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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说是怒其不争的愤懑！作者在这一篇的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故乡的茶店酒馆到现在还在风行热闹”！这个所谓“现在”，是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作者殊不知十余年后，以至他牺牲后的四十年代末还依然“在风行热闹”！一直到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的一九四九年，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郁达夫所无限感慨的茶店酒馆，才与反动王朝及其所依存的社会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
四 学 堂
当郁达夫四岁（1899年）的时候，在杭州府学堂读书的长兄郁华考取了光绪科院试的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当地的“报子”（一种专为考中人家报喜的人）“镗！镗！”地敲着响锣把“报单”送进家来，搭起桌椅，高高地挂在正中客堂的墙上。这种科举时代学子的殊荣，鼓舞着这一家子，特别是鼓舞着坚持书香传统的母亲，更使她深信自己是做对了，下决心继续督促二、三子。蒋伯潜先生于一九四○年为《静远堂诗画集》（郁华著作集）撰写的《郁曼陀先生传》中说：“先生少颖悟，太夫人督之严，从名师读……”，他以同乡后学的亲身见闻说明这位“邑里贤之”的母亲对于儿子们的上学读书从来是要求十分严格的。儿子们在她的严督下也十分用功。郁达夫于一九一八年写的《自述诗》第五首云：“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育疾正深。犹忆青灯秋夜雨，虚堂含泪看兄吟。”并有一条自注：“三岁丧父时余正病。然青灯夜雨，二兄坐灵帏前吟诵光景，犹历历在余目也。”诗境凄清，而更深夜静，琅琅书声的情景，跃然纸上。伯潜先生这一辈人后来还经常谈起郁华当年的刻苦努力，博览穷经的事迹，并誉他为“才子”。郁达夫在这个好学的家庭环境里逐渐长大，于七岁开始上学。
清末富阳人家对小孩上学保留着祖祖辈辈的久年传统，必须择吉日，祭孔子，即自传的第三篇《书塾与学堂》中所说的“开笔”仪式。孔子被认为是读书学子的祖师爷，经过“开笔”仪式然后上塾读书，就算是“光荣的孔孟之徒”了，由于私塾和书院都只分年次，没有后代“洋学堂”的秋季班。自春季始学，到腊冬“书包藏起过新年”为一年。因此配合私塾的始学时间，“开笔”都选在冬尽春前之时，也就是阴历年的前后。富阳地方的岁时风俗，就像鲁迅先生在《祝福》中所描写的一样，家家户户都要在春节前的十天半月，择吉日“祝福”。“开笔”仪式就往往与这个“年终大典”结合在一起，一般都在“祝福”那天午夜以后至凌晨卯时以前，请完佛神——请完礼成的标志是进行最后一道议程：酹酒送神，焚化福神祃，亦即自传说中所说的“烧年纸”——以后接着举行。作者就在七岁那年的春节前“开了笔”，春节后由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亲友罗氏家自办的私塾中去读书。塾师葛宝哉。一年后，改入附设在学宫（即孔庙，当时大多县治均建有此庙，富阳当地称为圣庙）的奎星阁书塾，塾师张惠卿。据葛、张两位启蒙塾师后来对人说，他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聪颖强记，文静好学，而且作业——每天一张的红字纸书写得很清楚。就在奎星阁书塾的时候，他和学官（清制，称为教谕）陈善的儿子陈方同学，但他自幼是个体弱胆小、沉默寡言的人，当然够不上陈方的伙伴，更不是陈方的对手。然而，他显然是十分欣赏、羡慕和同情陈方的大胆、活跃、代人受过的好汉作为的，并在他的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查，陈善是山阴（现在的绍兴县）人，举人出身，在富阳任教谕的时间较长，但此后不久即行去职，陈方也就跟着父亲回山阴去了。陈方以后的情况，无从了解。有人说他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牺牲在武汉；也有人说他参加的是港九工人大罢工，死在沙面，但都是传闻听说来的，找不到确知人。