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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羡慕他们的好记性。就散文作品说吧，我便根本回答不了那些问
题，尽管知道，能够真正回答出来，至少也是颇有趣味的事。
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散文并发表它的，我检
查了我的第一个散文集《荔枝小品》（1927）。从其中那些较早发表过
的作品，看到所署时间为1924—1926 年。这当然是可靠的。但是，在这
些年份之前，我大概已经写过这类文章，不过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没
有收进集子罢了。
五四运动之前，我已经耽爱了文学，但主要是旧文学。就是所读的
小说，也大都是文言的，如《聊斋志异》及那些时候流行的《玉梨魂》
之类。大约1920 年前后，我转向了，我溺爱起新文学来。既然爱读那些
新文学作品和理论，自然不免要学样写作起来。记得所写的有新诗、散
文，甚至还学写过诗剧，那大约是受了郭老①《女神》的影响吧。同时在
另一方面，我又迷恋上老百姓的口头创作，热心于搜集、记录歌谣、故
事。
我初期写作的新文艺作品（包括散文），有不少是发表在南洋一家
① 即郭沫若同志。
日报的副刊上的。因为该报的总编辑是我的老师陈散尹先生。他可说是
我新文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恩师。他离开陆师后，到
南洋去帮同乡办报，我们经常通音讯。因此，我那些时期的习作，就大
都在他主编的报纸上与读者见面。
话有些扯远了。我写作和发表散文虽然开始于20 年代前期，但是比
较集中心力去从事的，却在1928 年秋天，我从广州转到杭州教书之后的
那段时间。1929—1930 年间，我印行了两本散文集——《西湖漫拾》和
《湖上散记》。其实，那些时期，我还出版了一册谈论文艺的集子——
《柳花集》。从其中大多数文章的气息和风调看，也是絮语散文性的。
记得阿英同志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史料索引时，就把它算作我的散文创作
集之一。这可说是我散文写作的高峰时期，虽然它并不就是我这方面创
作质量的比较成熟时期。
这些时期，我散文中所写过的、比较突出的对象是山水、草木等自
然景物。这除了那时个人的思想等原因之外，客观环境是很有关系的。
我正住在西子湖滨的杭州，而且有些时候简直就住到湖上去了。自然，
文集中还有写人物、评世相、谈文艺，以及直接抒写当时个人情怀的篇
章。这些可说是《荔枝小品》内容的继续、扩大乃至于深化（部分的）
吧。
我那些散文，在风格上大都比较幽静、清淡。这种风格到底是怎么
来的呢？在《荔枝小品》付印时，朋友们的看法和后来一些评论家的意
见，大都认为是受了新文学运动初期一些作家的影响，或者属于他们一
个文派。这种意见我自己也是相当承认的。因为在那些时期，我的确诵
读过周启明①、叶绍钧、谢冰心，以及俞平伯等人的文章或专集（如《自
己的园地》、《剑鞘》等），有的还使我一时非常倾心。
但是，就在我初期的散文中，风格也不是很单纯的。它所受的同时
代作者（包括年岁比我长的前辈）的影响也并不是单一的。稍微具体点
说，在我当时的散文中，除了那些比较显眼的闲适的作品之外，还有一
些是批评性的、随感录（后来所谓“杂文”）式的。它更具有时代的气
息。而对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却是《语丝》里的另一类文章，另一些前
辈。只是这类文章在我前期散文中并没有形成主要特色，因而被批评者
所忽略了。
在我前期散文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内容到风格上都呈现着受过古
典文学（特别是宋、明才子派的散文小品）熏陶的痕迹。这种痕迹，在
《荔枝小品》中已经出现，在杭州时期的作品就更为显露了。
这种特点的形成，跟我当时的世界观和所写过的题材，当然都有相
当关系；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文学上的爱好和修养。我从小就
喜欢古代文学。《古文释义》、《唐诗三百首》等古典文学初级读本，
不消说，早就念得烂熟了。我特别爱读苏东坡的小品文，见了就不肯释
手。他的那部从日本版本再翻印过来的《苏轼小品》，现在还经常放在
