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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作家刘心武在了解到部分红学家对他的批评意见之后，写了一篇名为《我的初步回应》的文章，对近日红学家蔡义江和胡文彬的批评做出正面回应（下附《我的初步回应》全文）。
回应全文
我的初步回应
这些天来，接到很多电话，北京和外地不少媒体，都希望我接受采访，所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艺术评论》杂志今年第10期，封面上就印着“红学界反诘刘心武”，里面有一个专辑，一篇是批评者自己写的，另外三篇是批评者接受采访的记录；还有《新京报》10月30日，胡文彬接受记者采访，对我提出批评；打电话来的传媒记者，他们想采访我，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直到我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总是对他们说，抱歉，关于对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座，以及根据演讲稿整理出版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各方面的反应，我还没来得及一一细看，我应该首先是听取，加以消化，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回应，以及如何回应。
现在，我也还没有把有关的材料读完，电视台转来的一大包观众来信，我还只看了一半。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出了一本书，能有反响，而且是比较大的反响，是一件好事情。
现在，我想先把蔡义江先生和胡文彬先生批评我的文字中，两处实在读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就教于他们，也希望旁观者，能帮助我弄懂。
蔡义江先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对我的批评，是接受记者采访。杂志刊登前，应该给他看过，并认可。这篇采访亮出一个身份：“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先生”，我不理解，批评我，为什么要亮出这样一个身份来？这让我很困惑。当然，蔡先生还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创始人之一、副会长、红学专家”的身份。我欢迎批评，但我觉得，大家既然是讨论《红楼梦》，就应该是完全平等地来对话。两届政协委员，这和讨论《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副会长”，在讨论《红楼梦》时，也应该平等待人。采访者对蔡先生的采访记录，题目是《请告刘心武：新索引派之路走不通》，这应该是蔡先生的原话。我总觉得，在我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似乎更礼貌一点吧。
再说，我又不是由蔡先生等创始成立的那个学会的会员，不必受其章程和领导班子的约束管理，他批评我，怎么用这样的口气呢？我爱好《红楼梦》，研究《红楼梦》，走什么路是我自己的事，怎么会被他这样“叫停”呢？真的很纳闷。
胡文彬先生对我的批评，其中一句是：“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真的不懂。我在家里“猜谜”———胡先生这样概括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我认为不准确，但就算我是“猜谜”，还好，他恩准我可以在家里进行，也还可以写出著作，但他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不能———不能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去“宣传”我的观点，这话真让我发愣。我能自己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传”就“宣传”成吗？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向我发出邀请，我接受邀请，才去录制节目的，节目录制后，经编导剪辑制作，也不是我想让他们播出就能播出的。那么，在中央电视台邀请我的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怎么就“不能”应邀去录制节目呢？如果胡文彬先生是认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不能邀请我去录制讲《红楼梦》的节目，中央电视台不能播出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他应该把话挑明，去跟中央电视台说“不能”。但就我自己而言，在这里，我要明确地回答胡文彬先生：在对方邀请的情况下，我不是“不能”，而是“能”，也就是，我可以接受邀请，去讲我个人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这是我绝不能放弃的公民权利。实际上，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去伦敦进行过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的《红楼望月》里，有记载那次活动的相关文章。
有一个情况，应该跟大家说，那就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近几年来一直在邀请红学方面的专家去录制节目，推出了《新解〈红楼梦〉》等系列节目，2004年《百家讲坛》录制编辑了《红楼六人谈》，播出后都出了光盘，而且，那六人谈的六个人里，有一位是蔡义江先生，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出现的情况，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就是今年《百家讲坛》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影响比较大，出书后又销得比较好，其实，这样的事态也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恳切地希望各方人士，如有兴趣，都无妨来研究一下。
2005年11月4日
刘心武
台湾红学家为刘心武鸣不平
扬子晚报 11月04日
《红楼梦》今年似乎特别火，先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在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做了“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后有青年学者吴祚来一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掀起对文人介入红学研究的大讨论，最近则是一帮红学专家联合撰文对刘心武“群起而攻之”。昨日，台湾著名美学家蒋勋趁随台湾著名的舞团“云梦舞集”到上海演出舞剧《红楼梦》之际，忙里偷闲“溜”到南京，带来自己的红学作品《舞动红楼梦》。蒋勋谈到大陆目前对《红楼梦》以及红学的诸多争议，显得有些忿忿不平，“红学研究者正在把《红楼梦》的市场越变越窄，为什么要人为制造进入《红楼梦》的障碍呢？”
