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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来问我的意见，他们好像也把我当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们那一种热心的态度，胸中却是喜欢得很，但是一听到他们问我的言语，我就不得不呆了。他们问说：“你是主张什么主义的？”
我听了开头的这一句话就觉得不能作答，所以当时只吸了一口纸烟，把青烟吐了出来，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主义。”
他们听了笑了一阵，又问说：
“共产主义你以为如何？”
我又觉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厂一枝香烟请那问者吸；他点上了火，又向我追问起前问的答复来。我又笑着说：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还不理解么？”
“说什么话！我问你之后你还没有开过口。”
我就指着他手里的香烟说：
“这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
“这岂不是共产主义么？”
他和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和他们讲讲闲话，看看他们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小学生——觉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们和我共饭。但是他们的面上好像都有些不满足的样子，因为我不能把那时候在日本的杂志上流行的主义介绍给他们听。
有一天晚上，南风吹来，有些微凉，但是因为还是七月的中旬，所以夜饭吃完后，不能马上就去上床，我和祖母母亲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亲幽幽的责备我说：
“你在外国住了这样长久，究竟在那里学些什么？你看我们东邻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岁，他又不上外国去，只在杭州中学校里住了两年，就晓得许多现在有名的人的什么主义，时常来对我们讲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讲那些主义的缘故，被人家请去了么？昨天他的父亲还对我说，说他一个月要赚五十多块钱哩。”
我听了这一段话，也觉得心里难过得很。因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亲要钱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点也做不出来，譬如一种主义的主张，和新闻杂志上的言论之类我从来还没有做过，所以我的同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亲，也疑惑我起来了。我眼看着了暗蓝的天色，尽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径，母亲好像疑我在伤心了，便又非常柔和的说：
“达！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笼。还没对你说呢！”
我那时候实在是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绝了，母亲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责她自己埋怨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对她说：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时候，我还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见一个星飞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
“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像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
“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
“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潜越，我就替你介绍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
“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了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像那样年轻的人，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的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
“我在外国图书馆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点什么学问？”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陈君的又红又白的面庞，门口忽又进来了一位驼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叶一样，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青黄的脸上架着一双铁边的近视眼镜。大约是他的一种怪习惯，看人的时候，每不正视，不是斜了眼睛看时，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细又黑的眼镜圈外来偷看。我被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觉得一跳，因为他那眼镜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说：
“你这位青年是没有主义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乡替我们介绍之后，他又对我斜视了一眼，才从他那青灰布的长衫里摸了一张名片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人生艺术主唱者江涛，浙江”的几个字，我见了浙江两字，就感觉着一种亲热的乡情，便问他说：
“江先生也是在大学文科里念书的么？”
他又斜视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说：
“是的是的，我们中国的新文学太不行了。我今天《晨报》上的一篇论文你看见了么？现在我们非要讲为人生的艺术不可。了要和劳动者贫民表同情不可。他们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怎么能赶得他们上呢？况且现在中国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泪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人生的艺术，怕一般青年就要骂我们了。”
江君讲到这里，胡君光着两眼，带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钟似的声音叱着说：
