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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林奇
米尔福德，密歇根
1996年6月13日
生死如梦（1）
在我们这个小镇，每年我要安葬大约两百名死者，此外还有几十人火化。我代售大大小小不同材质的棺柩和骨灰瓮，附带供应墓石墓碑。如果客人需要，我也代订鲜花。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特殊商品，我最主要的一项业务是殡仪馆服务。殡仪馆面积一万一千平方尺，是一栋很讲究的建筑，精美的护墙版，皇冠图案的铁栏，粉刷成淡雅的色调。全套设施经过重复抵押，货款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还清。交通工具包括一辆灵车，两辆Fleetwood大客车，和一辆深色车窗的箱形车，最后这辆车，价目表上称之为礼车，但镇上的人都管它叫“死亡马车”。
至于服务项目，过去采用一条龙标价法，客人很方便，只要单选一项就行。那是个大数字。现在不同了，按规定，服务项目必须逐条开列。价目单长得不得了，一行一行，密密麻麻地列出项目、价格和编号，以及斜体字标出的弃权项目，看起来如同菜单或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有时还须加上一些联邦政府的规定，比如出车路线或后窗除霜什么的。大半时候我一身黑衣，提醒乡亲们这是什么场合，大家不是来闲聊的。价目单底下仍是一个大数字。
生意正常的年头，营业额接近百万，其中的百分之五，差不多就是营利。镇上惟此一家殡葬商，我的生意稳如磐石。
市场的规模是通过所谓“原始死亡率”来估算的，原始死亡率就是每年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
作个简单说明吧。
假设有一个巨大的房间，你让一千人住进去。一月份，你关门离去，留下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以及彩电、杂志和避孕套。这一千人中，按年龄分类，占较大比重的应是婴儿潮一代及其子女，他们平均每人一点二个孩子。每七个成年人中要有一个老人，他们的老伴如果不在身边，那就可能是在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或是在老人院——这些你尽可以随便想象。这群人中有十五名律师，一名信仰疗法医师，三十六名房地产经纪，一名录像师，若干有执照的技术顾问，外加一名塑料家用制品批发商。剩下的不外乎上班族、中层管理人员、退休者和无所作为的凡夫俗子。
现在来看看变化是多么神奇吧。
到十二月底你打开门的时候，活着出来的只剩下九百九十一点六人。这个数字大致不差，其中两百六十人已经转行推销塑料家用品了。减少的那八点四人就是原始死亡率。
还有另外一种统计。
在八点四名死者中，三分之二是老人，百分之五是儿童，剩下不到二点五人，是正当壮年的婴儿潮男女，大多奋发有为，不是地产经纪便是律师，其中一人毫无疑问已在这一年里当选公职。从另一方面看，八点四人中，三人死于脑动脉或冠状动脉的毛病，两人死于癌症，各有一人死于车祸、糖尿病和家庭暴力。如果还会有少许变化，那就是意外或自杀了，最有可能出事的是那位信仰治疗师。
保险图表和统计数据中最常和最引人注目地被省略的，是每百名出生者的死亡人数，这个数字我称之为“大数”。长期来看，“大数”固定在百分之一左右。如果“大数”列在图表上——被称作“预期死亡率”，人们大概不会再有兴趣买期货了。但这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数据，含义深远。也许你想据此筹划一生，也许你将因此感到人类之间的亲近，也许它让你焦躁难忍。百分之一的预期死亡率，不管其意义何在，你都能据此计算出我们这个城镇有多大，为什么它能为我提供这么一份尽管难以精确预估但却十分稳定的生意。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并不偏重于一星期的某一天或一年的某一月，也没有哪个季节显得特别。星辰的运行，月亮的盈亏，各种宗教节日，皆不预其事。死亡地点更是草率随便。在雪佛莱车里、在养老院、在浴室、在州际公路上、在急诊室、在手术台上、在宝马轿车里，直立或躺着，人们随时撒手西归。