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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考取过秀才，后又毕业于两级师范学堂。从最近新发现的一首作者的佚诗《寄王子明业师居富阳》，就不难看出当时两人间的关系较为亲密。这首诗是从本世纪初期的上海《神州日报》上查获的，写成于一九一三年秋作者离家到日本之初，早在作者生前就已散佚。诗云：
海外难通尺素书，病慵容易故人疏。
况当少小离乡日，更苦陬隅学语初。
客里浮生同野马，浙西佳味忆鲥鱼。
何能花月春江夜，重过黄公旧酒垆。
五 春 愁
也许是由于时间久了，对于二、三十年前的往事，难免记忆恍惚，作者在自传各篇所记的年份、年龄（均按虚龄计岁）有几处与事实颇有出入。前文已有提及，一九一八年，作者二十三岁时，又写过一组《自述诗》。这组诗共十八首，每首诗后附有注语，也记述了自出生至二十三岁为止，亦即与自传所记年代相同的这段生活。这是与自传具有同样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而且由于写作时间较早，记忆较新——写作时作者还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上学，人为的干扰因素较少，其中所记年份、年龄的出入也较少。但两者所记的事件尽管不尽相同，却是一致的。历来国内外研究家或采前传，或取后述。又因自传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已公开发表，而《自述诗》，至少在国内传播，还是八十年代开始的。因此，国内早期研究家以采据前者的为多，近年才较多地取用后者，也有两厢对照采用的。这一组《自述诗》，写成于一九一八年的年底，原稿注明的定稿清日期是“戊午（即1918）十二月二十八日抄”。但作者写完脱稿后，没有像当时所写的其他诗歌一样寄到国内的《神州日报》或日本的一些报刊去发表，却于二十五日先抄了一份赠与日本友人。这份抄赠稿，六十余年来一直为日本友人所珍藏。这位珍藏的友人是谁呢？当时作者已结识比他年长近三十岁的日本著名汉学家，诗人，《新爱知新闻》汉诗栏的主编服部担风先生，受到担风的激赏，成了忘年之交（担风曾有“交态忘年久倾倒”之赞）。并与担风的入室诗弟子，年岁相仿的富长觉梦（号蝶如）先生也结成了很好的诗友。担风先生已于一九六四年谢世，而富长觉梦先生却尚“身健眼明”，今已八十九岁高龄了。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富长觉梦先生曾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说：“余在东京与郁君（达夫）订交最深矣……每相往来，谈诗论文，赠余史梧冈著《西青散记》四册、曼陀君所画山水图、《自述诗》十八首，今藏在书斋中。”又据富长觉梦先生的学生，现日本金泽大学教授稻叶昭二先生所著，一九八二年出版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中说：“这组《自述诗》……大概就是在（1919年）新春贺宴上，（郁达夫）提出来交给了服部担风。后来担风给了与郁达夫有着亲密交情的富长觉梦老师，至今还在他的书斋击竹山房里悬挂着。”查郁达夫《己未（1919年）日录》，一月四日果有参加担风新年贺宴的记载：“晨餐毕，即赴弥富，访担风于兰亭，蒙留饮，席上分题得雪中眉，限微韵，予诗如下……席上遇花村弘（号蓑州，爱知县知多郡邑崎町）等。”虽没有提到〈自述诗〉的事，但稻叶先生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因为，由担风转给，正是他的老师富长觉梦先生告诉他的。这与富长觉梦先生给笔者的来信所说的直接“赠余”情况也不算相悖，从富长觉梦同担风、郁达夫生前的交往来说，由担风转给或直接相赠原也无多大不同意义。总之，作者确实是抄赠给他们的，并由富长觉梦先生保存至今。这份亲笔抄赠件，在日本，早于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就已发表了，内容基本上与国内的原稿相同，只有部分字句有些差异增删。而这些差异增删之处，在今天，又恰恰为我们理解《自传》和《自述诗》提供了不少补充、诠释的十分难得的重要线索。《自述诗》的第八首说：
