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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已经听到的关于乔明甫同志的一些有褒有贬的议论。比如说：他的脾气很倔，和秘书、警卫员的关系搞得不大好。他竟然向秘书下令：不准阻挡任何一个想见到他的人，还为此发了些脾气。有一次，他还独自一人跑到机关干部宿舍里，和省经委一个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谈了一晚上。他甚至还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一样，直接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取消警卫员制度。批评他的人说：“这未免有些标新立异。”他反驳道：“怕什么？不能再人为地把我们和群众分开了。”还比如说：他为了一个普通服务员父亲的急病，竟然通过个人关系，几次给北京的老朋友打长途电话，要他们代买一种在郑州不好买到的特效药，这显然也违反了某些常规。当然，表扬他的也颇有人在。比如，有些人说：在他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倡议和支持下，郑州市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少年宫。它建成之后，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在建设过程中，他不仅事事关心，有一次还冒着大雨亲自去工地检查进度，和建筑工人们谈心。……这些褒贬，可能都各有道理。我了解的情况还较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却要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总希望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多看到一点人情味的东西。
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应该是个人，而不应是个神！
四、一位向前看的省长
在河南，我还曾先后和其他好几位省委负责同志谈过心。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使我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我如果全部写出来，这篇文章就未免太长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约束一下自己，只把和刘杰同志有关的一部分情况，再报告给读者。
刘杰同志的革命经历颇有点传奇色彩。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高材生，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后，他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还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是六朝古都开封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也是河南省第一任省委副书记；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同志共过事；接着，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部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作出过努力；1978年秋天，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时，由于他和河南的这些历史渊源，才又被派来河南。
从30年代初到今天，他的工作范围，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地下又转到天上，最后再从天上回到地上。作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在这好几个方面都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许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名人物打过交道。因此，当我和他有所接触，并且陆续从有关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曾和他开玩笑：“刘杰同志，你的这些经历，如果在西方，简直可以靠写回忆录发财了！”他听后也笑了，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向前看。”
一向前看”，这是刘杰同志的一条行动准则。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工作又很忙，可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外语丢得久了，文化革命中，挨批斗受审查时，有了些空闲，又捡了起来。据熟悉他的人说：他现在的外语程度，比他大学毕业的孩子还要好。来到河南，因为是省委的常务书记和省长，要抓全面工作，他又在学习一些过去不懂的东西。比如：他正在学习系统工程学这门管理的科学；还向小麦专家学习小麦方面的知识；也向水稻专家学习水稻方面知识。他从来不曾反对别人用自己个人的遭遇控诉“四人帮”的罪恶，认为那可以激励斗志。可是，关于他自己曾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诬陷、迫害，他却从不愿谈。至于他曾经做过那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就更不愿多谈了。
在我们的好几次谈话中，只有一次算是例外。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天。他又一次向我谈到河南能不能在2000年实现中央提出的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他突然想起在二机部工作期间，苏联撤走专家时的心情。他说：“苏修把专家撤退了，我们怎么办？有的苏联专家说：‘你们也要搞原子弹？甭想！等着卖废铁吧！’这以后，总理经常问：‘刘杰，什么时候响呀？’当时我要是自己钻进原子弹里就能够让原子弹爆炸，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他的个子不高，背稍稍有些驼，说话声音很轻，眼角唇边都带有几分笑意，穿衣服很不讲究。乍一看，怎么也难把他和一个7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省长联系起来。可是，谈着谈着，你就会被他那亲切的语调所吸引，你会觉得这个表面看来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躯里，蕴蓄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那一次，他还向我说：“我搞过几年科学组织工作。搞科学，最讲究实事求是，有时却又不得不冒一点险。第一颗原子弹上天，就是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先确定1964年10月要上天的完成期，倒着往前排日程表的。6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了，震动了世界。现在要治穷，要在2000年实现每人每年平均产值1000美元的计划，办成了也会使世界震惊。当然，这次困难比那次还要大。因为，十年动乱把人心搞散了，党的威望也比那时低得多。可是，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是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力量重新拧在一起的。”
