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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主义的大规模攻势。这个攻势在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基尔沃拜宣布的双重判决中结束。
斯特凡·坦比尔列出了一份有219条被判为异端邪说原理的目录。那是一个庞然杂色的混合体。除了严格意义上的阿威罗伊主义的论点外，大约有两打的原理或多或少涉及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另外一些原理引用了在哥利亚德激进派继承人中流行的见解，它们为阿威罗伊主义者所吸收——
第18条：哲学家不应该赞同未来的复活，因为这种事不可能通过理智进行检验。
第152条：神学建筑在传说的基础上。
第155条：人不必要为自己的葬礼操心。
第168条：节欲本身不是美德。
第169条：完全放弃肉体的结合，对美德和人类都是有害的。
第174条：基督教的法规，就像别的宗教一样，有传说的成份和谬误之处。
第175条：这是科学知识的障碍。
第176条：幸福属于现世，而不属于来世。
这一“要目”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多米尼克修会丝毫不加理会。罗马的埃吉丢斯解释说：“人们无需为此操心，因为这些说法并不是在巴黎的全体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提出的，而只是受某些浅薄愚蠢的人的指使提出的。”
神学院的一个世俗化的教师，方丹的戈特弗雷德对这份目录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消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发表和它不同的见解。
虽然禁令并没有怎么得到遵从，阿威罗伊学派还是因此被夺走了自己的领袖。西格尔·德·布拉邦肯定死于非命。他的死亡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据说他是在意大利被囚禁后遭到谋杀的。这位神秘的人物，由于但丁而获得了不朽，但丁把他同圣托马斯和圣波纳梵杜拉一起安置在天堂里：
这是西格尔的永恒之光，
他在福亚累街讲授知识，
用三段论推导不受欢迎的真理。
这一位不大知名的西格尔，是一个更加不知名的圈子的代表，这个圈子在一段时间里是巴黎大学的灵魂。
西格尔实际上代表了人文学院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管人文学院曾经有过何种声誉，它是大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对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人文学院里，实施的是基础教育；很大一部分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有成果的交流，都源自人文学院。
在那里，人们接触到贫穷的教士，他们还没有得到讲课准许证，并且更少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博士学位，用他们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使辩论富有生气。在那里，人们同城市民众，同外部世界最接近，最少关心谋取神职的薪障，也最少去理会，是否会引起教会统治集团的不快。那里世俗的精神最活跃，人也最自由。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在那里结出了它全部的果实。就在那里，人们把托马斯·阿奎那的死当作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流泪痛哭。就是这些“人文学者”，在一封动人的信件中，要求得到这位多米尼克修会杰出博士的遗体，这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人文学院的阿威罗伊学派中，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最为严肃的理想。达齐恩的鲍依修斯申明：“哲学家（他这样称呼知识分子）天生品德高尚，清心寡欲，循规蹈距，正直、坚强而大度，温和又慷慨，庄重典雅，遵守法规，摆脱娱乐享受的诱惑……”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出自恶意、忌妒、无知与愚昧”的迫害。
“宽宏大量”——这个伟大词汇昭告于世了。就像高梯尔修士出色地描写的那样，人们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发现了高尚的最高理想，这一理想在阿贝拉尔那里，就是首创的美德，也即“希望的激情”。它是“对人类使命的热情，是人类力量的源泉，是对人的技能的信赖，它是帮助人类力量完成人类使命的唯一保证。”它是一种“典型的世俗的唯灵论，它是为那些植根于现实世界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再像僧侣主义唯灵论的门徒那样直接寻求上帝，而是通过人类与现世。”
理性和经验的关系
除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还有其他难于实现的统一，那就是理性与经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首先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是以杰出的学者、牛津大学的总监与林肯的大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术界，其后则有以罗吉尔·培根为首的牛津大学的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们。罗吉尔·培根在他的《大著作》（ Opus
Majus）里确立了他们的纲领：“拉丁人已经在语言、数学和透视法方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我现在要研究实验科学提供的基础，因为没有实验数据，人们不能充分了解任何东西……如果尚未见过火的人，在理论上得出结论说火会燃烧，它会改变与毁坏事物，那他听众的心灵并不会得到满足，而且，在他把自己的手或其他可燃物放进火里以亲手验证结论之前，他不知道要防火。但一旦取得经验，心灵就会安定，并在真理的光芒中获得想息。这就是说，仅仅推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这里经院哲学正在否定自身，平衡不久就要被打破，经验论破土而出了。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特别是医学家以及同他们有关的外科医生和眼镜匠，不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阿威罗伊说：“没有事先的理论研究，仅仅通过实践掌握的实用性外科手术，就像农民和所有文盲的外科手术，纯粹是一种机械性的工作，它不是真正理论性的，事实上也就既非科学又非技术。”但他同时也申明：“医生经过理论学习以后，必须始终坚持实际操作。课堂讲解和论文仅仅教了外科学和解剖学的一小部分知识。事实上这两门科学所包含的内容，只有很少一些能在讲课中描述。”
