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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信神的强迫，祷告的叠来，以及校内枝节细末的窒息”，使他太失望了。《圈外篇》说：“英文也已经把第三册文法读完了，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有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是他离开蕙兰时的想法。总之，他对杭州的几所学校，都大失所望，依旧回家去独居苦学。
以上，《自述诗》所述这两年内的过程，与杭府中学的停办，孙中山的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等客观事件，在时间上都是相符的。作者创作于一九二一年，被称为“自传式”小说的《沉沦》中，也有关于这两年的描写：“武昌的革命起来了。那时侯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中学堂。……”以下一大段换中学堂的过程，虽然中学名称用了英文代号，如嘉兴府中称“K府中学”，杭州府中称“H府中学堂”，之江大学预科称“H大学的预科”，蕙兰中学称“石牌楼的W中学”等等，最后“出了W中学，他看看杭州的学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就打算不再进别的学校去。”与《自述诗》所述也是极其相似的。
虽然，这两年，实际上只有一年零一、二个月时间断续地在家自学，但作者衷心认为“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这确是一串“苦学”的岁月。作者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的：“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校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部书来，一部是《石头记》（按：即《红楼梦》——笔者），一部是《六才子》（按：即《西厢记》——笔者）。”应该就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即嘉兴回来的暑假或者革命后家居开始之时。书箱因革命而开了禁，里面也当然不止这两部书。但大部分确是《三国演义》、《会真记》等旧小说、传奇和《当炉艳》、《牡丹亭》等杂剧以及《疑雨集》之类的香艳诗。这些书，在今天看来还着实够不上精神污染的黄色读物，但当时却是悖逆圣教的禁书，至少是非学子正业的闲书。尽管这些书都吸引着他的很大兴趣，在此以前，他也已读过不少诗词及其他文学作品，而这时他认真苦学的课本却是《资治通鉴》、《唐宋诗文醇》以及经、书、四史等正业典籍。因此，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的坚实基础还是在这段苦学时间里奠定的，并开始逐渐产生了他自己对文学的初步概念：“文亦多种矣：有言语动作之文；有韵律之文；有山川草木自然之文。自然之文，天地之气化也；言语动作之文，裸虫之制作也；韵律之文，人类之灵感也。所感不同，则所发之韵律之文亦异。述吾人之思想，表吾人之喜怒，足以撼动天地，震醒聋聩者，统名之曰诗。诗者思也，大者诗乎！亦大者思乎！”（《云里一鳞》）在各种文学现象中，他特别珍视的是诗。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诗，是指广泛意义的诗。对诗的这种见解，在他以后的文艺理论中，一直留着明显的迹象。例如：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诗论》中说：“诗的实质，重在感情。思想在诗上所占的位置，就看他的能否激发情感而后定。若思想而不能酿成情绪（按指喜、爱、怒、恶等等——笔者），不能激动我们人类内在的感情全部（按即撼天地、震聋聩之谓——笔者），那么这一种思想，只可以称它为启发人智的科学，不能称它为文学，更不能称它为诗。”同时也贯彻在他的文艺实践中，不仅是他的诗，始终遵循此理论，即他早期的小说，中年的散文、游记也都弥漫着浓重的诗的情趣，或者说都在不同程度上诗化了。
