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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来。这种仪式使人想起的是：知识分子将要摆脱乡土的氛围，农业的文明和蛮荒的世界。人类学家对教士们的这种心理分析或许会有一些话要说。
大学的虔信
规章也规定大学组织应该完成的敬神动作和良好行为。它们要求大学组织的成员，参加一些礼拜仪式，加入到一些宗教仪式的行列中去，并经常做某种祷告。
位于首要地位的，无疑是对佑护圣徒的朝拜，首先是大学生的庇护人圣尼古拉，医学生和其他许多人的庇护人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在大学的想象世界里，圣徒和有关职业的世俗人紧密融为一体的社团趋势，带着一种独特的紧迫性重新出现了。人们特别喜欢让耶稣出现在博士们中间，而圣徒们被赋予教师的特征，披上后者的长袍。
大学的虔城笃信同巨大的精神潮流相关联。十四世纪巴黎“圣母”学会的规章，就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们参加风行一时的圣餐礼拜和参加“基督复活”的游行的情况。
在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方面，从13世纪起出现的唯灵论倾向，经过调整后，适应了由城市中人规定的社会的职业环境。职业道德成为宗教优先考虑的范围。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专门行业，忏悔神父的各种手册，尽力根据职业的不同，规定忏梅与赎罪的内容，并列出与解释农民、商人、手工工匠、律师等不同人的罪责。它们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和大学成员的罪责。
但教士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满足于在圣像朝拜的潮流里随波逐流。有时他们试图引导这一潮流，或者在其中另辟蹊径。在这方面研究一下知识分子中间的圣母崇拜，是富有教益的。它极有生命活力。从 13世纪初，在大学界就广泛流传着专门献给贞女玛利亚的诗篇和祷文，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巴黎大学教师加兰的约翰的集子《玛利亚之星》（Stella
Maris）。这一圣母崇拜，在一个因哥利亚德的影响本质上是男性的和独身的环境里，引进一个女性代表，它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不足为奇的。但知识分子崇拜玛利亚有其特殊性。这一崇拜一直与神学密不可分，并导致关于童贞女受孕的激烈争论。当邓斯·司各特为童贞女受孕热情辩护时，它在教义的根本点上同圣托马斯·阿奎那发生冲突。顺便提一下，后者在这个问题上接受的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圣母崇拜者圣伯纳德的立场。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愿意对圣母崇拜保持理性上的共鸣。看上去他们像要阻止圣母崇拜骤变为情感式的膜拜，并在努力思考和热情冲动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加兰的约翰在《玛利亚之星》的前言里，真诚地揭开这一倾向：“我根据传说故事汇集了圣母的神迹，这些故事我是在巴黎的圣热内维耶伏图书馆发现的。我为巴黎大学我的学生们，用诗体把它们写下，这样它们显得生动可亲……本书材料上的来源是光荣的圣母的神迹。但我也补充了物理学、天文学和神学的事实……最根本的动因来自对基督的持久不渝的信仰。为此，它以神学、尤其物理学和天文学为前提。”正如人们看到的，大学成员还希望在这颗圣洁之星下寻求科学之光。
工具
作为专业人员，13世纪大学组织的成员拥有一个完整的工具箱。作为作家、阅览者和教授，他身边到处都是他的各项活动所必需的工具。巴黎教师加兰的约翰在他编著的词典里写道：“教士需要下列器具：图书，一张斜面桌，一盏带油的夜灯和一个蜡烛台，一个提灯和一个漏斗形墨水瓶，带有一支羽毛笔、一条铅丝和一把直尺，一张桌子和一条教鞭，一个讲课用凳，一块黑板，一块带有括刀和粉笔的浮石。斜面桌（pulpitum）法语叫‘吕特灵’（lutrim），顺带 还应考虑斜面桌刻着一条条凹槽，以便把桌面固定在适合阅读的高度上，因为书是放在‘吕特灵’上的。刮刀（ plana）是铁制品，是使用羊皮纸的人用来准备羊皮纸的。”
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别的工具，虽然不是每个教士都会用到，但它们都是辅助工具，例如誊抄人员的工具：其中有卷羊皮纸的工具和一个小辊子，借此可以找到抄写时中止的地方。
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员，装备了一大批工作用具，这使他远远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教士，后者主要进行口头讲授，只需要极少一点材料，以抄写稀有的手稿，这方面首先考虑的是雅致美观。
虽然口头练习仍然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图书已成为教学的主体。只要看看知识分子工作用具范围的广泛，就能理解，为什么阿西西的圣弗朗切斯各这位禁欲主义的倡导者，除了反对别的一些事外，还要反对知识分子的活动呢。这是因为对这项活动来说物质配备必不可少，而且会越来越丰富多样。
作为工具的图书
大学的图书根本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图书。它是由一个全新的技术、社会和经济背景产生的。它是另一种文明的表现。就像亨利·皮伦纳曾指出的那样，文字书写本身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新的条件：“斜体字适应这样的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不能没有文字。（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小写体字是适应知识阶层需要的文字，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并由他们来传播。这是很典型的，13世纪上半期，除小写体字外，重新又出现斜体字，这意味着到了一个因社会的进步、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普遍要求文字革新的时代。”狄斯特雷修士的出色著作曾叙述13世纪发生在图书出版技术领域里革命的整个规模，这一革命的场所就是大学的图书工场。
教师和学生不仅需要阅读大纲规定的著作，教授的讲课内容同样必须记录下来。学生们自己记笔记（relationes），其中有些笔记流传下来。除此之外，教授的讲稿要发表，而且还必须尽快问世，以便考试时可以应用。同时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样本。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卷”。让我们从狄斯特雷修士的著作里摘录一节：