又，据作者日记，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曾在上海遇到过陈方，当时陈方似乎已随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不过从这篇自传中点明的作者“不曾和他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以及“国共分家”的时间和“惨死的样子”看来，也有可能日记所记的是另一人，倒是传闻中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是对的。处于《所谓自传也者》已经指出的“言者有罪，动辄得咎”的时代，作者在这里只能隐约地吐露，留下了这个耐人追寻的悬念。但尽管是淡墨疏笔，却透出一股追悼的强烈气流，径向读者扑来。
书塾里“先生的挞伐”，“杀一儆百”的“戒尺”和“教鞭”落在陈方头上的居多，倒是很少光临过作者。但对他来说不仅塾里有严师，放学回家，家里也有位严师，那就是他的母亲。在家里，他却遭到过几回严责。每晚母亲必须索查他的红字纸，而这位严师不识字，只能看看、数数有几个字是受老师画圈奖励的。有一次 ，他心里很有点不服气，查完红字纸，他又拿出书本来塞给母亲，自己背转身，表示要背诵当天的课业给她听。这明明是奚落母亲没有文化，多管事，实际上是种拒绝检查的消极方式。结果自然是挨了一顿骂，还将挨揍，幸亏他机灵，一头钻进老祖母的怀里才免去了。这场“管束与反管束的斗争”并没有使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抛弃“严家无败子”的信条。这时候，他的二哥也还在故乡的书塾上学，过了几天，发生了二哥瞒着家里，贪玩逃学的事。这回，母亲可真下了“狠心”，拿出砧板、菜刀，一手揪来二哥，一手操刀剁板，剁得咚咚响，声色俱厉地要宰了不肯读书的儿子。并喝令他在刀旁跪下，说是包庇不揭同罪！他急忙大声向老祖母呼救，而老祖母好像事先和母亲串通好的，早已躲到别处去了。从此，两兄弟就再也不敢了！
内外严师的管束，读书好学的习惯是养成了，而他的少年个性也被压抑得越来越沉默孤僻了。
两年的“蒙馆”之后，他进入了春江书院。这个书院，据《富阳县志》记载，原由历任县令所谓“捐廉俸”、“劝输助”和拨了部分公地、公款建办起来的，属于公办性质。虽创办得很早，而因“司事不得其人”，办办停停，到光绪二十多年以后才巩固下来。作者进入时，书院已具备了相当规模，师资、学生、房舍、院产都属全县之冠。全国性质的“比年岁科试”，富阳县的秀才考试也在这里举行，因而东、西两庑都建立了考棚。书院实际上是高一级的书塾，即所谓“经馆”之属。作者在这里开始接触古典文学，他特别对旧体诗和韵文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的《自述诗》第六首云：“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诗后自注：“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余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指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但终究作了什么样的韵语？是诗还是其它形式的？至今没有发现。从《自述诗》第八首的自注“有诗，不存集中”看来，这些少年时的习作，当初自己也没有保存下来。
不久清廷废科举，办学堂的那股新风也吹到了富阳这个小县。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登场往往并非那样容易和顺利。在清末，“百日维新”不算，慈禧太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下令从明年起废八股取士，改办学堂的。经过各省层层反对、拖延，下达到富阳，据《县志》记载，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乙巳八月才“奉谕停止科举，春江书院改为富阳县学堂”。而当时的富阳，反对洋学堂，看不惯新学的顽固派、老学究果然不少。他们认为八股应试毕竟是正路，学堂，充其量不过是“讲艺”，舍本求末，说穿了是出卖灵魂给鬼子。像编成于同年（1905年）十月的《富阳县志》的纂修者们，面对着刚于两个月前接到的这道改办学堂的上谕，实在情难自制，就让声声抱怨残留在《县志》上：“逮自迩年人心厌故，视庠序为具文而书院设，目书院为顽固而学堂兴。”他们连书院都看不大顺眼。