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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主要是搞两项工作：一项是成立青年战士干部训练班，在炮火中训练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一项是组织口头宣传队、流动戏剧队、歌咏队……
“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金炎律南侨师范学校、后港、梧槽大伯公和爱同学校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在所谓‘新加坡防役战’的前夕，一次，我和郁达夫一起进防空壕，他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战争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了’。然后问我：‘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我兴奋地回答：
“‘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关于这句话的插曲发生在三年前。”
张楚琨先生的回忆就是写到这里引出三年前那场笔战作为插曲的。
失去了战斗武器以后
郁达夫文学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晚期，已不止是一个作家，而且成为不折不扣的以笔、以行为、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了。如不看他的晚期文章和流亡后的事迹，则对于这种变化不可能了解。他的政治见解、文艺思想与情感虚弱的矛盾，后期确实起了变化：紧张的工作，没有了颓废感伤情致的余裕，作家与战士在紧张的实践中统一起来了。然而感情上的矛盾痛苦并非不存在，对祖国故乡的思恋，工作上的不顺利与被误解攻击，孤军奋战的寂寞感，家庭妻离子散的哀伤……
特别是流亡后，不再工作和写作，失去了战斗的武器，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侨区，只能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面周旋。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成型的惯于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却必须伪装假做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地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口诛笔伐的日本侵略军敌人，却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赵廉），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竟断然戒绝饮酒；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忍受着屈辱，甚至豁出生命，用机智和决断度过一次次难关。在这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独身生活在遍布陷阱的异域，能够倾吐心声，相濡以沫的就惟有那么几位他费尽心机为之保护安全、接济生活的战友，每遇紧急情况，坐上火车就跑到胡愈之住的椰庐去报信。他明知他们有个传递消息、研究情况的秘密组织“同仁社”，却没有让他参加……这种难言的辛酸和苦恼，又岂只是寂寞啊！
据我所读到的一些当时在印尼的朋友的回忆文字，稍举几件事例：
苏东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筹赈会委员，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赵廉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惹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赵廉也跟着用中国语骂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据叛徒告密，日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来，赵廉看了看，机智地指着他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要讨帐的名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
以上是据张楚琨先生在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还说，郁达夫在三年多中为保释侨胞和力争发还被扣车辆、财物、房屋，不知办了多少件好事，对于数十名文化界的难友的掩护关怀更是无微不至。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刊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文中，也提到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五月一位马来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和他谈话，也说“这位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据汪金丁先生在《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补遗》（载一九八三年第六辑《文化史料》）中记述：一九四四年初，一个曾在昭南岛兴亚所受过训练的特务洪根培，向日宪兵部告了密，不久日宪兵摊了牌，亮出他们搜集的郁达夫的著作，说赵先生你不姓赵，并说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上海、东京去。他镇静地承认自己是郁达夫，并断然拒绝说：“我哪儿也不去！”然而日宪兵并未立即逮捕他，还常来敲诈勒索。他有一大段时间处于这种时刻准备被捕的不安中。他曾感慨地想到 屠格涅夫小说里的情节：“我们真像被网在水里的鱼，偏偏那渔夫不拉网，我们就只能在浸在水里的网内活动。”
他发现自己暴露身份，立即通知并建议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离开巴爷公务。当他们劝他一道走，他明确表示：“我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他已抱有牺牲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斩钉截铁地说：“被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