对浩瀚的中国古典诗词遗产，他亦形成了自己的“诗论”：“诗之种别亦颇多：有忠臣孝子之诗；有文人学士之诗；有老庄之徒之诗；有黄莺云雀之诗。每饭不忘君父，流离颠沛，悲歌于柳荫泽畔者，忠臣孝子之诗也。云开北阙，人返南窗，挥泪葬花，含情弄月者，文人学士之诗也。曳尾泥中，放情濠上，忽而化蝶，忽而梦鹿者，老庄之徒之诗也。春日正浓，春花欲语，春草如波，春山如笑，高歌低唱于枝头云表者，黄莺云雀之诗也。”姑不论他的这种说法十分精当，不过他对各种诗别，也看不出有褒贬之意，但他劝孙荃夫人“而女子但学咏黄莺云雀之诗可耳”。只能说他对黄莺云雀之诗还是比较欣赏的，这正属于所谓儿女诗之一类。然而他对各朝诗风却已有渐趋成熟的比较：“盛唐诗不及晚唐之近情；宋人清诗不及元人之多致。”（均见《云里一鳞》），“盛唐不及中唐，中唐不及晚唐”（见1916年冬致长兄、嫂书）。他对唐诗的评价，与历来推崇盛唐，齿薄中、晚唐的传统定论颇相径庭。前已述及，他熟悉唐诗，但开始进入诗歌创作的殿堂，却受到多位清诗人的影响。在这一观点上，他与龚自珍的诗评，或者说承其影响，或者说同调同思，反正是说到一起了：“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才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龚定庵：《歌筵有乞书扇者》）龚子为中唐晚唐诗人翻案而“恕”，许为“名家”，是鉴于他们工于感慨时事，有所揭露；作者赞许晚唐诗人的，也正是他们的“近情”，道出了真实的感触。他对宋诗似乎从来就不甚喜欢，早年多次谈诗的书信中，只在一九一六年致兄、嫂书中见到过“在宋则欧阳永叔、曾南丰、陆剑南诸家诗可诵”的一语，此外，几乎言不及宋。他教未婚妻孙荃学习做诗，首先劝她读的是唐诗和清诗。半年后孙荃写了一些诗寄给他，他认为“汝诗已佳，然苦读诗不多”。因而劝她再读，给她送去的却是一本《元诗别裁集》：“此后可取元诗别裁集中之七绝读之。再三熟读后，诗风当能一变也。”（均见1918年3月28日信）这大概就因元诗多致。那末他如此冷漠宋诗，究竟意见何在呢？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发表 的《娱霞杂载》中才老实不客气地说出来：“张泌初仕南唐，入宋官虞部郎中，寄故人一绝……尚有‘扬子江头杨柳春’的遗味，至汪水云湖州歌中之‘京口沿河卖酒家，东边杨柳北边花，柳摇花谢人分散，一向天涯一海涯’则语意率直，真是宋人口吻。”有趣的是他一面说了出来，一面又觉得对宋人太“那个”了，故接着说：“诗分唐宋，并无优劣之意，不过时代不同，语气自然各异耳”。竟然来了个意在安抚宋人的外交辞令。“语意率直”难道是语气各异的问题吗？其实，此种评价，他内心是由来已久了。
在这段自学期间，读书苦学之余，他还有意地向社会学习，难能可贵地主动去接近农民。据了解，他着实交上过一些农民朋友。这些朋友只习惯称呼他的小名荫生，一直到他中年以后，每次回家，还都来看他，据其中一位名叫俞益生的说：他最喜欢听农事收成和生活琐事，以至迷信活动，婚嫁寿庆，因此，一谈就内容很多。但他得到的最实感的结论是赤贫和无知，农村已濒临破产。这使他强烈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自己的努力，也使他倾注最大的同情于笔端，在以后的许多作品里形成浓重的倾向。
此外，他继续写了一些旧体诗，寄到杭州、上海的报纸上去发表。前述从《神州日报》上查获的两首五律就是这段时间末期的作品。而据《沉沦》：“有时候他也用了华丽的文章做起小说来。小说里就把他自己当作了一个多情的男士，把他邻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了贵族的苗裔……”云云，则他还开始了小说创作。小说的内容，似乎是模仿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贵妇人故事。这期间，他继续苦学英文，希腊罗马故事、圣经、莱姆（Lamb）的莎翁戏剧故事以至莎翁戏剧本身都是他的学习课本。尝试这种模仿创作是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据了解，住在他家邻近的确有一个姓金的寡妇。他有两个女儿，与作者年龄略相上下。金寡妇依靠丈夫颇丰的遗产生活，住着深宅大院，衣食优裕。金寡妇虽然与作者的母亲是邻里好友，但贫富如隔山，肚里各有一本帐，有人谈笑间还讽刺过作者母亲，如果为儿子们打金家的注意是猫鼻子上挂咸鱼——嗅鲞（休想）！以后这两位女儿果因自恃家财门第，高不配，低不就，蹉跎芳龄，都结不成良缘，反落得名声不佳。