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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自幼生长在浙江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了“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那时那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暑假回国，与孙荃完婚。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孙氏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
1927年初春，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王映霞以后，孙荃开始受到残酷冷漠的待遇。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12月22日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个出色的南国美人。由于外祖父王二南无子，金宝琴便与幼弟从小过继给王家，改姓王，表字映霞。王二南是一个有名的饱学之士，王映霞在他的熏陶和教导下，作诗填词大有可观。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王映霞喜球运动，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样样在行。尤其是她那白嫩的肌肤，丰满结实而又颀长的身材，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赢得了“校花”的头衔。
从杭州女师毕业后，王映霞接受省政府教育厅的分发，远赴浙南，担任温州第十中学附属小学的教师。有一位家住温州的孙百刚，与王二南称得上是通家之好。王映霞从杭州远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一个大姑娘家，必定有所不便，因此王二南便致函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
1926年冬天，革命军北伐的脚步已接近浙江。温州一带迫近战争边缘。在寒假中，王映霞跟随孙百刚夫妇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马浪路尚贤坊。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前一天孙奎给他寄来的皮袍子去拜访东京的同学孙百刚，第一次见到王映霞，便有惊世绝艳之感，遂邀请大家一起去吃午饭、看电影，逛大街。一个星期之后，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已经32岁），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
他们的接触受到了孙百刚的劝阻，王映霞陷入苦恼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车回到杭州金刚寺巷7号的家里。王映霞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里。她写了一封短信，约都达夫到孙百刚家去会面。郁达夫如期赴约，但话不投机。又过了两天，他们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长谈，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两人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不只是把王映霞的一切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简直就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新房设在金刚寺巷的王家。结婚后，他们来到上海。由于“日记九种”的出版以及文坛上不断地报道郁、王的消息，使王映霞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美人，她每到一处就成为大家目光集中的焦点。这使得郁达夫心中大兴妒嫉的念头。于是，便限制她外出。这便给王映霞带来了痛苦。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又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但郁亮在世仅两年半，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夭折。
1935年深秋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次年四月才竣工，取名为“风雨茅庐”。其间，郁达夫烦于泥土砖瓦的干扰，于1936年的正月十三离开杭州，到福州漫游去了。到福州后，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议，负责经济设计方面的工作。当他从福建赶回时，王映霞已经迁入新居。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三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这年8月13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荀。郁达夫远赴闽地，给王映霞减少了许多约束的力量，甚至留下了充分的空档。她把都飞、郁云交给母亲照管，还请了一个保姆看顾郁苟。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毫无顾忌地去广结善缘了。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和王映霞携长子郁飞离福州去新加坡。当天晚上，南洋文艺界朋友在著名的醉林居酒家举行了盛大公宴，为他洗尘接风。宴席上，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具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歌星玉娇，并和他度过了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三天夫妻生活。两人分手后，郁达夫仍然时时思念着玉娇，只是无缘再见。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为加深了。正在这时，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他就将近来写的20首旧体诗词，加上“新注”，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这组诗词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们婚变的内幕，同时公开了妻子所谓“红杏出墙”的艳事。这一组诗词轰动了国内外。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于是协议离婚，并各在报上自登启事宣布于众。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