蒋勋告诉记者，《红楼梦》在台湾当地最大的连锁书店之一诚品书店，连续很多周的销售排名都是倒数。于是一帮热衷于向青少年推广普及《红楼梦》的学者分散到台湾的各个城市，以开讲座的方式一回一回向青年人介绍《红楼梦》的魅力所在，几个月后，《红楼梦》的销量竟上升至第一名。“其实并不是不能看《哈利·波特》，只是希望青少年知道，我们中国也有一本经典著作是值得看一辈子的。
谈到目前大陆红学界沸沸扬扬的争论，蒋勋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了解程度，不过言谈温文尔雅的他还是忍不住要站出来为刘心武说话：“其实《红楼梦》应该是个公开的领域，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进入，考证、研究都没问题。没有必要非要正本清源，一个套路才行。”在蒋勋看来，红学发展到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红楼梦》原著的伤害，太注重考证会给青少年带来误导，觉得《红楼梦》太过高深，产生阅读畏惧情绪。“其实十几岁的孩子完全可以把《红楼梦》看成是一群少年之间的故事，先进去，然后再通过反复地阅读来逐步理解。如果以后《红楼梦》连看的人都没有了，再做考证又有什么用。”（本报记者 蒋玮 蔡震）
红学界终于说话了
大河报 10月31日
在著名小说家刘心武在台上”越俎代庖”了很长时间后，沉默的中国红学界终于说话了近期，作家刘心武出版了《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两书，销量可观。刘在这几本书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这自然引起主流红学家不屑。在最新出版（第十期）的《艺术评论》上，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表示对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的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必须说话了。
“新索隐派”走不通
曾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蔡义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他把刘心武的观点称为“新索隐”。
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两人曾经激烈交锋。蔡元培认为，小说作者深怀反清复明大义，《红楼梦》的描写都是作者的隐笔，藏有真实历史人物的各种秘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虽然学术界有人认为，胡适的观点跟他一直痛斥的索隐派没有大区别，但比起索隐派寻找的虚无缥缈的历史，胡适发现的历史（胡适认为红楼写的是曹的家世）更实在更逼真。
蔡义江认为，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之所以把刘心武归为新索隐派，“老索隐派影射的还实有其人的话，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则是虚妄的。刘心武只是回头走了一条自红学产生之初，就出现的索隐派老路，而这条路已被红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
蔡义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坚决地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
刘心武有几大误区
《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在《艺术评论》上发表看法，认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有几大误区，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秖那里，胤秖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且四处宣讲，还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
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新索隐派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唯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批语，是脂砚斋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一百多首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孙玉明说，治学不严是新索隐派第三大误区。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作为红楼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孙玉明总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关于红学的奇谈怪论，他记得“几年前霍国玲姐弟《红楼解梦》影响很大，又到北大举行讲座。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你不反驳，许多人都会对红楼梦学会提出意见……”
史学研究要靠证据
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发言的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员、著名红学家张书才。他专门从事清史的研究，这为他的红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另外他在历史档案馆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研究者无法接触到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写出了许多关于曹雪芹及其家族考辨的书和文章（《曹雪芹旗籍考辨》、《再谈曹瞓获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探》）等。他从曹雪芹身处的历史背景和曹雪芹家族的经历来入手，对新索隐派规劝道：“史学不是靠‘悟’，而是证据”。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为了证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便从康熙第一次废太子胤秖讲起，把康、雍、乾三朝的这段历史都拉扯上。可是讲来讲去，都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果没因。
对此，张书才说：太子间的争夺完全是宗室的内部问题，曹家不可能卷入这个案子。根据宫廷里的建制，曹家作为内务府的人不可能到亲王府里做事的。把曹家说成是“太子党”乃无稽之谈。而“新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