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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过错误的焦裕禄”？这称号有点特别。我又问刘应祥：“这么说，刁文从前是犯过错误？”
刘应祥坦然地说：“犯过。大办钢铁，劳民伤财；大办食堂，给老百姓带来了祸害。这些错误都不轻。可是，1958年那时，当县委书记的，又有几个没犯过错误？彭老总那样的人，有是有，不很多。那阵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一级一级往下刮。刮得人晕头转向。上面逼得紧，下面的干部干劲越大，错误也越大。以后出了事，造成损失，就把什么都推在一个县委书记头上。这不公平！刁文这个同志，干什么都有股子冲劲。1958年他在禹县，大办钢铁可出名了。中央和省里的报纸、广播都鼓吹过禹县，说禹县日产生铁几十万吨、上百万吨。后来要处分刁文的那位省委负责人，当时就吹得比谁都响，中央一来人，他就陪着上禹县参观。以后，他又想把责任推在刁文身上，要拿他开刀保自己，被中央发现后，才制止了。”
“他在临颖是怎么回事？”我又问。
省农委那位工作人员抢着回答：“临颖的事，我觉着刁文没错。临颖全县没个电影院，刁文领着干部、群众自己动手，用架子车拉砖，拉石灰，拉建筑材料，盖起了个电影院。他是真干，不是假干，拉起架子车来，一拉就是半天。以后有人说他电影院盖大了，用钱用多了。这总比那阵子什么都不干，专门挑刺甚至破坏生产，破坏建设的人强。”
我还问了他们：有人说他在临颖和邻县关系不太协调，究竟怪谁？他们说：“没那么严重。是有些人对他有意见，可还说不上是县与县的关系问题。究竟怪谁？你听听事情的原委自己判断好了。这些意见，也是从拉架子车开始的。”
“拉架子车会闹出县与县的意见？”
“那可不是。”又是省农委那位工作人员抢着回答。接着，他便向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就在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前后，地委有次召集各县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生产任务。散会前一天，各县就忙着往家里打电话，要家里派车来接。一散会，各种各样牌号的车于全来了：北京吉普、小华沙、客车、卡车、拖拉机，一应俱全，各有各的用处。刁文也给县里打了电话，让县里来了几部卡乍，车上装满了一挂挂架子车。当时工、农业生产都正缺煤用，矿山里的煤又因交通运输紧张，一时运不出来。他就让参加会议的临颍县干部，每人拉起一辆架子车，先进山拉煤，再各自回公社、大队。一拉就是七八天。以后，报上登出了介绍临颖县干部带头运煤，解决了供煤紧张问题的事迹。报纸一到，邻县的一些干部就骂开了，他们说：“刁文这货，把事情都做绝了。他光顾自己先进，让我们全晒在那里！”
这事情究竟怪谁呢？我不想做结论，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做判断吧。我只能说：当时我听完这几件事，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鲁莽的实干家。
我们到兰考那天，天色已近黄昏，刁文在下面还没回来。晚上8点钟，他才来到我们的住处。因为一开始就听到有关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我就想尽量保持冷静，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暗自研究他。
他是山东文登人，说话还带着很重的山东口音。一只眼有点毛病，说起话来，不时地眯着眼睛，仿佛随时都在征询别人的意见。他下身穿件绿军裤，上身穿件白衬衫，裤管和袖管都卷得很高，有些儿衣衫不整。乍看起来，使人觉得他顶多是个公社的武装部长。
更加使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一开头就从自己过去的错误说起。他说：“我来兰考，自己也很担心。兰考这些年没上去，吃的是不实事求是的亏。我过去犯的偏偏就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河南有些干部，对我有个老印象，说‘刁文这货，就是好吹！’这对我有压力，也有好处。我便常常提醒自己：‘刁文，刁文！党把你派到这里，别再犯老毛病，遇到事情先调查研究，千万别胡吹瞎子！’”
这些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我顾不得再去暗自研究他，很快便同他和刘应祥同志一起愉快地交谈起来。
他又说：“兰考这两年有了些改变，有些人说是县委领导得好。哪有这么回事？兰考换了那么多县委书记，都没搞好，我哪有这个能耐？我这个人有啥？党龄不长，1947年才参加革命，这里的好多老同志都比我资格老；文化不高，解放前才念过很少一点书；经验不多，参加革命后，做过几年团的工作，当过两任县委第一把手，都没有搞好。我们这任县委是沾了这么几点光：一是沾了政策光。政策得人心，我们执行得人心的政策，群众就会欢迎我们。我们党干了30年，总算开始摸出了点搞建设的门道，往后还会越搞越好。二是沾了张钦礼、‘四人帮’的光。张钦礼太坏了，‘四人帮’太坏了，群众一比，就觉得我们比他们好。三是我自己也沾了从前犯过错误的光。犯了错误有教训，遇事总要谨慎些，不敢再随便蛮干。”
随着我们的谈话逐渐深入，他也谈到来兰考后遇到的困难。当时张钦礼的帮派势力还很猖獗，他来了没多久，就有人给他寄来个小花圈，要他早死早滚蛋。那时他真是“四面楚歌”。许昌地区的禹县那边，有人对他还有气，仍然在轰他；县里的张钦礼帮派势力，在赶他；地委有个支持张钦礼的领导，在压他。他说：“如果不是省委态度坚决，在关键时刻段君毅同志还在全省干部大会亲自表态支持我，我在兰考一天也站不住脚。”
