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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都市书店或地方教育机关刊行了。有关歌谣、谚语、传说、故事（又
称“童话”）等的探讨文章和评述篇章也不断地在期刊上出现。
在《歌谣》周刊创刊后的那几年里，搜集出版和谈论民间文学，形
成了一股巨大汹涌的浪潮。这一段学术活动的经历，因此成为我国现代
文化史和学艺思潮史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并且受到国外学者的注
意。他们已经对它开始了专题探讨，还写成了有一定分量的学术论著（例
如美籍学者洪长泰博士的《到民间去》等）。
①
1927 年，我曾选编该刊一部分论文为《歌谣论集》，于同年印行（北新书局）。
我国近年来学界在民间文艺和民俗学领域都有巨大进展，气象是十
分喜人的，尽管它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种伟大的、炫目的成
就，从它的形成阶段看，固然有它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但如果我们
从学术自身发生、发展过程的规律看，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也不是跟我
国现代史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歌谣学的兴起和活动，正是它的密切相关
的部分）毫无关系的。换一句话说，《歌谣》周刊等的文化活动是对当
前这种新局面有一定影响的历史因素。人文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
的，歌谣学等的发展，又何曾能例外呢？。。
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引导下走上新的学艺道路的。从我
的专业思想和实践的经历说，《歌谣》周刊给我的影响是相当巨大而深
远的。当此《歌谣》周刊诞生70 周年的时候，不但在感情上要求我叙述
跟她那段亲密的学艺关系，而且在道义上也要求我有责任这样做。这种
关系不止是我个人的私事，她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史上这方面学术史的一
角。这样想来，我就不再顾虑其他，而欣然动笔来略述我们的那段关系
了。
二
事情过去已经70 年了。个人经历了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它的细节）
还不可能都记得清楚，何况我又是一向不大记日记的？尽管如此，大略
的情形还是能够记得的。因为它（我跟她的关系）是我学术史、乃至生
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何况眼前还有《歌谣》周刊里的记载可供参考呢？
我跟《歌谣》周刊发生关系的时期，正当我20 岁的前后。那时我在
故乡海丰的一些小市镇里教书。这种环境，在当时自己的心里，是对它
感到不快、甚至要给以诅咒的。因为它压抑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希望。它
叫我难以开拓广阔的眼界，不容易获得滋养的精神食粮。然而，天下间
的事情，往往是同时利害互见的。谁知那可诅咒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有
利于我学艺事业的活动呢？我正是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环境中，开始
接触到《歌谣》周刊，并且进行了对歌谣等的搜集、记录和思考活动的。
大概是1923～1924 年间，我开始读到《语丝》杂志。这当然大大激
起了我心灵的喜悦。可能正是从那个小刊物里得到的信息，我知道了有
《歌谣》周刊这种刊物的存在。也许是由于我的请求，那位与我有过通
信联系的北大文科教授，嘱咐管发行的同志（可能是常惠先生吧？），
给我陆续寄了《歌谣》。那大概已经是第48 号左右了（以前各号，我除
了得到该刊合订本第二册之外，后来又借阅了容肇祖先生所保存的、原
附在《北大日刊》上的那20 多号）。以后，我继续阅读该刊，直到她停
止刊行。她那册蓝底上有白色的镰月和许多星星封皮的周年纪念增刊，
我也荣幸地受赠过。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欢
喜”，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欢喜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
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
