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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故意吹求的。欧洲尽有些文艺家，他们初次的作品发表时很少有人
称赞，甚至于大受攻击，必待第二次或三四次的著作出来，才确定了他
们的地位。这部《烈火》，是黎君的处女作，即使算不得很成功，也是
对他将来光明的前途无损的。黎君是一位很致力于艺术的人，他的创作
集，最近出版的有《雹》、《破垒集》。他那枝生花的健笔，正在继续
地写作着。谁能说他会没有很荣耀的成功在后头呢？期候着，并且致其
虔诚的祝福，我和一般的读者。
1927 年8 月18 日《拜仑传》序
我没有留心过现代的传记学。我既不大知道现在传记所到达的确实
成就，更不知道关于它的性质、历史、风格和效能等，学者们曾经有过
什么讲究。过去虽然也偶然读过一二册外国学者所写的“传记文学”一
类的小书，但是，隔了许多年日，那点儿知识，早已像月下远山影子般
模糊了。我现在来谈传记文学，不过仅仅拿个人一点微薄的经验做根据
罢了。
我少年时期，虽然也曾经在“子曰馆”里念过一些时候的“人之初”，
但是，大体上总算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而这种教育性质的不完全，恐怕
现在30 岁以上的人士是并不难于想像得到的事情。在那闭塞的小市镇的
学校里，我一面读着雇佣编辑家们撰述的课本，一面又哼念着那些唐诗
宋词的古典著作。像外国少年所容易得到的活泼有趣的名人传记等读
物，是没有福气上眼的。因此，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兴味发生得很迟缓。
可以说直到近年来才对于传记文学感到真实的爱好。
第一位启导我对于传记的爱重的，恐怕要算罗曼·罗兰先生。他那
几部名人传，我是用着对一册比一册更热烈的情绪诵读过来的。他不仅
仅教导我深切地了解和敬爱那些大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教导我去热爱
着记述那种伟大人物的文学。实在的，因为诵读托尔斯泰、米克朗基罗
和其他等传记的不容易找到比拟的感动，我才用很大的兴味和期待去诵
读《罗曼·罗兰传》、《雪莱传》及《伏尔泰传》。换一句话，由于罗
兰先生的启导，我才有意地去搜读兹维格、摩罗哀等名手的作品。而从
那些作品里，我吸取了最醇美的生命和艺术的液汁。
一本传记，或者说一本好的传记，对读者所能够引起的兴趣和产生
的实益，决不在一般的文学名著之下。你试想想，当我们披读着一个艺
术家、思想家或政治家的生平记录，他所受的熏陶，所处的环境，他的
思想和性格，行动和挫折，。。一切内外的现象和经历，都浮雕般显现
在我们眼前。我们有的时候，陪他高兴，有的时候替他掉泪。有许多事
情会唤起我们的沉思，有许多事情，又催迫着我们振奋。我们不是在读
小说，不是在听奇谈。我们是在接触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活跃的灵魂，
而从那里得到了最实在的教益。我们读罗兰先生的《托尔斯泰传》的时
候是这样，读路德威希（Ludwig）的《耶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的传记，是真挚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
拜仑这个异国诗人的名字，在今天我们读书界一般人的眼中，总不
算是生疏的了。
有许多人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念过他那《哀希腊》诗章的译文。（而
且只要不是太缺乏热情的，就会发疯般喜爱它，直到长大了也不容易让
那印象从脑里消去。）而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贡献给反
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军的悲壮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
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从心钦仰和喜欢讲述的。但是，我们文坛对于这位
革命诗人的介绍，好像太过缺略了。《哀希腊》几章悲壮的诗歌，虽然
译述得那么早，而且一再地烦劳了名家的手笔。但是，直到现在，我们
还没有《哈罗尔德漫游记》，或《唐·璜》的译本，甚至于一个薄薄的
诗歌译集都没有。关于这诗人的生平，我们的研究家或介绍家也一样那
么吝惜。我们还没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不管是写作或译述的。因此除
了少数能够直接阅读外国文书籍的以外，许多想比较详细地知道他生平
的读者，都不能得到满足愿望的机会。这种缺陷，实在已经到急待填补
