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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位行政二十四级的省农委主任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在我们伟大祖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人材济济。我所介绍的张绍鼎、徐庆耀、胡学政，并不一定是他们之中最为杰出的人物。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顽强的人、勤于思索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唯其顽强，他们才能够历艰难而不屈，涉逆境若坦途；唯其勤于思索，他们才能够不断地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唯其脚踏实地，他们才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别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一定的贡献。
要全部介绍我在河南结识的每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同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仍然忍不住还想再向读者介绍一位受到河南省委负责同忐和许多十部、群众热烈赞扬的人，这就是河南省著名的个麦专家刘应祥同志。
刘应祥现任河南省农委副主任。今年五一十二岁。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的农业部长。1978年春天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根据他原来所在的岳滩大队在小麦生产方面创造出来的经验写成的两本书：《高产、稳产、低成本》和《小麦斗争的实践》，获得了全国重大科技成就奖。近年来，他还先后到西德、法国、罗马尼亚等国考察农业。
今天，当人们了解到刘应祥在小麦生产方面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听他纵谈河南省农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表关于科学种田、富国富民的一些颇有真知卓识的见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他在解放前总共只上过不到两个学期的小学，他的这些知识，完全是在生产实践中长期顽强地坚持自学得来的。当然，人们也更难想到：他这个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农业部长的人，这个早就在河南全省以至全国有着较大影响的农业专家，直到不久前还只不过是个行政：二十四级的干部，每月薪金才只四十多元。
刘应祥成为小麦专家，是从1952年他作为互助组长去农场参观时，拽回四穗“碧蚂一号”小麦开始的。三年后，岳滩全村有2200亩土地种上了碧蚂一号，亩产由100斤翻到333斤。从此，他们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后来，岳滩全村由七个互助组发展为高级社，平均亩产提高到380斤。1956年刘应祥第一次上北京，参加了全国劳模会。1958年又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1956年到1958年，岳滩这个从前的穷村，每年部向国家卖余粮三十多万斤，一季完成两年征购任务。
可是，也就是从1958年开始，岳滩走了一段急剧的下坡路。那一年，全国刮起一股只凭主观意志，不顾事实，不顾客观可能的浮夸风，河南更走在全国的前面。报纸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套红标题的特大喜讯，一个又一个高产卫垦接着出现。小麦由亩产千斤，达到二千斤、三千斤，以至一万斤、几万斤。刘应祥十五岁就当长工，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坐镇在岳滩大队的一位从上面派去的领导干部把他找去，硬要他谎报产量时，他当即顶了回去：“小麦是地里长出来的。地里长不了那么多，咋报？”
这位领导人劝他道：“你是全国劳模，现在全县都成为小麦千斤县了，岳滩还报几百斤，能够过得了关吗？你自己的面子也难看。”
刘应祥说：“我难看点不要紧，小麦报多了，咋交公粮？不能让社员跟着遭罪。”
这位领导还想说服他：“毛主席号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就不相信你们鼓鼓劲，就不能达到亩产千斤？”
刘应祥认真思考起来：“个别的，也许中！”
这位领导人高兴了：“好！有个别，就会有一般。”
于是，没多久，岳滩也成了小麦亩产千斤队。刘应祥知道后，已经无法挽回。那时到处都在拔白旗，刘应祥也还没有那个胆量。他只得和几个大队干部商量，硬着头皮又犯了个错误，把实际耕地面积做了压缩，这样，总产没变，单产却提高了。岳滩大队社员到现在还很感激刘应祥犯的那个错误，因为这么一来，在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
刘应祥后来还被调出岳滩，当了一段脱产的公社副书记。不管他是多么想为群众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那么一个“小不点”基层干部，又怎能挡得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刮起来的一股又一股“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什么都要“大办”、“大跃进”的强台风呢？他无法在公社里起到应起的作用。而当他1962年又背着背包返回岳滩当支书时，岳滩大队的粮食总产量却已经由80万斤降到20万斤了。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已经由一元二角降低到一角多。大量土地被夹在两旁的河流吃掉，村庄离河最近处还只剩下50米，不少社员正准备外出逃荒，或者索性迁移到别的村去。
刘应样回到岳滩，带领干部群众，响亮地提出了“向河要地，向地要粮，向副业要钱”的口号，稳住了人心。从1962年起，他们又脚踏实地继续奋斗，甚至在文化革命闹腾得最乱的时候，刘应祥晚上被揪出来站在桌子上挨批判，白天也仍和社员一起拉石头、下河坝。十多年中，他们下了一道又一道大石坝，从河口里夺回来1200亩耕地。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小麦生产的科学办法，把小麦亩产提高到八百斤左右，以后便长期稳定在这个水平。应全国各地的邀请，他们还先后培养和派出了近百名小麦技术员，到河北、山西、安徽、贵州、新疆等十多个省去传授小麦高产、稳产、低成本的经验，有的就在那里落了户。林、副业的队办企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大队的产值由过去的七万多元，提高到80多万元。
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开始由穷转富的大队，这样一个受到社员群众拥护的基层干部，小麦专业人材，干着干着，便又有人出来指责他们搞资本主义。1971年，洛阳地委特地派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到岳滩来背着刘应祥搜集了48天材料，一心要把刘应样打成只讲生产，不讲阶级斗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材料搜集齐了，他们才召集社员开会，先指定一些人进行批判，然后让刘应祥站起来交待。