左家娇女字莲仙，累我闲清赋百篇。
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
注：十三岁秋九月遇某氏于剧场。
日本抄件中，第二句的“累”作“费”，注语为：“十三岁秋遇某某，有诗，不存集中。”这首诗中的“娇女”，即注中的“某氏”，应该就是自传第四篇《水样的春愁》中所说的“赵家的那位少女”。日本学者在研究中也都联系到她。富长觉梦先生在他所撰述的《服部担风先生杂记·回忆郁达夫》中有一小节名叫《莲仙》，更为明确地说：“他（郁达夫）十三岁时与一个名叫莲仙的邻家可爱少女的初恋……”稻叶昭二先生在他所著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自述诗》（此书只录载了十六首，缺第二、第三两首）中也说：“左家有个可爱的姑娘名字儿叫莲仙”。他们两位大概都是根据此诗的第一句，从字义推测而说的吧？其实，“赵家少女”确有其人，确是姓赵，今尚健在，已是八十八岁的老太太了。但名字不叫莲仙，也不曾有过与莲、仙两字相关的小名儿。其真实芳名，看来作者当初就有意隐轶，不仅《自传》内始终以“少女”、“女孩”来避讳，就是《自述诗》内也都以“某某”、“某氏”作代名。这首诗里的“莲仙”也属于相类似的隐语。查郁达夫《自述诗》草稿，这一首曾几经改易修炼，第一句本作“东家弱女貌如莲”。“莲”不妥，改为“仙”；又不妥，再改为“号莲仙”；仍不妥，最后才“东”改“左”，“弱”改“娇”，“号”改“字”，定稿为“左家娇女字莲仙”。这就是“莲仙”两字形成的经过。第二句曾作“×（此字涂改不清）赋闲情事可怜”，初改为“××闲情赋一篇，再改为“费我×儿赋百篇”，最后才定为“费我闲情赋百篇”，而誊清稿“费”又改为“累”。从这一句的修改经过看，自传第四篇中说的“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真是最好的注脚。
“赵家少女”与寡母当时向金姓大户租住的那所高墙大屋也至今犹存，位置正处在作者老家以东的一箭之地。这所百余年老屋，如今当然已陈旧不堪，但从四壁烽火高墙，巍然石库门楼的外貌仍可以遥想它当年的威风。进门是一周圈整齐的楼房围着中间一方石砌天井（当地人称为“走马堂楼”）。朝南的正厅又宽又深，难怪从少年时的作者眼里看出来，“她们家里……住的房子却很大很大”的了。出门则就是孔圣庙围墙外的沿墙通道，南达东门街，北通城隍庙。古老的、中间铺着狭长的石板、两旁用鹅卵石砌成的路面，如今还留剩着零星的段落 。通道沿围墙的一边，都是高大的柳树，细软的嫩绿柳条垂拂着大红围墙，与墙内泮池上的参天杞柳伸向墙外的强枝密叶交相辉映。这是一条说不上特别怡人，但确实也颇能勾发情思的僻静小道。如果是读过这一篇《水样的春愁》的人，来到这里，回想起当年正是情窦初开的作者少年，“春三四月天，脚踏着日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心怀着热切盼望一见赵家少女楼头的粉脸，踯躅在墙沿路边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理解，为什么作者在这一篇中不惜浓墨重彩，用优美的语言来描写这一带环境并称之为“梦里的游行”的了。如果再把《自述诗》第八首的后二句：“三月富春城下路，杨花如雪雪如烟”来对照吟味，更能意会到无法言传而确有所得的意境享受。
赵家少女的相貌，长长的细眉，高尖的鼻梁和粉嫩、光润的瓜子型脸蛋，虽然还不能说是最美丽的一个，但据说她很懂得打扮，很有富家闺秀的大方和派头。特别是有一种舒缓从容，文弱娴静的风度，最易招引像少年作者之类的，精神王国里自惭形秽到唯女性的高贵是崇的书生们的仰慕和爱怜。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据说幼年时只在自己家族的家塾里读过二、三年书，但能粗通文墨。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是很了不起了，也只有大家族中的富裕户才做得到。但稍长以后就只能失学在家“待字”，因为，无论书塾、经馆或洋学堂都是不收女学生的。赵家算得上是当时最开通的富商家庭，故让女孩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富阳这个小县城里招摇过市，其实也是一种“待字”的新式方法。出身在清贫的，很不开通的，极端缺乏男女社交见识的旧家子弟就不能不被这些惹人的浓艳所吸引。