就在今年6月和7月那个热浪滚滚的季节里，他带了八九个人，坐着一辆面包车，从伏牛山到大别山，跑了一个多月，一个一个专区，一个一个县的深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总共跑了6000多公里，7月中旬才回到郑州。他用许多亲自调查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我说明：河南的形势确实有了深刻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还只是开始。他向我谈到，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老公社书记说：这两年，比1957年前、1962年后建国以来两个最好的年代还要好。因为1957年前，还没有经过失败和挫折的教训；1962年后，只是刚刚渡过困难，感到松了口气，对前途还看不清。这一次重新起步，不光变化快，大家都觉得步子迈得比从前扎实得多。
他很高兴地谈到：取得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帮助大家解放了思想，把实事求是这个武器又找了回来。他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河南有山有水有平原，矿产丰富，能源不缺，不少经济作物在全国很有名，可以发挥的优势很多。可是，我们过去有山不靠山，偏要把山上的树木砍掉，开荒种粮食，搞一点山区多种经济，就算是资本主义；我们有那么丰富的铝土矿，那么多的大煤田，不发展制铝工业，不搞煤的综合利用，偏要到处一窝蜂地去搞小钢铁；我们的烟叶全国第一，棉花全国第三，本来应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偏偏发展了那么多机械工业，造成现在工厂严重吃不饱；黄河滩上的沙地很多，沙地适合种花生，一亩地最少也能收一百多斤，却偏偏要在沙地里种棉花、种红薯，收十斤八斤也要种。这样乱折腾，怎能不穷？”
也许是由于他在战争年代曾经在河南工作过的缘故吧，对于河南的穷，他有着切肤之痛。他谈到：虽然河南的形势已经有了不少变化，可是，全省发展还很不平衡。总的来说，农村比城市走得快，农民生活的改善，也比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明显得多。他这次下去，在固始县城关公社，看望了一对姓陈的老五保户夫妇。老两口子都已七十多岁了，养了108只长毛兔，一年可收入六七百元。单是固始这一个县，就喂了80万只兔子，40万只鹅，一下地，白茫茫一片。郑州郊区有个社员搞副业，自己买了辆摩托车。更不要说全省有名的刘庄、宋庄、白庄、回锅镇这些地方了。那里有的社员，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00元，社员急着想买电视机、缝纫机这些高档商品。可是，这样的社、队、户还很少。全省37万多个生产队，年收入每人在100元以上的，只占10。4％，大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年收入只是60元左右。有一些县和公社，还很穷很穷。为了亲身感受一下穷的地方究竟穷到什么程度，他这次特地到大别山深处的新县看了看。
新县是个老根据地。从那里出去参加革命，后来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以上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有的现在仍担任大军区以上的领导职务。刘杰同志在浒湾公社黄墩大队看望了四家社员。有个老婆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分出去了，还有个儿子是个憨子。刘杰同志问她：“粮食够不够吃？”
老婆婆一听，就哭起来了：“咋以够吃！”
“那你咋办？”
“养鸭子，买粮食。”
刘杰同志又问一个年轻社员：“你们这里有水有山，为啥不够吃？”
那个青年社员指了指四周：“那上面修了个水库，两边还修了水渠，把俺的地都占了。”
刘杰同志低下头来。他想起：这些年用各种名义无偿占用生产队土地的现象，实在太严重。河南过去的耕地有1亿2千万亩，现在只有1亿1千万亩了。30年搞掉了1千万亩耕地，可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很快。
他接着又问一个中年妇女：“你家够不够吃？”
“不够。”
“你们咋办？”
“养点鸡和鸭，卖鸡蛋鸭蛋，小孩爸出去卖唱，要饭。”
另一个社员补充道：“现在总算好些了，养鸡养鸭不犯法了。过去只能出去要饭。”
刘杰同志望了望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还有一个有了病没钱看的老婆婆，忍不住回过头来难过地对同他一道去的新县县委书记说：“听了叫人心酸。我们这些人，对不起老区人民啊！”
当天晚上，他回到县里，给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在家主持省人民政府日常工作的副省长李庆伟同志挂了电话。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为了让老区人民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三年之内不给新县统购任务，每年还定销给新县2000万斤粮食。
第二天，在新县正在召开的各公社书记会议上，县委书记把这个消息一宣布，人心大定。大家纷纷在一起讨论怎么挖穷根。一些公社书记：“新县为啥穷？是吃大锅饭吃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穷了，阶级斗争天天斗，斗穷了！”还有些人说：“我们过去有山不靠山，有水不靠水。集体富不起来，还不让社员自己搞。现在政策放宽了，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思想也得跟上去，要千方百计让社员富起来，不能再厚着脸皮伸手要粮食。”
我在河南的这段时间，深深感到：党中央和河南省委已经进行的一些改革，如在工厂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在财贸部门改革许多不合理的“官商”经营方法；以及废除干部终身制等等。这些措施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阻力，逐步得到推行，无疑是和广大干部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把他们说成一无是处，显然很不公允。当然，无可否认，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长期毒害和腐蚀下，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中，确实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
从刘杰同志和几位同他一道下去的同志那里，我就得知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
随着河南农村经济形势普遍开始好转，出现的新气象之一，就是很多社员家里都在盖新房。刘杰同志下去时，也最爱看社员们新盖的房子。为了逐步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困难，河南和全国一样，也制定了允许居民自建房屋的政策。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某些有职有权或无职有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却乘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为自己兴建“安乐窝”、“养老院”，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在几个县城的城关镇和公社所在地，刘杰同志看到一些远远超过一般社员标准的新建房屋，他很想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的住处。有一次，他在一个县的城关镇看到一幢新房，就下车进去看了看。这是一套共有六间瓦房、一个小院的住宅。大门上面吊着两个准备挂灯笼用的铁环。三间堂屋，三间厢房。厢房的门上有两个大字，一边是个“安”字，一边是个“乐”字。进到屋内，新桌、新椅、新立柜、新自行车、新缝纫机，一片新。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桌边还有一篓子空酒瓶，足足有几十个。他问了问这是什么人家？原来是糖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