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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载：1919年“五。四运行”：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第１４卷第３３５页）
１９２５年“五＊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同上，第５４８页）
１９２６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豢来，得秋芳信。（同上，第５９２页）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８９４页）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小川正夫信并赠《卜卜亻工夕戈亻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六两册。（见《鲁迅全集》第１５卷２５８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都没有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日）。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不意路途为戒严兵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轮声时断时续，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则此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学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回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邀我打牌，就入局打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六
郁达夫相互信任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众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时有时不合事实，然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风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就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被人家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小报及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基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郁达夫及其作品
苏雪林
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 库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有夸大狂和领袖欲发 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
郁达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小说集《沉沦》，引起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当时握批评界最高权威的周作人曾为文为他辩护。以后他陆续出版《寒灰》、《鸡助》、《过去》、《奇零》、《敝帚》、《薇蕨》、《忏余》等短篇小说集；《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后改名《饶了）等中篇小说；以及《日记九种》等其他杂著，以产量论算是很丰富的。
郁氏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都是一贯的，那就是所谓“性欲”的问题。本来“性”是人类一切情欲中最基本的一种，像弗洛依德所说还是情感的泉源，能力的府库，整个生活力的出发点，抓住这个来做谈话和写作的题材，决不怕听者读者不注意的。何况中国民族本如周作人所说，多少都患着一点“山魈风”，最喜谈人闺阃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对于这些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哪有不热烈欢迎之理？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又喜欢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郁氏作品之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个缘故吧。
但郁达夫虽爱谈性欲问题，他所表现的性的苦闷，却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这就是郁氏自己的写照，而不是一般人的相貌。像《沉沦》中的主人 作公一见女性呼吸就急促，面色就涨红，脸上筋肉就起痉挛 ，浑身就发颤，还有其他许多不堪言说的情形，这是一般青年所有的现象吗？《茫茫夜》里的于质夫，到小店女人处，买针买帕，回来自刺等等可笑的行为，又是普通男子感到性欲无可发泄时的情况吗？这些地方郁氏若以“自叙体”的文字来写，我们无非说作者生理状态异乎常人而已，但他所用大都为他叙体裁并声明这可为现代青年的典型，那就大大地错误了。小说贵能写出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伟大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虽历千百年，尚可与读者心灵起共鸣作用，郁达夫作品中人物虽与读者同一时代，却使读者大感隔膜，岂非他艺术上的大失败？陈文钊论达夫代表作，有这样几句话：“总之，达夫初 期的创作背景，性的苦闷，是其骨干。这种苦闷自然不是达夫个人的，每一个人在青年期从生理的发展，必然会发生这种作用……而像达夫这种病态，在一时成为青年苦闷的典型。”这如非故作违心之论，便是青天白日闭了眼睛说梦话！
此外则“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也是构成郁氏作品的原素。他的作品自《沉沦》始，莫不以“我”为主体，即偶尔捏造几个假姓名，也毫不含糊的写他自己的经历。像《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烟影》里的文朴……谁说不是郁达夫的化身？郁氏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样的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最后他表明他创作的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自我主义是决不能丧失的。”
本来自我主义是由个人主义发展而来，个人主义原是现代思潮的产儿，而在颓废派作家的思想里，这色彩的反映，更为浓厚。他们常说：“我们所真能知道而且真实存在的，在这世上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宇宙不过因为自己的心绪如何，而看成了美或丑的一张壁画罢了。我们需要始终执着我于我们自己。”无怪乎厨川白村说所谓现代是什么，那就是佛朗士说的“人者常将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的时代了。现代文艺里“自我表现”，之特多，原是当然的道理。
但是，像郁达夫的自我表现，与其说他想踵美西洋，特意提倡这一派文学，无宁说他艺术手腕过于拙劣，除了自己经历的事件便无法想象而写不出罢了。他说：“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有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没有杀人做贼经验的人，不能描写杀人做贼的事，因此，无产阶级的文字，只好让无产阶级去创作。”这 话也不能说没有一部分的理由，像《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便不合事实，因老虎是腰骨柔软，前爪锋利的猛兽，它不像牛马一样，被人揿住头便无法挣扎，它几下翻腾，便会将你抓个稀烂。不信，捉只大猫来试试看。《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在能仁寺救安公子时，发弹打小和尚三儿的情形，也不合事实。子弹从右耳贯入，左耳透出，则人的神经中枢，立遭破坏，就会一声不响地倒下，那能像那小和尚还叫一声“我的妈呀１而后豁琅琅摔开铜盆而倒？因为作者没有打虎和弹人的经验，所以写来虽用十二万分气力，却不值识者一笑。不过说个个作家如此，亦复不然。我们并没有听说杜斯妥也夫斯基杀过人，而他的《罪与罚》中青年谋杀盘剥重利的老妇姊妹，绘声绘影，惨澹动人，为脍炙人口之谋杀描写。莫泊桑并非女儿身，而他的 《一生》写一个女子一生悲苦的经历，能叫身世相同的女子读时感动到下泪。此外如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女》等，均能教我们知道抗战前几年中国农夫和小店主惨苦 作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光景，那么，所谓无产文学要由无产家阶级自身来创造，又靠不住了。总之人生经验，当然极其文重要，而所贵乎文学家者，还是能利用他丰富的想象力，来补足他未曾经验的人生，若事事必经验而后始能写，则世间那里有这许多文章呢。
“感伤主义”也和“自我主义”一样，是近代思潮的特征，是“世纪脖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病态，而歇斯底里的病态，尤为其重要者。郁达夫作品里的主人公大都有一个灰白色脸庞，高高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而且眼窝外必带一层黑圈；又必终日无缘无故自悲自欢，见了晓林薄雾，眼里会涌出两行清泪；对着平原秋色，又会无端哭了起来，回答日本下女自己是支那人时，又感触至全身发抖，而滚下眼泪，我们看起来，那些事，实不值得落泪发抖的，而作者笔下却非落泪发抖不可，那只好说作者自己神经有病了。不过自己神经有病，竟叫小说中人物也个个 作患着神经病，不知小说人物“个性”为何物，这样作家，居然在中国文坛获得盛名，岂非奇事！
郁氏除了性的苦闷，又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下等娼妓、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各种堕落行径，所以人家给他戴上颓废作家的冠冕。作家对于丑恶的题材，本非不能采取，不过紧要的是能将它加以艺术化，使读者于享乐之中不至引起实际情感。我们瞻仰希腊裸体雕像时的感觉，与阅览春画时的感觉不同，即因为我们的情感已被优美的艺术净化了。法国的波耳汉（Ｐａｕｌ－ｈａｎ）一派批评家主张艺术是欺瞒的，即说艺术是给我们以现象的假象，而不是给我们以现象本身的东西。弋恬说，艺术的作用不过唤起了意识的幻影或半欺瞒的状态，就是使我们不忘却现实而踏出现实一步的状态。西洋颓废派所取题材，大半是不能给人快感的，而经过他们巧妙艺术陶熔后，居然使读者觉得并不可憎，反而可爱。即如现代诗坛李金发、邵洵美的诗也富于颓废色彩，我们仍然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