他还说到：1958年他在禹县工作时，胡耀邦同志去禹县视察工作，曾向他提出过批评。过了整整20年，1978年8月他去北京开会，很想能再见到耀邦同志，就写了封信去向耀邦同志提出请求。信发出后，他又很后悔，总觉得耀邦同志不会再记得他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耀邦同志秘书电话，让他立即赶去。他去了后，耀邦同志还留他吃了饭，对他说：“1958年我到禹县参观，对你们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我当时批评你，你没听。这次到兰考，你要注意啊！”他从这件事情体会到：只要自己愿意改，能够改，党决不会嫌弃犯过错误的干部。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结束时，他又说：“现在河南犯错误的干部很多。我就是想当个专亮自己老底的战斗队员，用我自己的教训，去帮助别人挺起腰杆来！”
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见到刁文同志的第二天下午，我请刘应祥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座谈县委领导作风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宣传部长、县委机关干部、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等一共八九个人。大家都说：刁文同志从来不护短，来到兰考后，大会小会都讲自己有错误，对谁都讲；他还把自己向省委、地委写的检讨书，也拿出来给县委常委们看，让大家引为教训。每年麦罢秋罢，他都要分别召开一次犯错误干部座谈会，由他亲自主持。在会上，他问大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并且现身说法教育他们：犯了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党仍然会信任他们。
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同志，还讲了不少刁文同志的感人事迹，说他处处踩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走：来到兰考的第一个春节，就冒着大风雪，领着全部县委常委，拉了五辆架子车，往返好几十里，到红庙给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送煤，送粮食；1978年，县里的花生差不多已经绝了种，他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开了30多亩荒地，一季就收了5000斤花生，一斤也没留下，全部交给国家做了花生种；两年多来，他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了全县15个公社的140多个大队，下去就和社员一起劳动，和干部一起研究怎样搞好生产；他不光对庄稼活里的犁、耙、扬、播样样在行，下去帮助社员干活时就能拾起来，还不怕脏和累，帮助社员拉大粪车；城关公社有个社员栗石头和他一起拉了半天粪，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知道他是刁文，感动地说：“旧社会的县太爷都是坐八抬大轿的，没想到县委书记还和我一道拉大粪车”；离县城两华里有个孤零零两间房子的福利院，住着几个五保户和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十年没人管，他上任后就亲自赶了去，问寒问暖，连锅盖都掀开看看，感动得几位老人直淌眼泪；他还和焦裕禄一样，主持县委常委会议，重申了过去的一项决定：不准看白戏、看白电影，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遵守，等等。
这样的事例，那天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说了不少，我不能一一列举。到会的同志还一起排了排建国以来曾在兰考工作过的13任县委第一把手的情况。他们回忆着、对比着、争论著，最后得出一致结论：这13任书记中，连同焦裕禄、刁文在内，共有5任算得上是好书记。前4任书记，有的为兰考累死了，有的被坏人轰走了，现在就剩下刁文。他们说：兰考面貌的改变，很可能在刁文这一任上实现，因为他赶上了个好时代。
当他们在进行回忆、对比、争论的时候，我的思想不禁又张开了翅膀。我想到临来之前，那位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话，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回去向他询问刁文同志的情况了，因为这里许多同志的评论，可能更具有权威性。我也开始懂得：河南省委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干部到兰考来，并且在他遇到困难时坚决支持他。自然，我也不免激愤地想到：1958年后那位要用刁文做他自己以及更高一级领导的替罪羊的省委负责人，假如他的主张在当时被付诸实行，那么，今天这位被兰考干部和群众公认为是又一个好书记的刁文，早已饮恨黄泉了！
铁托同志有句名言：“革命不吃自己的孩子！”这位伟大战士的话，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一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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