虽然由于我们一向重视生命，为了挽救生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和设备，而使死亡常常发生于某些特定场所，如康复病房，以及条件更好的特别护理间，但无庸讳言，死者对此毫不在意。在这个意义上，我埋葬和火化的那些死者与过去的死者并无二致，对他们来说，时间和空间已变得全然微不足道。事实上，意义的丧失正是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头一个明确迹象。接下来，他们停止了呼吸。就此而言，“胸部枪伤”，或“休克和损伤”，肯定比“脑血管意外”或“动脉硬化”更紧急，但是，无论死因为何，没有哪一种死因比别的死因更不重要。死，只要任何一种死因便足够。死者还能在乎什么？
同样，死者是“谁”亦无关大局。说“我没事，你也没事，只是他死了！”对于生者，这是一种自我安慰。
为什么我们会不惜兴师动众地在河中打捞溺死者的尸体，在失事飞机的残骸中和爆炸现场不辞辛苦地搜寻？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MIA（在战斗中失踪）听起来比DOA（到达医院已死亡）更令人揪心？理由正在于此。
为什么我们要瞻仰遗容，为什么人人都关心报上的讣告？理由正在于此。
了解总比蒙昧无知好，知道是别人远比知道是自己好。一旦自己成了死者，“你”好不好，“他”好不好，皆和己无关。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死者不会在意。
活着的人，受行为习惯和保险计划的约束，当然还会在乎。你瞧，区别就在这里：正因为有人在乎，我的生意才能做下去。生者小心谨慎，时时关切；死者粗心大意，或是漠不关心。不管怎样，他们不在乎。事实就是如此：看来平淡无奇，却是千真万确。
我从前的岳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喜欢像电影里著名的芝加哥大盗詹姆斯卡格尼一样大放豪言壮语，说什么，“要是我死了，只须装进棺材，随便找个坑扔下去就成。”可是只要我一提醒她，我们安葬死者本来就是这么办的，她就满脸不快，发起脾气。
没过多久，她又会故态复萌。有一天，她正吃着烤肉饼和青豆，忽然说道：“等我死了，直接拉去火化，骨灰不留，都撒掉！”
前岳母只是想把这种不在乎的态度表现得像是无所畏惧。她话音甫落，孩子们停下刀叉，彼此相视，不知所措。孩子妈妈赶紧央求：“噢，妈！别老说这个。”我呢，则掏出打火机，在手里玩来玩去。
当年主持我和她女儿婚礼的那位牧师，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的人，好打高尔夫球，喜欢金色的华美圣坛，穿爱尔兰亚麻布的法衣，开一辆黑色大轿车，车内装饰成酒红色。他还一直盯着红衣主教的职位。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有一天离开墓地时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不需要上好的铜棺。老兄，我不要！不要兰花，不要玫瑰，也不要豪华轿车。普通松木棺就行了，搞一场小型弥撒，造一座平民的坟墓。不要搞大排场。”
生死如梦（2）
他解释说，他要以身作则，奉行一个神职人员应有的，也是所有基督徒应具有的节俭、质朴、虔敬和庄重的美德。我告诉他，根本不必等到那一天，现在就可以开始以身作则。事情很简单，他可以退出乡村俱乐部，改到公共球场打高尔球；放弃豪华敞蓬车，换开一辆旧雪佛莱；开司米毛衣啦，佛劳谢姆名牌男装和皮鞋啦，上等肋条牛肉啦，夜晚的宾戈牌游戏啦，孜孜不倦的基金积累啦，全都可以放弃。基督在上，他立马可以成为圣弗朗西斯和圣安东尼的活生生的化身。我还说，事实上，连我都能帮他一把：帮他把存款和信用卡分发给教区最需要的
穷人，到最后时刻，他蒙主恩召，我可以完全免费按他届时已经能够接受的简朴方式安葬他。听我说完话，他一言不发，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神情就像诅咒斯维尼（1）的教士，随时准备把我也咒成一只鸟，万劫不得翻身。
其实我想告诉这家伙的是，做一个已死的圣徒，实在不比做一条死鱼或一棵枯树更值得。生活就是磨砺，一向如此。活着的圣徒尚不能摆脱尘世的欲火和刺激、保持贞操的艰难、以及良心的剧痛。一旦永别，一切都随着遗蜕的肉身化为一缕青烟，这正是我要告诉那位牧师的：死者一无所求。