“准备传播的著作的第一个正式副本妙在四开页的分册上，这些分册各自独立。每本由折成四页的熟羊皮制成的分册叫‘卷’（Pecia）。抄写者们依次使用它们，它们合在一起称为‘样本’（ex－emplar）。假如有一本60卷的著作，在一个抄写者单独完成一个独立副本所需要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卷册，就足以让40个抄写者同时完成40份在大学监督下经过润色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正式的文本的抄本。”
正式讲课稿的发表在大学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64年帕多瓦大学的规章明确载明：“没有‘样本’就没有大学”。
图书在大学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一系列后果。同旧式的手稿相比，羊皮纸生产有了改进，产生了更薄、更柔韧、更少泛黄的纸张。在技术发展最快的意大利，羊皮纸张非常薄，并且洁白有光泽。
书的开本也在变化。早先它差不多就像我们的对开本。“这样大的尺寸只适用于必须保存在修道院的手抄本，它们只在那里有。”但从今以后图书要经常考虑到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的需要。它的开本变小了，变得更便于随身携带。
书写更便捷的哥特式小写字体取代了早先的字母。字体的变体从大学中心区开始，再遍及其他地区；有巴黎式变体，英国式变化和波伦亚式变体。这也与技术进步相称，那就是不再用芦苇杆写字，而改用禽鸟的羽毛管，一般是鹅毛管笔，它使得“更轻快和更迅速的工作”成为可能。
书的装璜不像以前那样讲究了：美术字体和花体首字母被成批生产出来。法学手抄文书往往样式豪华，因为法学家大多属于富有阶级；但大多数贫穷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书籍，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用花体首字母。抄写者经常使原来应该有装饰字体和花体首字母的地方留出空白，囊中羞涩的买主就这样把誊抄本买走，而富裕的顾客可以让人在相应的位置再画上字母。
除了这些相当有趣的细节外，还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简略记号（必须加快抄写速度），这是编码化、类型化和索引化的进步；有时还有缩略语表，而且越来越倾向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为了便于加快查阅速度，人们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知识分子这项职业的发展迎来了手册的世纪，也就是随身携带和随手使用的图书的世纪。这是书写文化流通及传播加快的清楚标志。最初的革命发生了：图书不再是奢侈品，它变成工具。这与其说是印刷术引进之前的一次新生，还不如说是一种创造。
作为工具的图书，变成了产业的产品和交换的商品。在大学的校园内外，产生了整整一个由抄写者（他们经常是些以此谋生的穷苦学生）和书商（ stationarii）组成的阶层。大学的发展建设迫切需要他们，他们也作为完全正当的劳动者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享受大学成员的特权，并且受大学管辖。他们扩充了大学组织的成员的数目，替它增加了一支完整的辅助工匠队伍。知识产业有它附属的和派生的产业。有的生产者和商人成了显赫人物。除了“职业专门是贩卖一些常用书籍的手工工匠，（另外）产生了一批国际性的出版商”。
方法：经院哲学
知识分子这种技术人员除了自己的工具，还有自己的方法：经院哲学。著名的学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蒙西诺尔·格拉勃曼，已经叙述了经院哲学的成果和历史。谢纽修士在他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导论》里，也对此清晰地作了阐明。我们试图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一经院哲学的总体形态和影响范围，几百年来它一直被人诋毁，而没有受过专门教育则很难对它有所了解，因为它的技术的一面使人非常厌烦。让我们以谢纽修士的话作为准绳吧：“思考是一个穷极精微地确定它的法则的‘专职’。”
词汇
首先是语言的法则。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词语赋与权利和力量的意义，并努力确定词语的内容，因此著名的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争论，充满了中世纪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这是根本上涉及言词、概念和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争论与人们指责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相距不远，顺便说一下，经院哲学在 13世纪有时候是这样，以后则常常陷入这种情况。中世纪的思想家和教授们想要知道，他们所谈究为何事。经院哲学则立足于语法。经院哲学家是沙特尔的伯纳德和阿贝拉尔的后继者。
辩证法
然后是论证的法则。经院哲学的第二层是辩证法，这是方法的一种汇集，这些方法从知识的对象中提出问题，然后说明这个问题，对反对者的攻击进行申辩，使问题得到解决，并说服听众或读者。这里的危险在于论证的内容空洞——不再是咬文嚼字，而是夸夸其谈。辩证法需要一种实在的，不仅来自言词，而且也来自思想的内容。大学成员们也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后继者，约翰作了说明：“逻辑单独一个是贫血虚弱的和无生育力的；如果它不和别的什么交配，就结不出任何精神的果实。”
权威
经院哲学依赖圣经经文。这是一种信奉权威的做法，它把以前文明的两个方面贡献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是基督教学说；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阿拉伯世界而来的丰富的古代学说的思想宝藏。它是机遇的产物，再生的成果。它消化吸收了西方国家以往的文明。圣经、教父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拉伯人，这些是知识的陈述，是著作的材料。这里的危险在于重复，在于鹦鹉学舌，在于奴才般的亦步亦趋。经院哲学家从 12世纪的知识分子那里，接受了对必然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和思想进步的敏锐感受力。借助于这些材料，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他们在地基之上又添加了新的楼层和独特的建筑。他们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后继者，也是站在古代人的肩膀上，为的是看得更远。图尔奈的吉尔伯特说：“如果我们局限在已发现的事物上，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真理……在我们之前写作的人，对我们来说不是主宰，而是向导。真理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它还没有被人整个地占有。”这同“一切都已被人说过了，我们来得太晚……”的悲观论调相对比，是多么令人赞叹的理智的乐观主义！
理性：作为科学的神学
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