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
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
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也许是由于我的这
种向心力和积极寄稿的行动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被吸收为歌谣研究
会的通讯会员了——记得那是由常惠先生办理并通知的。
现在检阅当时出版的该周刊由，我跟她的关系，如果从寄稿算起，可
以说开始于1924 年4 月。在那个月份的11 日所刊行的周刊第54 号《来
件》栏里，这样记载着：“4 月16 日，收到钟敬文海丰歌谣6 则。”这
是我与《歌谣》有槁件联系的破题儿第一遭。第二次寄稿，约在这次以
后一个半月左右，该刊第61 号（6 月29 日出版）《来件》栏里记载着：
“20 日，收到钟敬文《恋歌集》1 册（有海丰山歌72 则）。”这是我对
她的一件分量不薄的献礼。第三次寄稿，则在同年8 月。该刊10 月19
日出版的第64 号，在《来件》栏里有如下记载：“8 月9 日，收到钟敬
文广东海丰歌谣杂谈2 册。”此后，该刊还有收到我所寄材料的记载，
为避免繁琐，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我在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开始于第67 号（1924 年11 月9 日）。
该文即上面提到的《歌谣杂谈》的第1 篇《读〈粤东笔记〉》（第1 节）。
《歌谣杂谈》共15 则，由此文起，周刊陆续发表其他各节，直到最后一
则《叠韵语》（第85 号，1925 年4 月5 日）发表完毕为止。此外，我还
在该刊陆续发表了其他一些关于歌谣、民俗、方言等的随笔、小品和通
讯文字多篇。
现在，把我在这段时期（1924 年4 月～1925 年5 月）向该刊所寄投
的资料和在刊面上所发表的文字，加以概括，分为三类，并就各类稍加
谈叙。
（一）第一类——投寄所搜集、记录的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料；
（二）第二类——发表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与小品；
（三）第三类——关于歌谣、故事及民俗的通讯与论讨。
第一类，我所投寄的口传歌谣和刻本俗歌等资料，除歌谣6 则与《恋
歌集》外，还有潮州书坊刻本的《老丑歌》、《戒烟歌》等唱本，以及
谜语2 则。在这些资料里，比较重要的，自然是那册《恋歌集》。
《恋歌集》记录的都是广东东江一带客家人的情歌（泛称“山歌”）。
客家山歌，现在已成为广大读书界的常识事物，并且受到海外学者的注
意。但是在六七十年前，除了当地人士外，晓得它、特别是欣赏它的人，
实在不多——虽然近代诗人黄遵宪（梅县人）早就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
并大胆地把它收入自己的诗集中（《人境庐诗草》）。我当时受到《歌
谣》周刊的鼓舞，在短时间内，从当地讲客家话的人的口里搜集、记录
了这几十首民间情歌。我当时对于它，不仅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去
记录、考察它，而且是同时作为文艺读者去欣赏、吟咏它的。记得当时
曾经在那本子上题了两句话：
恋歌一卷亲收拾，
要与风诗补粤音。①
这种年轻人对于乡土艺术的热爱和学术抱负，现在看来，不免要作
会心的一笑。
可惜，当时北大困于经费，《歌谣》周刊所收到的许多册歌谣、谚
语等集子，都被搁置起来，终至无影无踪地消失了。我的那本《恋歌集》
（据我所记忆，那段时期还曾寄投过一册《輋歌集》），当然没有更好
由
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新影印发售。
① 《歌谣》周刊，除了当时北大出版部所印行的原刊本外，解放后，国内曾经
的命运！但不幸中之幸，在那个时期，我又在新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
辑成一部《客音情歌集》（她可说是《恋歌集》的姊妹篇吧），交给了
北新书局，在1927 年印了出来（此书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影印本）。
这算是对于那已消失的《恋歌集》的一种补偿吧。
第二类，我在该刊发表的关于歌谣、方言等的随笔与小品，除了一
系列的《歌谣杂谈》外，还有《谈谈故乡医事用的歌谣》、《混号》等
零篇文章。现在且着重谈谈《歌谣杂谈》。《杂谈》15 则，虽各篇长短
不一，但总是一时凭感兴写成的学术随笔、小品。内容以谈歌谣为主，
也旁及谚语、方言。其中一些多少有点参考价值，像《南洋的歌谣》、