的时候了。现在这个传记译本的出版，或者多少可以算做一点值得欢喜
的事情罢。
对于拜仑诗歌的价值，批评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诗作
是曾经摇撼过欧罗巴的读书界，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学上乃至于思
想上的“拜仑时代”的。在今天或稍后的世代里，他那狂风烈火般的诗
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着激动反对专制和因袭者的心灵的伟力。大
家只要承认这种已然的及可能的事情便够了。别的精细的剖析讨论，我
想让别的人在更适宜的机会去做罢。
谈到拜仑的生平，像这个传记里详细地所叙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汹
涌着惊涛骇浪的江海。他那幸福而又不幸的家庭，倾倒一世的诗才风貌，
放肆或者侠义的种种行动，。。这些构成一个惊心动魄的人生纪录。在
这里，没有平凡，没有因袭，没有死气奄奄的沉静。它是力，是反抗，
是不可捉摸的飞动。
是的，拜仑的某些行为，是诡异得叫人不免皱眉头的。像他一般地
对于女性的卑视，对于游乐甚至虚荣的耽溺，便是一些好例子。试读摩
氏《雪莱传》的后半部，在他那明确线条的显示下，我们分明可以看到
两个诗人灵魂的差异点——一个是那么天真和慈悲，另一个却是那么傲
慢而缺少情理。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拜仑所遭受的家庭、异性和社会的
冷遇及虐待是那么深重。但是，他那种过于矫激的行为，总很容易驱使
我们的同情和爱，更倾注到像雪莱那样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我们耽
爱质朴，而不喜欢矫情。
但是，从整个人看，拜仑的确是具有一种魅人的力量的。他像一条
铁索般牢系住我们的心。这不仅仅像雪莱那样，主要的是对他抱着一种
怜才的念头。我们对他怀有更崇高的爱敬。几年前，当我在陀勒（Toller）
那部名剧《机械破坏者》的篇首，读到拜仑爵士在贵族院慷慨地替劳苦
人民辩护的演讲词，我的心情禁不住热烈地腾烧起来。直到现在，我还
没有消失掉对于那个剧本的眷恋。在这个传记里，不是动人地记述着他
在意大利积极地参加当地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活动情形么？这是和他
后来穿起绯红色的戎装，在那个偏僻的小村里，为希腊那古民族的文化
和自由而战斗而牺牲的行为，有机地相关联的，而且一样叫人心魂驰慕
的！
当然，我们不会把拜仑当做神看待。我们知道他的许多弱点，也知
道影响他的豪侠思想的时代浪潮。他的最好的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的行
为，原是当时欧罗巴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他因为出身、教养及生性等关
系，在思想上、行为上（同时又在作品上）不免遗留着种种束缚和限制
的痕迹。他是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他虽然最后大踏着步赶上时代
的尖锋，却已经是满身血肉模糊的创伤者了。但是，不管怎样说，像他
那样勇敢那样慷慨的贵族知识分子，总是英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史和社
会史上的一个夸耀！
当作艺术家看的拜仑不消说了，当做人看的拜仑，也是那么英雄卓
特的！他是一位能够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人。他是我们异代的师表。
鹤见祐辅是现代日本文坛一位知名的文笔家。同时又是实际政治的
参与者——他一向是民政党的国会议员。
他的主要思想，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狭隘的国家观念
好像颇为强烈。他曾经用盼望产生卑斯麦一类英雄的热望告白于年青的
本国人民。所谓“英雄待望论”，便是这种心情露骨的表现。
他的文笔好像比他的思想来得可爱些。他写了许多游记、随笔和小
说，因为语词的热烈和活泼，作为青年读物，作为大众读物，都得到很
广大的读者。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十数年前，已经由
周豫才氏译成中文，比较喜欢新文艺的人大概是读过它或者晓得那个名
字的。近来好像又有人译出他的另一个随笔集《读书三味》。我自己是
爱读他的文章的。他的《南洋游记》和《欧美大陆游记》等，都是曾经
占据过我的案头的书物。到现在，我还会偶然去读一读那些从《思想·山
水·人物》的译本里选出来的篇章。
鹤见氏又是一个雄辩家。我曾听见人说，如果日本现在要举出四个
