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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诗人和王映霞结伴到九溪十八涧游玩，两人被浓烈甘甜的爱情佳酿所迷醉。“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她也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诗人和王映霞认识不久，就检查出自己患了致命的慢性传染疾病，那就是肺结核。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肺结核是浪漫文人们经常感慨咏叹的一种疾病。文人们往往瘦弱单薄，生活没有节制，非常容易罹患肺结核病。得了这种病之后，脸上常带着病态的潮红，精神纤弱萎靡，对事物异常地敏感。还有一种在文人中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肺结核病者的性欲有着病态的旺盛，对恋爱和女人格外地追求。这可能也是诗人在遇见王映霞之后，难以自制，疯狂地求爱的一个原因吧。
在与王映霞恋爱成功之后，诗人因治疗的需要，在杭州休养了一段时间。抛开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俗务的纠缠，诗人每日只与王映霞缠绵相伴，或者去逛逛旧书店，会会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日子过得逍遥快活。
随后的几年里，诗人虽说居住在上海，却经常到杭州小憩几日，遍游湖山清处，题诗作对，时得佳句。
１９３２年秋天，诗人又到杭州养病，住在湖滨的沧州旅馆。诗人在《沧州日记》中这样记载：
“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人疲乏极了，但余兴尚未衰也。”
“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桂花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秋迟或作山深，但没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难耐’，或可对对，这是今晨的实事，今晚上当去延益里取一条被来。”
“《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这便是诗人的短篇小说名作《迟桂花》的本事。
过了几日，诗人又搬到段家桥西湖医院的楼上住并作《水明楼日记》。１０月２５日，诗人“晨起，搭杭余路汽车至留下，由石人坞上岭，越过两三峰，更遵九曲岭而下，出西木坞，历访风木庵、伴凤居等别业，沿途灵官庙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忆杭州有嘲王姓者诗，所以做了一绝寄霞，和她开个玩笑：
一带溪山曲又湾，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此时，诗人已经在杭州的山山水水里完全沉醉了，明白地显露了要携爱侣隐居此间的意思。
诗人移家杭州之后，采取了一种归隐田园的态度，渐渐地从时代的大风圈中淡出。诗人把杭州称做“婿乡”，意思自己是杭州女人的夫婿。诗人有一篇《婿乡年节》，讲的就是在杭州居家过年的杂事。什么做做粽子枣饼，请请客人，搓搓麻将牌，爬爬城隍山，做做酬答的诗词，像足了闲适隐居的名士。
我个人以为，最能体现诗人名士风度的，除了旧诗，就是游记了。诗人是非常喜欢游山玩水的。在定居杭州之前，诗人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学生小子，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直到在中国文坛中独树一帜，成为新文学的著名作家，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很难有闲适优游的心情与余暇。住到杭州以后，诗人压抑了多年的游兴一朝爆发，当年的秋天，便应杭江铁路局之邀，到浙东一带尽兴地旅游了一次，写了《杭江小历纪程》和《浙东景物纪略》两篇游记。
接下来的两年，诗人把浙东浙西的山山水水，差不多都游了个遍，并汇成游记总集《屐痕处处》。诗人在《两浙漫游后记》中说，“浙东西的山水，约略看了下来，回到了家里，仔细加以分析与回思，觉得龚定庵的‘踏破中原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的两句诗，仿佛是为我而做的。因为我的‘家山’，是在富春江上，和杭州的盆景似的湖山，相差还远得很。”
诗人是传统的乡土主义者，杭州的湖山虽然精美，令人留恋忘返，但自觉或不自觉，诗人总是觉得自己真正的家山，富春江山水，才是天下独绝的。这也是诗人的一个可爱之处。
杭州作为诗人避世隐居的地方，诗人自然会优游闲适地把西湖山水细细地赏玩个遍，以了宣统末年“三宿匆匆出凤城”的遗憾。
诗人移家杭州前一年的秋天，便同了昔日的老友一起到九溪的山谷去散步，在山野茶庄里偶遇一乡间老翁，喝了龙井芽茶，又品了西湖藕粉之后，“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听见耳旁的老翁一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帐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诗人逸兴大发，即兴对了一联：
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
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随手拈来即成文章，显示了一代才子的风度，令友人与村翁赞叹不已。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诗人两次和友人游览了晴雨中的西溪。
微雨中的西溪，“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
又一日，风和日暖，报载西溪芦花怒放，午后日斜，诗人与友人相约又去西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消磨了小半天。“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
诗人在秋雪庵即兴泼墨留下一幅手书的联语：
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照帘钩。
诗人很清瘦，墨迹却雍容大方，只是现在这秋雪庵弹指楼旧踪只怕难觅，无相和尚和诗人手迹早已劫数在天，徒留雪泥鸿爪之慨了。
诗人和友人在弹指楼“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那里去摸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象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苏东坡是古代的大名士大诗人，诗人是现代的大名士，两人都和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倒是个有趣的巧合了。
诗人在杭州优游闲适日子的最大不足就是“赁屋而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在这个湖山精美的城市，尤其是在习惯了“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这样的生活之后。
诗人是“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诗人在移家杭州两年半之后，开始动工起造自己的房子。
１１月１９日，诗人日记载：“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１９３６年初，风雨茅庐造好了。虽则诗人籍以望远的“夕阳楼”没能盖起，但马君武题的“风雨茅庐”横额已经挂到了正屋的客厅里，在来访的友人孙百刚看来，这风雨茅庐还是相当的气派：
门口两扇气象豪华的铁门敞开着，水泥铺道通往南向三间正屋。当中是客厅，两边是两间卧室。开间宽阔，每间有后轩，陈设的家具大部分是新的。壁上挂着字画镜屏。东面月洞门内有个小院子，点缀着假山石，摆着几盆荷花缸，一间朝南的大花厅，就是郁达夫的书房，三面沿壁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层层摆放着六七千册的中外图籍。
诗人煞费心血建造的风雨茅庐由于国难家愁，终于未能成为诗人的“永住之地”。这或许是应了天妒英才的老话。
当初，也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诗人挚友鲁迅极力反对诗人移家杭州。
１９３３年冬天的１２月３０日下午，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用沉郁的笔墨写下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书赠诗人之妻王映霞：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为文尖锐辛刻，但与诗人的关系却非常好。鲁迅是真心地劝阻诗人，国运不济，倭难将临，在惯于苟安的温柔杭乡，妩媚的山水，销金的窟宅，以诗人简单纯和的天性，耽于浮靡的生活日久，怕是要生出不可收拾的是非来。
建造风雨茅庐使天性潇洒不善营蓄的诗人欠了不少债务。为了挣钱养家，１９３６年２月还是旧历正月的初头，风雨茅庐刚刚落成还未正式入住，在王映霞的催促下，诗人极不情愿地离开杭州，跑到海道漫漫的福州谋职。然而这就是诗人的毁家之始。
破坏诗人家庭的人叫许绍棣，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教育厅长。
著名的《毁家诗纪》是诗人的沉痛之语。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诗人在附记中说，“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１９３７年秋，诗人因友人郭沫若自日本归国，特意赶到上海迎接郭沫若。“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趁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这是我在福州天王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１９３８年１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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