《潮州婚姻的俗诗》、《歌谣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双关语》及《海丰
的邪（輋）歌》等。80 年代我在编辑自己的民间文学论集时，曾经把它
一部分收了进去。
这些文章，虽然在体裁上只是些随笔、小品，但是它毕竟是一种理
论性质的著作。从我当时的学历、经验的情况讲，是不应该撰写它的。
这颇有点像小孩子扛大鼎般的不自量吧。因此，现在看来，这些文章，
一般不但见解粗浅，而且资料贫乏，考据更无足取，个别地方甚至有知
识性的错误。如果要说它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表示了我对民
间文艺的痴情热爱，表明了我对这门新兴人文科学的一心向往和曾不惜
为它废寝忘食地执笔的旧事。再者，就是这些文章也多少反映了我在这
方面的一些幼稚的理解和看法。而这正是我后来发展了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在长期历程中的初步阶梯。这是我现在已怕于正视而又不能忘情的。
第三类，我对于《歌谣》发表的论文作了反应（通讯）和对于别人
的讨论文章给予回答。这些反应和回答的文章，都登载在该刊上。在那
段时期，《歌谣》周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有分量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歌谣
的，另一篇是关于传说的。前者是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
（或者简称《看见她》，刊于该刊第63 号、第64 号），另一篇是顾颉
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上篇（刊于第69 号）。这两篇长文一出台就
博得读者的喝彩。许多学界中人，纷纷投函表示赞赏，或提供有关资料，
也有的撰写了相关的辅助论文。我当时也敏感地做了反应。对于董先生
的文章，我提供了故乡“吃咸茶”的风俗资料（《关于〈看见她〉的通
信（7）》）。对于顾先生的文章，我自1925 年12 月5 日至次年6 月1 日，
前后共给他写了5 次信，除了对他的文章表示看法外，其余大都是提供
与该文有关的资料及陈述某些意见的。那些资料，有的来自古代文献（如
李白的《东海有勇妇》、张籍的《筑城曲》等），更多的却来自民间口
传和地方刻本。让我在这里试节录第一封信中的一段对该文看法的话：
读尊作《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甚佩！这一个流传了2500 年，按其境域几乎传遍了“中
国全部”的老故事，本来千头万绪，很不容易捉摸的，给先生这么一度整理，犹如剥茧抽丝，毫
不紊乱；而且替它解释了许多“所以转变”的理由，尤其精心独到。其实呢，像先生这样整理的
作法，是对于中国现在学术界很有裨益的工作。。
这种评价，表现了我当时的钦佩心情，也是对这篇新传说学的优异
成就所作的适当估计。记得在顾氏的文章发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那
种研究方法成为学界的流行做法。我信中所提供的资料和某些有关意
见，也得到顾氏的容纳或赞许，认为有益于这个传说的进一步研讨。我
也由于这种不断通信的关系，终于成为他学术上的朋友。
此外，我还回答了王嗣顺先生关于“山歌”问题的讨论。原因是他
在《歌谣》上读了我的《山歌》随笔印，提出了不同意见，我给他做了回
答。在这封信里，我的见识虽不怎样高明，但多少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
的态度。古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正是我们从事学
术工作的人的座右铭。这种态度，直到现在，我还时常用以警戒自己，
并用它勉励年轻的研究生们。
以上简略论述了我当时跟《歌谣》周刊关系的三方面活动。总之，
我想说，在70 年前的新文化大潮中产生的那份民间文学小刊物，她对我
的哺育，我围绕着她所进行的活动和她对我一生学艺道路的作用，是其
他任何学术影响所不能比拟的（除了马克思主义）。
毫不夸张地讲，《歌谣》周刊，是我早期学艺的乳娘和恩师！ 70
年过去了，我这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已变成90 老翁。如果几十年来，
个人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方面有些微贡献，那是跟那颗最初照亮我学
艺道路的星斗（《歌谣》）的影响无法分开的。
我怎能用笨拙的语言，写出我的感激之情呢？。。
1992 年，立秋之日，于西下庄。
上文草成后，余兴未尽，因填《临江仙》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