雄辩家，他便是那当中的一个。记得有一回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请他
演讲，我也曾在那广座上做一个听者。他大意是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
学生，大都是间接去学习西洋学术的。就文学方面来说，主要是在那里
研究英、法、德、俄等国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即使加以涉猎，也大抵
限于明治以来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惜的事情。远迢迢地到那个国
度去求学，却放弃了认识和享受她本身文化艺术的好机会。他还说，他
无论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行箧中都没有忘记带着那部他所爱读的唐
诗选本。又说，他到浙江某处游览的时候，追想起千余年前他们的高僧
最澄（谥号传教大师）到中国求道的故事，不禁感到两国文化关系的深
长和那求道者精神的高迈。他的话并没有藏着什么奇思妙想，但是，在
台下人的耳里却颇觉得娓娓动听。他是一个能够把那平常的道理用不很
平常的话讲述出来的人。简单的一句话，他是一个雄辩家。
他自己最得意或者使读书界最感兴味的，怕要算到他的传记作品
吧。在这部《拜仑传》出版以前，作者早已印行过《俾斯麦传》和《拿
破仑传》等流行一时的著作。《拜仑传》据说作者是预备了许多时间才
动笔的。它作为通俗的读物，出版以后，曾经非常风行。没有多长时间，
便再版了许多次。现在我们平心看起来，这个革命诗人的传记并不是没
有缺点的。例如对于拜仑个人生活和时代的关系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
文词上也往往有流于浮夸的地方。这些都可以说是重要的缺点。但是，
资料丰富，风趣横溢，文词也大都生动流利，拿这些长处来表现一个卓
特的天才，是会对读者产生相当重大的魔力的。
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仑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
子，特别是青年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
高贵的启示么？
1941 年11 月9 日序于坪石谈《王贵与李香香》
——从民谣角度的考察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我们新文坛上一个惊奇的成就。
这篇长诗的风格很单纯。跟这恰好成对照，它的意义却相当丰富。
譬如说，它反映了中国历史转换期的伟大的现实；它完成了我们多年来
所期望的艺术和人民的深密结合；它创立了一种诗歌的新型范。。
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它的好处，往往很容易使人感觉到。可是，要
充分说明它却又相当困难。《王贵与李香香》好像青空白日一样，谁一
看到它，就会感到它的爽朗、明丽。但是，要对它作一种确切、深入的
阐明，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郭沫若、陆定一、周而复诸先生的序跋，自
然尽了提纲挈要的任务。说到那更周详的剖析、探究，却还不能不稍待
将来。为着对这种评论、研究的工作尽一点微力，现在我试从民谣的角
度，对它做些粗略的考察。
仿作民谣，本来不算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上
看，从我们中国的文学史上看，都不能够说是没有前例的。就我国过去
的文学史实看，例如唐朝的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宋朝的苏轼，明
朝的宋濂等文人，都曾经多少有意地仿作过民谣。但是，他们的仿作，
大多出于偶然的兴趣，并不把它当做正常的创作道路，而且成就也没有
怎样重大。就是新文学运动初期作家之一的刘半农，他写作了20 多首仿
效江阴船歌的作品，在见识、勇气和艺术成绩上，都值得相当佩服。可
是，要把他跟《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来比较还是不相称的，尽管《瓦
釜集》也有它自己的历史意义。
在创作的意识上，《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者，固然不是由于贪爱
新奇，也不仅由于热爱人民的艺术形式和思想。他从事这个工作，主要
是由那种正确的理解，更由于那种伟大社会力量的推动和哺养。他是跟
广大的革命人民一起呼吸，一起战斗的。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