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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适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后，感觉着自己的力薄，文学创作的时机并未成熟，便把达夫拉回来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医学去了。医学搞毕业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达夫、仿吾同住。仿吾是从湖南东下，达夫是从安庆的法政学校解了职回来。当时我们都是无业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热烈地干了一个时期。《创造季刊》之后，继以《创造周报》、《创造日》，还出了些丛书，情形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却是窘到万分。
1923年秋天北大的陈豹隐教授要往苏联，有两小时的统计学打算请达夫去担任，名分是讲师。达夫困于生活也只得应允，便和我们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后的交游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
达夫的为人坦率到可以惊人，他被人利用也满不在乎，但事后不免也要发些牢骚。《创造周报》出了一年，当时销路很好，因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识已开始转换，不愿继续下去，达夫却把这让渡给别人作过一次桥梁，因而有所谓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编的《现代评论》出现。但用达夫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被人用来点缀的“小丑”而已。
达夫一生可以说是不得志的一个人，在北大没有当到教授，后来（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经担任过教授，但因别人的政治倾向不受欢迎而自己受了连累，不久又离开了武汉。这时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来。上海有了“五卅”惨案发生，留在上海的创造社的朋友们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来，达夫也写过一些文章。逐渐又见到创造社的复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长的聘，又才邀约久在失业中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
达夫应该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让他做外交官，我觉得很适当。但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他的缺点是身体太弱，似乎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便有了肺结核，这使他不能胜任艰巨工作。还有一个或许也是缺点，是他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广州之后只有三个月工夫，我便参加了北伐。那时达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长职务便只好交给王独清代理。假使达夫是在广州的话，我毫无疑问是要交给他的。这以后我一直在前方，广州的情形我不知道。达夫是怎样早离开了广州回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又怎样和朋友们生出意见闹到脱离创造社，详细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脱离创造社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断绝了交往。他有时甚至骂过我是“官僚”。但我这个“官僚”没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后来达夫对于我是恢复了他的谅解的。
1928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这之后一年光景，创造社被封锁。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在这期间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结了婚，创作似乎并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上看见过一段消息，说暨南大学打算聘达夫任教授，而为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头子，利用过达夫和创造社的招牌来办《现代评论》的。——沫若注。）所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我感受着异常的惊讶。
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的岁暮，达夫忽然到了日本东京，而且到我的寓所来访问。我们又把当年的友情完全恢复了。他那时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负了什么使命到东京的，我已经不记忆了。他那时也还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国去游历。就因为他来，我还叨陪着和东京的文人学士们周旋了几天。
次年的5月，达夫有电报给我，说当局有意召我回国，但以后也没有下文。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得到大使馆方面的谅解和暗助，冒险回国。行前曾有电通知达夫，在7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达夫还从福建赶来，在码头上迎接着我。他那时对于当局的意态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没有恢复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个人留在上海，达夫又回福建去了。
1938年，政治部在武汉成立，我又参加了工作。我推荐了达夫为设计委员，达夫挈眷来武汉。他这时是很积极的，曾经到过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发生了家庭纠葛，我们也居中调解过。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
达夫到了南洋以后，他在星岛编报，许多青年在文学上受着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沦陷，达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说他已经牺牲，有的人说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达夫的一位公子郁飞来访问我，他把沈兹九写给他的回信给我看，并抄了一份给我，他允许我把它公布出来。凡是达夫的朋友，都是关心着达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艺战士假使只落得一个惨淡的结局，谁也会感觉着悲愤的吧？……
看到这个“凶多吉少”的消息，达夫无疑是不在人世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像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普通一个公民，国家都要发动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我现在只好一个人在这儿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达夫确实是遭受了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的屠杀，单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来上绞刑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实在的，在这几年中日本人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但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该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达夫的母亲，在往年富春失守时，她不肯逃亡，便在故乡饿死了。达夫的胞兄郁华（曼陀）先生，名画家郁风的父亲，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离了婚，已经和别的先生结合。儿子呢？听说小的两个在家乡，大的一个郁飞是靠着父执的资助，前几天飞往上海去了。自己呢？准定是遭了毒手。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达夫的遭遇为什么竟要有这样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3月6日
（原载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
漫论郁达夫
◇刘海粟◇
六十年来，评价郁达夫作品的思想性时，颇有分歧；至于他的文学才能，则无人怀疑。
我自惭不是研究达夫的专门家，又不善于说长道短，出于友情，容易偏爱，加上作家、画家所业不同，其中甘苦，不尽相通，只能抒发一点不着边际的外行话，向大家请教。恰如其分地评定达夫其人其文，则应仰仗于评论家、文学史家和读者群。
达夫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是本世纪最有才华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爱国是他一生言行中最突出的倾向。当然，爱国者不等于白璧无瑕。金无足赤，达夫亦非完人。在他感到报国无门，一腔热血不被人们理解的时候，有牢骚、有抱怨、有叹息、有软弱、有徬徨、有感伤、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甚至也有过病态的自我嘲弄。他憎恨无爱的人生，犹如厌弃无花的沙漠。在黑沉沉的铁屋里他带着觉醒后的悲愤和惶惑，大喊过爱的饥饿，反抗压在青年们头上的封建层岩，反抗冷漠、愚昧、狡诈、贫困的旧时代。他从不同流合污，只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看不到光明的时候，绝望颓唐之情不断来冲袭他。然而，作为抗菌素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地诱导他穿过沼泽，走向坚实。
记得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忘年交关山笛，写下过悲壮的悼诗：
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
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这便是对诗人郁达夫的公正评价。至于那些咒骂他“品质恶劣、作风浪漫，不足以为人师”的政客，和那些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认贼作父的汉奸、吮痈舐痔的帮闲、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随波逐流的变色龙，今天已全部被老百姓推入遗忘深渊；而为当时统治者深恶痛绝的达夫，则砥柱中流，知音倍增。历史无情又有情，这一切不是泾渭分明吗？
达夫很真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入砚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让绅士们的伪饰、淑女们的面纱受到淋浴，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怕又气，暴跳如雷。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结缘终身。朋友们关切注视着他，也为他感到不安。如果说过于坦白可以使童心不泯的人受害，在亡友中，达夫可算第一位。
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是变态心理的产物。当他控诉旧时代对他太不公正的时候，有些情调不尽健康。我们不应漠视，也不应夸大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历史上将有不少大家的著作要被束之高阁。
达夫笃于友情，和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们自称为“孤竹二君子”。在小阁楼上，在风起云涌的广州，相濡以沫，人所共知。他对鲁迅的认识，高于同辈人很多，一九三六年底，他在日文刊物《改造》第十九卷十三号上写道：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达夫酷爱自由，仇恨压迫与剥削；他不是共产主义战士，却是一个很彻底的民主使者。在南洋，他也曾谈起过自己和左联的关系：“替穷人说话是我的宿愿。左联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尤其是鲁迅，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和左联的关系，是由我做的媒介。我的个性不适合做那样工作，所以左联成立一月之内便宣告退出了。不管人怎么议论，我不辩解，而在暗中营救左翼作家的事，做得并不少。自问比挂空名不做实事的人，心中踏实得多。我对共产党的长征是很关心的。
鲁迅去世，我说过：‘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夜阴’和‘新月’指的什么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