的代表！造成林黛玉“悲剧”的相当一部分责任，被不公平地转嫁到了薛宝钗身上。
三是中国人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文化心理和同情弱者的作用，使评价的天平向黛玉倾斜。在宝、黛、钗三角关系上，宝黛之间的刻骨铭心之爱得到人们深深的赞许与同情，结果未能如愿结合，令所有的读者为之扼腕叹息。宝钗虽然丧父，毕竟还有母、兄呵护，而且经济条件优越，可以随时离开贾府生活。而黛玉父母双亡，寄居舅家，虽然受到很好的照顾，终不免时有孤寂隔膜之感。有一个现象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即人们在择妻或择媳时多半都会选择薛宝钗，但在宝黛未能结合上普遍持十分遗憾与同情黛玉的态度，而且在宝黛成婚还是金玉联姻的问题上通常都主前者。这个矛盾现象，可以从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去解读，很有意思。同一个或一组艺术形象居然能够塑造到这种似乎矛盾而又有理还格外有味的程度，实在不能不佩服曹雪芹！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第一个因素的作用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人们会比较正确地认识薛宝钗封建意识的问题，不再将它看得太严重。第二个因素的作用也在缩小，因为在人们比较公平地重新评价薛宝钗的同时，也有更多的读者会感到过去过于抬高了林黛玉的思想评价。不过第三个因素没有什么变化，还会长期起作用。
薛宝钗形象充满着是是非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实何止薛宝钗，许多人物，不少描写，都是这样。这也正是《红楼梦》充满无穷艺术魅力的一大原因。
孰优孰劣话黛钗
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和好恶，十分寻常。一般都不至于产生严重争执，无非是各执己见便罢了。但《红楼梦》却不然，其涉及争论话题之多，程度之激烈，关注者介入者之普遍，是任何其他作品所没有的。
林黛玉和薛宝钗究竟谁优谁劣，自《红楼梦》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前文说过，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两个文人邹彛托聿桥笥眩迯｜拥林贬薛，而许伯谦尊薛贬林，两人自然各有一套理论和根据。有一年春天，两人谈起《红楼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意见不合而争执），几挥老拳，而毓仙（他们的一个朋友）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许伯谦对邹彛担骸熬文啵ㄍ绻蹋┒换俊弊迯｜说：“子亦何为窒（不开窍）而不通耶？”两人“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一部小说的艺术形象居然能让人争论到这种程度，何况还不止争论黛、钗二人，古今中外，闻所未闻，可谓千古佳话。这正是《红楼梦》艺术魅力无穷的表现之一，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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