我睡床前头的书柜上。我偶而翻翻它，总觉得有些会心（当然是在新的
思想基础上了），同时也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它对我早期散文的影响是
不能否认的。
① 即周作人。
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件有关的旧事。当我第一次在中山大学工作的
时期（1927—1928），正好顾颉刚从北京、上海等地为学校研究所购回
一大批旧书。其中，《皇明十六家小品》我看了非常高兴。当时还曾经
选录了其中的一些作品做为中大预科的国文教材。这部书对我无疑也是
有影响的。到了杭州以后，我又爱读张岱的《西湖梦寻》、沈复的《浮
生六记》以及《四时幽赏录》等。这些也是不能不在我早期的散文上留
下飞鸿的爪印的。
我前期散文，受了古典文学的影响，不但痕迹显然，而且所以造成
影响的原因，也是蛛丝马迹，历历可寻的。可惜，过去批评我的散文的
同志们，大都着重思想的检查（对作品内容情思正确的分析、评价，当
然是必要的），却没有用多少心思去顾及其他方面的考察，所以把这种
特点和它的形成原因都忽视了。这使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成功的文艺
批评家，比较丰富的文学素养、宽阔的视野和细心的观察能力，是何等
重要！
社会不断变化着，人的思想和学艺也不能固定在一个点上。30 年代
开始以后，我的学艺的方向，集中于民间文艺和民俗的搜集、研究，很
少再写作那原来对之兴致勃勃的散文。这个过程仿佛是从高峰堕落到深
谷的样子。自然，此后在阅读上和广义散文（如论文、序跋等）的写作
的某些方面，我并没有和散文小品完全断绝关系。
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提起来就使人难过的事情。1936 年夏，我在
日本进修告一段落，将要回国之前，利用那段空隙时间，以散文札记的
形式陆续写了一部稿子。目的是记录下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以为这
段住在国外生活的纪念。它虽然主要是文献性的，但是，无疑体现了我
那时期对散文的看法和新的修养。可惜由于日本侵略军迫近杭州，我带
病离开那里，那册还未排成铅字的散文稿本，跟其他的一些书籍，都在
罪恶的炮火下成为灰烬了。这是永远无法补偿的损失！
战争改变了一切。像我这样一个长期蹲在书斋里的学徒也不能在炮
声、轰炸声中安住下去了。抗战第二年七八月间，我辞去江苏教育学院
（它是从无锡迁到桂林的）的教职，从桂林到广东前线（第四战区）。
不久由广州迁居粤北。1940 年春间，当地驻军击退了向北进犯的敌人，
报上称为“粤北大捷”。战区军威民心为之一振。接着，我和杨晦、黄
药眠等作家，受战区编委会的委托，到从化一带前线慰劳军民，并收集
资料，拟写作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以鼓励军民抗战情绪。我分担写作
的是散文、报告。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地行脚（前线交通工具困难，大部
分的路程真是靠两条腿行走的），在秋天里，我们回到了曲江（当时广
东省政府所在地）。我在与陈原同志共同编辑《新军》杂志之余，陆续
写成了几篇报告（《银盏坳》、《残破的东洞》及《抗日老英雄——萧
阿彬》等），原想辑成个专集出版。可是战时印刷发行条件很困难，结
果没有成功。这些战地报告，当时一部分被收入《良口之战》（战地报
告文学集），其他，后来大都陆续发表在《文艺春秋》、《自由世界》
等刊物上。
对于散文写作，在基本上中断了许多年之后，由于生活的变动和客
观形势的需要，我奋然拿起了写作战地报告文学之笔。这在我学艺活动
上是一个飞跃！报告文学的写作在我的确是生疏的，尽管我曾经很认真
地读过《秘密的中国》、《震撼世界的十月》等名著。但我当时写作这
些报告文章，是带着极严肃的态度去构思和挥毫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所
制作的是一种战斗的精神武器，它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作为
民族成员的自己是否尽到应尽的责任等问题。
因此，今天回头去看那些带着火药味的文章，虽然它在内容和形式
上有着种种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重视它。因为作为民族革命时期军民