她们平日待在闺中打发时光的消遣，多半是抹骨牌或者上戏院看戏。骨牌，也叫牙牌，或者叫排九牌，共三十二张，可以作为赌博输赢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个人游戏如卜算命运休咎之类。《春愁篇》中说的在倩儿家赌输赢玩的就是这种牌。当时的富阳还没有正式的戏院，但一年四季，只除了秋收农忙的几个月外却都有营业性演出，所谓“卖戏”。那就是城隍庙改装的剧场，——虽然不很象样，但却是全城唯一的男女社交的公共场所。凡新换的剧团和新换的剧目，这几位开通人家的姑娘几乎无场不到。当然，未必是他们爱好戏剧而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招摇过市。但青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却是真正的爱好看戏，他不仅在高等小学堂上小学时，经常上城隍庙看夜戏，去日本以后，偶然回家也保持着这种爱好。一九一七年夏他第一次回国，自七月七日抵家之日起，据日记，除因事出访亲友者外，住在家里的几天，八日、九日、十日、十九日等都有上城隍庙看戏的记载。第八首《自述诗》注语中的“遇某氏于剧场”，即他初次遇见赵家少女就是在这种上城隍庙去看戏的场合。这次初见，别无记述，也许只是一次他自己感到了挑动心弦的新发现。别无“微笑一下，点一点头”等等的交流，但却是“恼乱童心”的开始。以后才逐渐有了《春愁篇》中所说的见面时“打招呼”，害得他“头昏耳热”的发展。因此，他开始留心和认识赵家少女早在“年纪只比我大一岁”的同学“邀我上他家里玩去”以前。这份早已被“恼乱”了的童心，虽然经过很长时间的“同芭蕉叶似的重重包裹”，但最后还是讲到了“不时上赵家”去跑跑，以至于“捏住了她的手臂”，“在月光里相对的那一刻春宵”。如果说赵家少女本来“或许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一样，见面时打个招呼，但到了最后这“一刻春宵”，不会无所感触吧。她是怎样想的呢？这位舒缓娴静的姑娘，没有，也不会透露多少的正负符号，也许只不过像一壶清水中滴入了一星点蜜糖，与平日的纯净有着些微不同的滋味罢了。这一晚，应该是作者十五岁冬，正确地说，应该是他十六岁（1911年）的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自十三岁秋后在剧场初见，至此才确实是“整整地恼乱了”两年的童心！
这默默相对的“一刻春宵”，是作者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的自我陶醉。就当时两家贫富之悬殊，志趣之差异，哪怕是平淡似水的关系也不可能再继续维持的，留给作者的只能是不平淡的“同水一样的春愁”。不久，赵家少女就由她的叔父做主，与一个富商子弟，据说还是作者的同学订婚（当地叫做“传红”）了。这已是武昌起义以后的民国初年，正当作者去杭州、嘉兴等地上了几个中学都感到不满而失意回家自学的时候。《自述诗》第九首，大概指的就是这些事：
一失足成千古恨，昔人诗句意何深！
广平自赋梅花后，“碧海青天夜夜心”。
国内誊清稿本诗无注，而且日本抄件中诗后注有：“罗敷陌上，相见已迟，与某某遇后，不交一言”。查这首诗的草稿，第二句曾作“前人诗句道来真”，最后一句本作“懊恼清狂直到今”。综合这些句里行间的差异和删改之迹来推测，他又遇见了订婚后的赵家少女。他深自懊丧失去了良机，还很有点气呼呼的恼恨——这才真是墙外行人的“多情却被无情恼”，实在叫赵家少女又可气又可笑的了。他自比唐代宋璟作《梅花赋》那样写下了多少情思篇呵！一代名相的宋璟，史称耿介持正，居然也写过那么香艳多情的《梅花赋》。史家左新、旧《唐书》的宋璟传记里甚至都不敢提及此事，难怪晚唐诗人皮日休见了要大为惊叹了：“我还以为宋广平是个铁肠石心的人，然而读他的清便富艳的《梅花赋》，竟很不像他的为人！”这与少年作者当时的情景，如《春愁篇》中所说，“一颗无邪的心”，“有点过份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可说是个十分传神的自比。但在这篇末尾他说只“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的春愁，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