又说：“未有舍中国之书不读而能治中国之天下者！”（均见卷十三·书院）当然，更不用说读英文的洋学堂了。因此，又经过县里的一番议论、拖延，到光绪三十二年初，春江书院才正式改建成富阳县高等小学堂。作者和书院的大部分学生便在这时进了学堂。学堂比起书院来确实新了，或者如当时所谓的“洋”（这是个滋味不那么好的字眼）了。不仅撤考棚，造“洋房”，学生一律穿制服等等，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内部的学习课程也增加了英文、算学、地理、图画及体操等崭新课目，以及配合新课程增加了不少的新式老师。办这样的新式学堂，读比较有用的书毕竟是时代的潮流，是大势之所趋。不久，不仅一般的乡下人，城里人“崇拜、惊异”，“学堂生”自鸣得意，如自传中所说那样，而且反对派也不得不让自己的子弟上洋学堂来读书了。旧书院原有一些好不容易中过秀才，准备再考举人，又博得官费伙食待遇，而来继续学习的所谓“廪膳生”，都已是中、壮年人了，有的还已经有二三个子女了，因为原来是按经、书进程分别段序的，现在则按新式课程而编排年级，就不得不与作者那样的十一二岁的小同学同班了。他们比起顽固派来毕竟属于“识时务者”流，因为他们已经感到今后功名的依靠，惟有接受新学，读学堂书之一途。因此，尽管一肚子抱屈，两眼里瞧不起毛头小同学，也只好将就同班。而假日回家，走回乡下去的时候，则就要换上“长袍马褂”，重现其昔日威风了。
作者十三岁的冬春，因成绩优异而跳班升级，又因连升之荣而非皮鞋不足以显威。这两件事，似乎曾一度轰动了这个小城，当地有些老年人一直到后来还记得。这时候，随着他的学业日深，他的母亲再也没有红字纸可查了，早已从家庭的兼职严师完全恢复到慈母本色了。在这位母亲的身上，“严”正是“慈”的特殊形态。严慈合一，不仅充满着母亲对于幼子的分外宠爱，而且浓缩着寡母对于孤儿的特别操心。这双皮鞋的要求，在这位母亲的眼里，说什么也是合理的，简直天经地义！这正是全家经济最困难的年代，最后赊欠不成，她没有哭，还是收拾了一大包旧衣服想上当铺去押钱来满足儿子的“合理”要求，直到儿子一定不要了，母亲才真的伤心地哭了。她是为伤了儿子的心而伤心的，是为自己的无能而哭的啊！当地老年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来，大概体谅到母亲的这层心思吧，都没有责备儿子，只是叹息终于买不成皮鞋而伤了这位可敬的母亲的心！
皮鞋风波，促使他发奋读书，有人说他一生读了将近三万册中外书籍；也使他下意识只和贫苦同学相往来，并且养成了穿青衫布鞋的习惯。后来有不少写他的《访问记》、《印象记》，都说他的衣着质朴，出人意外。但青衫所包裹着的，不是一颗自惭贫贱的心，而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在他学习于高等小学堂的整段时期中，直至他成为著名作家以后，这种傲骨，对为富不仁的巨贾资本家的仇视，还是像放射体那样丝丝缕缕地散发出来。一九二一年夏天就有过一次强烈的“辐射”：有一天晚上，他和郭沫若同到出版创造社刊物的泰东书局去，受到老板的奚落。他们“立即由书局退出，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回来时，“在那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见郭沫若《论郁达夫》）他甚至“怪癖”到仇视金钱。在他的日记和小说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把钞票垫在鞋底里，以示报复。一九三六年，他在福州，一次领到薪水，回寓后就把钞票尽数抛散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事被次日邀他去“福龙泉”洗温泉浴的孙问西、陈觉民两位先生得知，传为奇闻；更被当日寓所的房东太太看作“神经病”发作了！
在高等小学堂里，他初次听到了反对帝制，反对民族压迫，革新图强等等革命思想，无异忽然见了天外还有一个新的广阔天地！传播这些新思想的“几位看报的教员”中，一位便是李问渠。他的诗和经、史、子学都很有造诣，特别难得的是能化古为今，接受新思想，是当时高等小学堂的著名教师之一。作者和许多富阳的学人都受过他的熏陶，如后来成为富阳的著名教育家的蒋伯潜就是他的亲炙弟子。另一位叫王沛文（字子明），富阳乡下的上官深里人，考取过秀才，后又毕业于两级师范学堂。从最近新发现的一首作者的佚诗《寄王子明业师居富阳》，就不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