“江涛，你那人生艺术，本来是隶属于我的人道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人道主义流露在艺术方面的一端。你讲话的时候绝不提起你的主义的父祖，专在那些小问题上立论，我是非常反对的，并且你那名片上也不应该只刻人生艺术那几个字，因为人生艺术，还没有成一种主义，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无论如何，非要刻人道主义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争论了两个钟头，还没有解决，我看看太阳已经下山了，再迟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个人走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刻，听见屋里争执的声音更高了起来，本来是胆子很小，并且又非常爱和平的我，一边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来，一边却在心里祈祷着说：
“可敬可爱的诸位主义的斗将呀，愿你们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来。”
三
我回到哥哥家里，看见哥哥在上房厅上与侄儿虎子和侄女定子玩耍。一把洋灯的柔和的光线，正与这中产家庭的空气相合，溶溶密密的照在哥哥和侄儿侄女的欢笑的面上。我因怕把他们欢乐的小世界打破，便走近坐在灯下按钢琴的嫂嫂身边去。嫂嫂见了我，就停住了手，问我说：
“你下半天上什么地方去了？”
“上S公寓去了一回。”
“你们何以谈了这么久？”
“因为有两个大学生在争论主义的范围，所以我一时就走不脱身了。”
嫂嫂叫厨子摆上饭来的时候，我还是呆呆的在那里想：
“我何以会笨到这步田地。读了十多年的死书，我却一个彻底的主义都还没有寻着。罢了罢了，像我这样的人，大约总不合于中国的社会的。”
这一年九月里，我因为在荒废的圆明园里看了一宵月亮，露宿了一晚，便冒了寒，害了一场大病，我病愈了，将返日本的时候，看见《晨报》上有一段记事说：
“今秋放洋的官费留学生中，当以XX大学学生胡君陈君为最优良。胡君提倡人道主义，他的事业言论，早为我们所钦佩，这一次中了T校长的选，将他保荐官费留学美国，将来成就，定是不少的。陈君年少志高，研究经济素有心得，将来学成归国，想定能为我们经济社会施一番改革。”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后的今日，我也不更听见胡陈二君在何处，推想起来，他们两位，大约总在美国研究最新最好的主义。
人近了中年，年轻时候的梦想不得不一层一层的被现实的世界所打破，我的异乡飘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间结束了。我一个人手里捧了一张外国大学的文凭，回到上海的时候，第一次欢迎我的就是赶上轮船三等舱里来的旅馆的接客者。——谢绝之后，拿了一个破皮包，走到了税关外的白热的马路上的时候，一群狞猛的人力车夫，又向我放了一阵欢迎的噪声。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旧洋服，手里拿了一个皮包，为太阳光线一照，已经觉得头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阶级的同胞拖来拖去的拉了一阵，我的脑贫血症，忽而发作了起来。我只觉得眼睛前面飞来了两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头上拼死的压了一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晓得了。
我在睡梦中，幽幽的听见了一群噪聒的人从我的身边过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时候的情节来。当时我睡在母亲怀里，到了夜半，母亲叫我醒来，把一块米粉糕塞在我的口里，我闭着眼睛，把那块糕咬嚼了几口，听母亲糊糊涂涂的讲了几句话，就又睡着了。
我睁开眼睛来一看，觉得身上的衣服湿得很。向四边一望，我才晓得我仍睡在税关外的马路边上。路上不见人影，太阳也将下山去了。黄浦江的彼岸的船上，还留着一道残阳的影子，映出了许多景致。我看看身边上，那个破皮包还在那里。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会，我才把从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国来的事情，和午后一二点钟饥饿得死去活来，方才从三等舱上了岸，在税关外受了那些人力车夫的竞争的事情，想了出来。
我那时候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竟晕倒了。站起了身，向四边看了一回，终不见一个人影。我正在没法的时候，忽听见背后有脚步跑响了。回转头来一看，在三菱公司码头房那边，却闪出了一乘人力车来。车上坐着一个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码头房的后门口下车了。
我坐了这乘车，到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开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血管都冰结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纸币，空剩了一个纸包，不知被谁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到底的寻了一遍，终寻不出一张纸币来。吃了晚饭，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铺的一位同乡的商人那里去。在灯火下走了半天，才走到了他的家里，讲了几句闲话之后，我问他借钱的时候，他把眉头一皱，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时候要是地底下有一个洞，怕我已经钻下去了。他把头弯了一弯，想了一想，就在袋里拿了两块大洋出来说：
“现在市面也不好，我们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时我必把那两块钱丢上他的脸去，问他个侮辱我的罪，但是连坐电车的钱也没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过来。
四
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卖了一件冬天的旧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卖稀饭的店里吃得饱满，慢慢的——因为这几天来，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来的时候，在三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XX大学的同乡。他叫了我一声，我倒骇得一跳，因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经脏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转头来一看，认得是他，虽则一时涨红了脸，觉得羞愧得很，但心里却也喜欢得很。他说：
“啊，两年不见，你老得多了。你害病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耳根又涨红了，因为我这几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里边也没有什么衣服了，我把它寄在静安寺路的一个庙里的佛柜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桥的公园里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儿游玩，到了晚上，在四马路大马路的最热闹的地方走来走去的走一回，就择了清静简便的地方睡一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