晚年的境况，孤苦无依，更为凄凉。到这时候，她们每次回忆往事，还不免向人们夸耀：“年轻时光，达夫的小说里把我们写得好着呢！”大概就是指《沉沦》里的这段话而自动对号入座的。作者与她们熟悉早于遇见赵家少女，大概因早存戒心，似乎连“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也不敢有过。但作者又把她们当作贵族苗裔的模特儿来铸入小说，可能是个罗曼蒂克的悲剧故事。不过，这些真正的小说处女作，作者并没有保存下来，更不曾发表。目前可以确定的，《沉沦》不是他的处女作。而这些《沉沦》以前的小说尝试，都反映着这时期他已开始了所谓“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的强烈内心变革，实在都是《沉沦》的先声！
这段时间，他是“蛰伏”在老家的一角西楼上度过的，孤影书声，唯与富春江上的清风明月为伴。这是间狭长的朝南斗室，自从他的哥哥出门以后，就由他住下了。这里不仅是他“闷过了两个夏天”的书斋，也是一九二○年他与孙荃夫人结婚的新房。小楼的墙外便是狭巷，据说，那时节，狭巷的两旁还都是低矮的平屋，小楼上推窗便能眺望“一川如画”的富春江。如今狭巷的两旁虽都已改建为四、五层的高楼，但站到小楼边，还依然能从略形弧弯的一线狭巷隙缝中窥见水天一色，绿洲白帆的江面。亲身来到这里，方使人恍惚领略作者在《沉沦》中渲染的美学情操：“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然而风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以及他在一九三○年发表的《纸币的跳跃》中那段情景交融的描写：“从高楼上临江的那扇玻璃窗里，抛眼向外面一望，就看见了一幅儿时见惯，但有多年不曾看到的，和平美丽的，初冬江上的故里清晨的朝景。”如果登楼而环顾斗室，更不难想象他当年在这里日日面对着“排闼送青”的波光山影而啸咏低吟的情景来。
有人来到这里，不胜感慨地说，艺术家，无论是托尔斯泰、贝多芬或者李白、曹雪芹的创作成就都是孤独的产儿。那末，作者是有幸还是不幸呢？他傲然地接受了时代赋予的孤独，从“行李家贫只旧书”走上这条艺术家的道路，历尽“佯狂难免假成真”，“闭门天许作闲人”的坎坷崎岖，一直走到了“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岂辞”！在这两篇里他痛定思痛地诅咒了时代，但我们也不必为古人忧伤，他始终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
八 海 上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渡海向“船坚炮利”的洋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哪知推翻了清政府之后，野心家迭起，依旧还是不称皇上的“皇上”临天下，国事骚然，更多的知识分子还得渡海去向外国学习。作者就是在后一个浪潮中因他的长兄曼陀赴日本考察司法，由长兄携带着东渡的。
曼陀长于作者十二岁。这对昆仲间与通常的兄弟关系有些不大相同。作者出生后不久，长兄就离家到杭州府学堂（即原养正书院）求学去了；接着，一九○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又考取官费留学生去了日本。这时，作者才十岁，正在春江书院上学。故作者自幼与长兄一起生活的时间是不多的，更说不上兄弟间有什么总角垂髫之乐了。作者开始略懂人事后，长兄给他的最深印象是勤学苦读，十六岁就以院试第一名入泮，成为祖母、母亲时刻教导少年作者的努力榜样。长兄不仅学业超群，而且工诗擅画。作者上学后，特别是对古典文学发生兴趣后，长兄的诗文便成了他自觉学习的范本。而长兄对这个季弟也真是关怀备至，爱抚之情，用他自己的一句诗可以概括：“一家年少最怜君”（郁曼陀：《酬达夫弟原韵》）。不仅决定作者一生命运的这次东渡是全由长兄像监护人一样周密筹划的：“三弟居家，断非上策，此次当偕赴日本也”。而且对作者的学业、前途、以至诗文作品，参考阅读，长兄都是个具体指导的严师。作者早年与长兄来往信札，或者一时聚首，谈诗论文，唱和酬韵不断，并习惯于每有所吟以博到长兄赏识为最高标准。如一九一九年（已未）一月二十一日作者日记中载：“今天又作了两句诗：‘朔风有意荣枯草，柳絮无心落凤池’。这两句诗若被曼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