郁达夫并非由于麻痹大意偶然不幸遇难，他是早已抱定誓死不辱完成大节的决心的。因此到了最后反而显得从容镇定，且又恢复饮酒。然而一肚子的愤恨遇到机会仍不免要发泄。一位当时在巴东参加过郁达夫和他的印尼夫人的婚礼的年轻教员张紫薇，在《郁达夫被害前后》（载《郁达夫卷》——台北远景丛刊）一文中说：有一次巴东盛传姓赵的打了姓洪的耳光。事后他问郁达夫本人，他得意地告诉他确有此事。那个告密的败类洪根培从武吉丁宜去别处，路过巴爷公务，正巧郁达夫看见他的汽车停在路旁，竟然开了车门把他抓下来打了两记耳光，还说：“你再去告我的密！”那人连连告饶说以后不敢了。以一代文弱书生的郁达夫竟然动手打了汉奸特务的耳光，也是过去的郁达夫读者和评论者所想不到的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晚，郁达夫被人骗出家门终于遭日宪兵杀害，就此无声地消失了。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胡愈之先生《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是当时唯一可靠的正式报告，然而对于达夫的遭日宪兵杀害只是根据前后种种迹象的推测。胡愈老曾亲自对我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派了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正是曾经在印尼流亡住在达夫家里假充看门人受“赵老板”掩护的王任叔，原期待他到任后会追查清楚弄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直到一九八六年九月在富阳家乡召开的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才由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先生正式发表了证据确凿的调查报告。
如果没有胡愈之、刘尊棋、张楚琨、汪金丁……等前辈以及其他同在印尼的游人留下这些确实的回忆文字，对于郁达夫晚期的最后三年半是如何度过的，就会留下无法弥补的空白了。当然我们还期待着更多 的第一手材料的出现。
《毁家诗纪》与婚变纠纷
郁达夫在海外晚期发表的作品，最早流传国内的就是《毁家诗纪》了。而多年来海内外出版界的某些人对郁达夫最感兴趣的就是这段“婚变”纠纷。有关的或当事人的回忆，当年在气头上的漫骂文章、信件，一抛再抛，还抛向特别容易畅销的香港市场，立刻波及台北、新加坡、美国，各种以婚变为题的单行本出了不少。利用读者对这段私事的无知，作者在地下的无言，和评论界对此的不屑一顾，而甚嚣尘上。郁达夫再也不会想到在他印满血迹的脸上又被涂上这一层难堪的脂粉。
最近在国内也有一种趋势，似乎要为五十年的冤屈翻案，“《毁家诗纪》所涉，全属子虚乌有”，或者还明白而简单地指出郁王婚变，其过在郁。难怪远在新加坡的方修先生也说：“把数十年后一两则真实性并不可靠的回忆文字当作懿旨，这真是件令人惊异的事。”（见《郁达夫佚文集》序）应该想到当年出入于风雨茅庐和避难丽水的以及在武汉详知《郁达夫道歉启事》原由的，还有两代人活着，并非死无对证啊！
然而如今再端出事实细节进行辩论是否完全不必要的浪费读者的时间。本来任何一位作家或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在私生活中发生婚变悲剧并非天大的奇事，其发生的根源除双方的是非之外，往往与社会的复杂问题有关。而且感情上的好恶很难以简单的是非来判断。尤其是过去已久，即使对负疚的一方，也不必再揪出来再加以责备。然而在郁达夫在惨死四十年之后再被褥骂为怀着“一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毁家诗纪》纯粹是无中生有”，“心理变态”的结果，颠倒黑白的目的是羞辱自己的妻子，“夸扬自己的荣誉”……等等。辱骂之外却又并未提出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事实。如此这般居然也有论者表示同情而加以宣传，其实重新发表和宣扬这些纯属私愤的恶言恶语来鞭尸，倒是对于生者本人的形象有损的。
郁达夫一生中由于时代和性格的复杂性，被误解遭歪曲而受谴责的事很多很多，比较起来，在“婚变”这问题上还只能算小事一桩。多数爱护他的朋友也曾谴责他不该写那些令人难堪的诗注，更不应该在“家”已破裂正思弥合的时候去公开发表，这是完全合乎为人之道的。如果我当时在他身边，即使作为晚辈，我也会劝告并尽力阻止他这样做。如果他考虑到发表之后对双方的严重后果，考虑到切身现实利益，自己的家庭正常生活还应该尽力维持，也许他便不会寄出发表了。记得一九三九年春，我的父亲（郁华·曼陀，达夫的长兄）在上海收到他寄来首次发表《毁家诗纪》的《大风》旬刊，叹息不已，当时就在末页的天格上写下了一首绝句：“明知覆水难收日，犹是余情未了时。一语着君君莫恼，他年重忆毁家诗”。他料定达夫这样一来，便不可能再“重圆”了。
然而这与后世如何理解和评论《毁家诗纪》这一作品，如何分析它的激情的来由和暴露的目的，完全是两回事。《毁家诗纪》虽不属于本书收录范围，但它也属于晚期的重要作品，又鉴于上述情况，因此不能不有感而书于《编辑随笔》之最后。
《毁家诗纪》是他的呕心历血之作，是他从一九三六年春每有所感陆续写成的，而诗注显然是后来集中加的。他用一切艺术手段渲染令他心碎的爱情和那种灼人的愤恨，而任何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可看出，矛头所指就是那个在浙江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也正是他，又在战乱中闯入他的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他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这在本书的政论中还可以找到抨击国民党的贪官腐化并列举浙江教育当局许绍棣在抗战中的劣迹事实为例的文章。方修先生在《郁达夫佚文集》序文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是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的官场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郁达夫在寄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言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蒋介石、叶楚怆、于佑任、邵力子、柳亚子等，也可说明他发表的目的是为了控诉。自然这也只是不会有结果的天真的冲动，却正符合他的性格的。
在他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是被激情所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做出什么事来。这一次却是经过多次的屈辱、隐忍，积累了两年多才爆发出来的。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不在话下了。
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毁家”，而在于他所痴心爱过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同样爱他而白首偕老，这是他的根本性错误。虽然确曾有过最初几年幸福生活，自从达夫为之负债的风雨茅庐造起来，有了接近上层社会的生活，本质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
偶然见到一篇王映霞于一九八三年所写的《阔别星洲四十年》（载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其中有一句真心话倒可以作为我上面的见解的注脚：
“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这是在她叙述了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经王正廷大使介绍与招商局局长钟贤道结婚，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