刘应祥也豁出去了，说：“社员同志们！工作组领导叫我交待，我就说几句。咱们岳滩位在伊河、洛河的夹河滩里，过去十年九淹。每人只摊五分地，现在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全凭着社员自己出力出汗到山上拉石头，用种树和搞荆条编织积累点资金，下了16华里大水坝，把小麦从亩产百把斤搞到七、八百斤。这就是咱的资本主义罪过。试问，不这样干，岳滩人还能活下去不能？！”
他这一交待，会场一下子乱了。有人跳起来说：“应祥说的对。今后还得这样办！”工作组长原来还在神气活现地主持会义，这时气得“噗通”坐在地上，当天就打起背包回到地委告状：“刘应样反对地委工作组，目无领导”；“岳滩是个生产党，刘应祥是个技术书记。”只是由于“九·一三”事件爆发，那任地委不久就换了班，刘应祥和岳滩大队才稍稍喘了口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前省委迫于形势，不得不抓抓生产。刘应祥也被调到省里，在农业组里挂了个名，有了点跑腿权。但这时，他月工资才四十多元。他必须按月寄给长期患病的爱人及孩子20元。所以，尽管他平时不烟不酒，不滥花一分零用钱，仍然不得不把每天三顿饭的菜金严格控制在一角六分之内，每天早晨只吃一分钱咸菜。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的才智才开始有了较充分的发挥机会。可是，仍然有人不停地在向他吹阴风、放冷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省委成立，他才真正得到重用。省长刘杰把他当成老师，虚心向他请教。他被正式任命为省农委副主任，成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在农业生产、特别是小麦生产方面的主要参谋之一。省委还具体帮助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把他长期患病的爱人调来郑州，他的工资级别也有了相应的提高。
我和刘应祥同志曾经多次在一起促膝长谈。从他的上级、下级以及周围的同志中，听说过不少有关他的一些小故事。我对他善于从纷坛复杂的事物中，找出本质的东西；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他那不得不使人叹服的记忆力，都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报出河南农、林、牧、副备业的历年统计数字。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曾经花过多少苦功。有人告诉我：自从他担任省农委负责人以来，全省一百多个县，没有一个县不曾留下他的足迹。去年秋季，河南一些地区前涝后旱，小麦直到11月份才种齐，春节前后还有400万亩麦苗没有出头，有1400万亩缺苗断垅，每亩麦苗头数一般都比往年少五万到十万头。四级干部会上一片悲观情绪。刘应祥从豫东平原到伏牛山区，从黄河两岸到淮河之滨，全省十个地区一个挨一个地察看，针对小麦播种基础差，一部分麦苗瘦弱发黄、分蘖少等问题，帮助干部社员对麦苗生产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他指出：小麦分蘖少、麦苗稀，确实是增产的不利条件；但也可以充分利用株数少、通风透光好的特点，主攻大穗，达到增产的目的。他还拔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麦苗，拿回来放在省委常委会议的桌上，向常委们汇报，如何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抢救，帮助省委下决心，一下子拨出2000万元，加强田间管理。这对河南省在今年出现大灾的情况下没有造成大减产，起了突出作用。
8月10日，正好是一个周末。我听说刘应祥要回岳滩看看，就和他一同前去。因为工作忙，他已经将近半年没回岳滩了。从郑州到岳滩所在的偃师县，约有三个小时汽车的路程。我们到时已经深夜，一些干部和社员听说应祥回来，都纷纷来找他。经过三个小时汽车的颠簸，我很快就睡了。醒来时，才知道他和岳滩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在一起研究怎样尽快实现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差不多整夜没有休息。
一大早，我们一同去看了岳滩大队的造纸厂、养蚕场、饲养场等，回来吃早饭时，一位公社负责人突然同我发生了一场有关宣传、文艺问题的小小的“遭遇战”。他听说我是受北京一家刊物的委托去采访的，就很率直地对当前宣传、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说：现在宣传存在的问题多了，宣传成绩少了；揭露的坏干部多了，表扬好干部少了：宣扬个人富裕起来的事例多了，宣扬集体富裕起来的少了。他还对电影、电视、画报上出现的一些谈情说爱的场面很反感，说这没有照顾下面干部和群众的习惯，引起男女青年在婚姻恋爱上的新问题，有些人没结婚就同居，自己还觉得挺光彩，别人对他们也没有办法等等。他说得挺气愤，后来还说：“上面这样宣传，我们咋干？动不动就说什么干部犯了错误，什么干部被撤了职，闹得干部疲疲沓沓，不敢做工作。现在不少人都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
这位同志，曾经长期在部队工作，1958年复员转业回来，文化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直到批林批孔时，还说他是走资派。我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很同情，也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意见，可又实在不敢苟同他的许多看法。我委婉地同他作了一些争沦，很想说服他，又总觉得自己的话没说到点子上，缺少说服力。
刘应祥没有直接卷入争论，只引导他和我一道研究：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现在的干部比从前难当了？他说：“从前当干部，抓工作靠三条：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行政命令。现在这三条都不灵了。这三条，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靠手里那点权势压人。搞了三十多年，我们应该有这点教训：倚势压人，越压越糟。现在如果因为这三条不灵了，就觉得工作难做，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多少年来，都是干部说了算，群众听干部的。干部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还说一抓就灵。那样抓法，干部越敢干，群众越遭殃。现在反过来，让干部听群众的，干部要为群众谋利益。这就得要有点真本事了，真本事就是要让人民富起来。不研究党的政策，跟不上新形势，不中；不学科学，光靠行政命令，搞瞎指挥，不中；光忆苦，没有甜让人家思，也不中。这样，有些人当然觉得干部越来越难当了！能让这么多人懂得干部难当，这就是个进步，是个大变化！”
他还说：“问题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四人帮’时期，八个样板戏上连一对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