只有生者营营不休。
我很抱歉不得不又一次老调重弹，但这正是我们这一行的核心问题：一死万事空，世上再没有任何事能施加于你，为你发生，和你一起出现，或因为你而发生，给你带来好处或造成伤害。我们为善为恶，如果影响确能及于他人，都是仅对生者而言，在他们身上逐日积累，你的死也是相对于他们而发生的。生者无法摆脱这些，你则不然。你的死为他们带来忧伤或喜悦，使他们有得或有失，留下痛苦或快乐的回忆。他们拿到的是葬礼费用收据，是邮寄来的应付的帐单。
此时此刻盘旋在我脑海里，这样浅显的道理，本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对我的老岳母，对于那位教区牧师，对于那些我总能在理发店、在鸡尾酒会、在学校的家长会上邂逅相逢的陌生人，对于那些像花岗岩一样固执，仿佛出自神圣职责似地召我前去，要求我在他们死后做这做那的人，则似乎是最不可理解的事。
要我说，让死者安息，这就是你要做的。
有朝一日你离世而去，平伸你的腿好好躺着，工作已结束，让你的丈夫或太太或子女或兄弟姐妹决定，是土葬还是火化，是让你随着加农炮的一声巨响抛出天外，还是留下你躺在某处的深沟里风干成木乃伊。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你看热闹的日子，你是死者，而死者一无所求。
人们常爱和我预先讨论他们葬礼的细节安排，其中的另一个原因，是每个正常人都怀有的对死亡的恐惧，这不足为怪。它使我们更严肃更认真地对待生活。这种态度应该传给下一代。
我约会过的大多数女人，当地扶轮社的会员，以及孩子们的朋友，普遍认为，我，一个殡葬师，对于死者一定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一种特殊兴趣，知道死者的隐密内情，甚至与他们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们甚至假设，我离不开他们的遗体。这些人啊，我相信，有些恐怕是出于自我保护才这么胡思乱想的。
一个有趣的想法。
然而真相如何呢？
死亡是困扰我们以及其他生命族类的一系列不幸中的一个，是最惨重也是最后的一个，好在死亡只有一次。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幸或灾难，包括齿龈炎、大便梗阻、离婚官司、税务检查、精神痛苦、财务困境、政治动乱以及其他无数种种——人世从不匮乏倒霉的事。我对死者的兴趣，丝毫不比牙医对病人的烂牙床、内科医生对病人溃损的内脏、会计师对客户无节制的开销的兴趣更强烈。我对噩耗的胃口也丝毫不能和银行家、律师、牧师或政客相比。不幸随时随地都能发生。不幸是一张空头支票，是离异的丈夫和妻子，是街头大盗，是国税局——他们如死者一般完全丧失了感觉，而且如死者一般，什么都不在乎。
但这并不意味着，死者真的无关紧要了。
不是这么回事，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上周一的早晨，米罗霍恩斯比去世了。霍恩斯比太太凌晨两点打电话来，说米罗“过去了”，问我能不能去“照料照料”他。说照料，好像他仍是一个病人，和别的病人一样，随时可能好转甚至康复。凌晨两点，从睡梦中被叫醒，我糊糊涂涂地想，拿一枚两毛五的硬币给米罗，叫他上午给我打电话。但米罗死了。一瞬间，一眨眼工夫，米罗已经不可挽回地脱离出我们的掌握，从此诀别了霍恩斯比太太和孩子们，诀别了他洗衣店里的女工，诀别了退伍军人协会和共济会分会的同伴，第一浸信会的牧师，邮差，诀别了选区划分委员会、市议会和商会，诀别了我们所有的人，也因此永远诀别了我们心中对他可能怀有的敌意或善心。
米罗死了。
他的双眼紧闭，目光熄灭，眼帘长垂。
无助地，无害地。
米罗死了。
生死如梦（3）
我顿时清醒过来，风风火火地起床，匆忙灌下一杯咖啡，剃须洗脸，戴上毡帽，裹上外套，启动“死亡马车”，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奔驰在快车道上。这样做，严格说来，并不是为了米罗。米罗已不再需要别人为他做什么。我是为了霍恩斯比太太。同样短暂的一瞬间，同样的一眨眼工夫，就像水变成冰，她变成了霍恩斯比的未亡人。我匆匆忙忙，全是为了她，因为她还会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