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求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搬进都家同居。但是，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但他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
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姻。何丽有是广东人，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平，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到1945年9月17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枪杀，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何丽有和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雅（亚），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女儿美兰在郁达夫被害的第二天诞生。
郁达夫的原配妻子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月29日逝世，享年82岁。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
本来在日本学医科的郁达夫在1929年回国后，参加了建于1921年的文学组织〃创造社〃，编辑多份报纸，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沉沦》、《南迁》、《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著名作品，是当时难得的一位敢于直视自己的作家。
郁达夫在性格上是个标准的不断忏悔的清教徒，从他闻名于世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到。他总认为将自己的苦闷与烦恼倾吐出来之后仍无损于自己原先的感情。可惜，世人不解，惊异于郁达夫勇敢的赤裸裸的〃自我暴露〃；可悲，王映霞不解，终于导致了痛苦的毁家。
他们曾经极深地相爱着，他为了她，抛妻离子；她为了他，相识半年就私定终身，终成了两头大的〃二妻〃之一。
一对男女在一起，可以生出三样东西：婚姻、孩子和烦恼。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是不完整的，虽有不少孩子，无尽的烦恼却是避不了的，尤其是性格如郁达夫的人。
1936年，郁达夫南下福州做官，曾风闻自己的好友许绍棣〃新借得一夫人〃，却也并没有成为心事，直到传来具体消息后，才一再发信请王映霞来闽，却了无音讯。
1938年，郁达夫携着许绍棣不愿与之结婚的王映霞赶赴武汉。此时的王映霞不断与许绍棣联络，以期还个〃说法〃给肚子里的孩子。而此时的许绍棣，却与王映霞为他介绍的用来续弦的小姐打得火热。此时的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
他将这些信批量影印，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一时间，舆论哗然，满城风雨。事情的结果是：聪明的许绍棣以快速定亲结婚来洗刷了自己；郁达夫与王映霞则在朋友们的调解下各作让步。王映霞写下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却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的误会，以保全她的名声。
不可外扬的家丑，就这样被清教徒性格的郁达夫张扬成了所有人的焦点。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忍受这种伤害。从此，两人貌合神离。
再一次的风波发生在新加坡1939年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地方。在那里，郁达夫的《毁家诗记》发表了，有着详注的19首诗和1首词，展示了他和王映霞的感情破裂以及王与许绍棣的发展过程，包括不少人难以启齿的家事。
清教徒性格的郁达夫再一次〃自我暴露〃，终于使王映霞下决心离开他，她已无颜立足南洋。
1940年3月，众人劝解无效，郁达夫与王映霞正式离婚。
带着一身的伤痕，王映霞单身回国，两年后，再做新娘，在重庆的盛大婚礼上重拾光彩。而同时的郁达夫正在苏门答腊风餐露宿，躲避日本侵略军的搜捕与追杀。
郁达夫因诗毁家
寒风阵阵雨潇潇，
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
鸣鸠已占凤凰巢。
这是福州天王庙里的一首“签诗”，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也不知在香火泥胎、钟磬木鱼的陪伴下度过了多少岁月，更不知有多少人捐了钱、抽中它，又迷惑不解地放回了原处。
然而，在1937年底的一个风雨交加之日，当全国闻名的大诗人郁达夫把它捏在手里时，却感到它像是一把锋利的尖刀，径直刺入了自己的胸膛！郁达夫反复吟诵这四句诗，越想，越觉得离奇、可怕；越想，越觉得它写得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眼下的处境——
原来，此时郁达夫正在福建省政府工作，和许多漂亮女士的丈夫一样，出远门的郁达夫十分挂念在杭州家里独守空房的爱妻王映霞。当然，更让他不放心的是围绕妻子的那些与日俱增的流言蜚语……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部拍来电报，选调郁达夫去前线从事对敌宣传。当他满腹狐疑地在浙江丽水与逃难途中的王映霞会面时，耳闻目睹的一些事实，令郁达夫自认为验证了“签诗”的内容，而王映霞则坚决不承认“红杏出墙”和有任何过错。经过激烈的争吵，两人处于冷战状态。全家辗转来到武汉后，家庭战争逐步升级，夫妻感情的裂痕日益加大，双方竞相往对方伤口处撒盐，终于发展到王映霞负气离家出走，郁达夫不顾亲友们的劝阻，公开在《大公报》上刊登出《寻人启事》，把“家丑”外扬到了社会……
不仅如此，郁达夫还按照自己多年养成的习惯，把满腔怨恨、委屈、痛苦，统统化解、编织成一串串精美典雅、悱恻缠绵、如泣如诉的诗句，陆续写了被后世评论家誉为“不朽之杰作”、“绝唱”的组诗《毁家诗纪》。比如——
一纸书来感不禁，
扶头长夜带愁吟。
谁知元鸟纷飞日，
犹剩冤禽未死心。
秋意着人原瑟瑟，
侯门似海故沉沉。
沈园旧恨从头数，
泪透萧郎蜀锦衾。
客观地说，在文学史和诗坛之上，《毁家诗纪》不愧是一枝芳香四溢的奇葩；然而，在郁达夫的人生道路上，公开“羞辱爱人”则无疑是荒唐、莽撞和愚蠢的一大败笔。
《毁家诗纪》共录诗十九首。令人惊讶的是，作者把福州天王庙里的那首神奇的“签诗”也原封不动地列入其中，而它竟然与整个组诗的风格、情调、主旨……浑然融为了一体！
俗话说：“爱情出诗人”“愤怒出诗人”——郁达夫爱也爱了，恨也恨了，诗也作了，委屈、愤怒也都发泄了，妻子也已经表示尽弃前嫌，跟自己携手飘扬过海来到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