奋斗情形和民族所受深重灾难事实等的留影，它是具有历史文献意义
的。何况其中还体现着自己那联系着民族和人民命运的愤恨和喜悦感情
呢？跟这种后期散文比较起来，我觉得前期所写的那些文章大都局限于
个人的兴趣和哀乐，在颜色上是比较苍白的。而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动
人心魄的艺术，必然是充满血色的。从这点说，我的几篇报告散文，多
少是值得自己珍惜的。
1945 年8 月，日本侵略军投降了，全国人民都希望从此能过上安定
的日子。但是，国民党的好战派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悍然挑起内战。
次年，他们下了所谓“讨伐令”。从此，不但要在整个大陆上歼灭广大
人民革命的军队和政权，连对于国民党区内的那些进步的人物和文化机
关也要进行扫荡了。1947 年夏天，广州中山大学当局接受了“乱命”，
解除了我和其他几位进步教授的聘约。我于7 月末，考完该校文科研究
所研究生的毕业试之后，便化装逃往香港。接着在民主党派联合创办的
达德学院文学系任教。
这时期，香港，这个中国南端的自由港，却成了由大陆移来的各民
主党派总部和许多进步人士的聚集地和活动地。许多争民主、反内战的
政治、文化集会不断在那里举行。进步的文化刊物也在书摊上出现了。
它们有的是从国内移来的，如《群众周刊》、《文艺生活》等。也有的
是在那里新创办的，如《大众文艺丛刊》、《小说》月刊等。在这样的
环境中，我不能仅仅做一个文学教师，同时必须做一个文化的、文艺的
战士。我们大力提倡方言文学运动，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文艺大众化”
的主张应用到中国的特殊方言区（广东），从而教育、鼓舞更多人民为
当时的解放战争而奋力。此外，为了满足主客观的需要，我还写作一些
文艺评论和散文。后者如《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人民的歌手》、
《忆达夫先生》及《悼朱佩弦先生》等。这些散文，既是抒情的，也是
意识到它的社会责任的。
这时期我所写的散文数量并不多。从思想内容看，基本上是抗日时
期报告散文的继续和延伸。在文章风格上，也跟那些报告相似，一般比
较谨严、精炼。它大大矫正了我早期散文那些散漫、粗糙的毛病。这种
风格大体上延续到解放后的写作中。
像上文所说，我过去所写的散文，有前后期之分。1930 年，大约可
以说是一个界石。后期的散文，变化是相当大的。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主要当然是个人生活实践和世界观的变化。中日战争，是民族的大劫难，
是一座火的地狱。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大学校、大熔炉。我的思想、世界
观，主要就是从那里得到脱胎换骨的机会的。作为逃亡者寄居香港时，
是这种机会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这些变动使我后期散文有了新面貌和
新精神是不用说的。但是，这不能说是那原因的全部。事情还有另外的
一面——即使它不是主要的一面。
1930 年以后，我除了把大部分的精力集注于学术的研究之外，也不
断诵读着国内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像罗曼·罗兰、法朗士
等的散文，我是反复诵读、细细品味过来的。特别是罗兰，他的思想和
艺术，在一个时期里，差不多成了我精神的血肉。其他欧美和日本散文
名家的作品，我也曾耽读过不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生涯是相当坎
坷的。我是一个喜欢蓄积书籍而又无力保卫住它的人。藏书失了又补，
补了又失，这样已经好几次。有许多心爱的书，都不由自主地失去了。
所幸在那些仅存的旧书里，还保存着《易匹鸠尔之园》、《超越混战》、
《斗争十五年》、《亨利·来克拉夫的手记》，以及《做梦的人》等残
旧的书册。它们曾经是我心灵的伙伴，现在也还不失为老朋友。我要卫
护它们，直到我生命存在的最后时刻。
对于那些名家的作品，我虽然那么耽爱，却没有存心去模仿它们。
因为我知道这模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