难道经院哲学在它主要试验科目之一中，正在遭遇陷入抽象化的危险吗？
虽然经院哲学的语言——拉丁语，仍然是一种活的语言，因为它适应当时科学的需要，并且看来表述了所有的新东西，但是它放弃了利用充分发展的日常口语丰富自己的机会，使知识分子疏远了普通教徒，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思想感情。
经院哲学继续纠缠于抽象的、永恒的真理之中，并开始失去同历史的联系，同自己的使命以及自身的运动及发展的联系。当圣托马斯说：“哲学的目的不是为要了解人们思考过的东西，而是为了认识事物的真理”时，他贬斥了一种仅仅由哲学思想史组成的哲学，但他同时不也肢解掉了思想的一个范围？
经院哲学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冒险，是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专家政治。13世纪末大学教师们接受了教会的和世俗的高层职位。他们成了主教、副主教、教会机构成员，顾问和部长。这是一个博士、神学家和法学学者的时代。一个大学的共济会，梦想领导基督教界。这一点由约翰·德·墨恩和达齐恩的鲍依修斯作了说明：“知识分子不止是诸侯，也不止是国王。”罗吉尔·培根认识到，科学是一项集体的工作，因而设想了一个巨大的学者团体；他同时希望，大学成员和当时的统治者们一起来规划世界的命运。他吁请教皇，主动组建这样一支先头部队。针对1264年预兆着会发生瘟疫与战争的替星出现，他呼吁说：“对教会而言，那该多么有用，如果在这种时候由学者观察研究天空的状况，并通知高级教士和王侯们……在基督教徒中间，既不应该有这样一场血洗，也不应该有这么多被送入地狱的灵魂。”
这是一种隐藏着危险的乌托邦思想的天真愿望。对知识分子，人们也必须说：“鞋匠，别把上下颠倒……”（Sutor，ne
supra）。虽然可以肯定，科学归属于政治，但如果学者最后作为政治家结束自己的生涯，很少会有好结果。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
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
中世纪的衰落
行将结束的中世纪是转折的年代。人口停止增长，接着由大饥荒和像1348年那样的瘟疫所加剧的衰退，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为西方经济提供贵金属方面发生的麻烦，造成了先是对白银然后是对黄金的需求，战争又加剧了这一需求——这就是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封建地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形成了货币形式，这动摇了社会关系。在这一发展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城市各阶级之间产生了分化。当现在受剥削日益严重的手工业行会在某些区域（弗兰德、北意大利和其他大城市）一定程度上趋向无产阶级化，同时生活条件下降到农民大众水平时，同时靠刚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的各项活动与新被吞并的地租为生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同旧的统治阶级：贵族、修会修士和最上层的世俗的教士结成一体。他们的主要成功是，左右一种骤变的形势，使之有利于他们发展。在这个调整转变的过程中，各项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权力急速扶植经济势力。它将使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维持几百年之久。那是一个王侯的时代。人们只要为其服务，成为其官员或廷臣，就能获得财富、权力和荣誉。过去的大人们懂得这一点，跟专制政治与君主制度缔结了盟约。同时又有受王侯庇护的新的权力人物挤到他们中间。
在这一背景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但人文主义者只是给他们衰落的前辈最后的一击。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未遭到暗害，他们自己献身于这种死亡和这种转化。 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绝大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道路。
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变化
中世纪末期的大学成员，最终在归属劳动阶级还是加入特权集团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西方国家，将有几百年之久的时间，不再有任何的知识劳动者。或者不如说，理应得到这一名称的是地方学校的无名教师。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革命运动中，例如1378年佛罗伦萨梳羊毛工人的骚动中，发挥了作用，但他们在知识分子运动中没有占据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
可以肯定，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学成员没有放弃他们从有报酬的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不仅如此，在这个艰难时世里，他们顽强地抓住这点不多的收益。他们越来越贪婪地要求大学生为听课付钱——教会在这方面最终已无力干预。他们增加关于赠礼的规定，这些赠礼是大学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送给教师的。他们对大学里所有可能增加他们负担的开支都作了限制。可以无偿地听课和攻读学位的穷苦大学生的数量，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一再予以削减。15世纪初在帕多瓦，每个学院只有一个这样的大学生。这是个带有理论意义的措施，包含着教会所捍卫的原则。它近似富有的商人从其盈利中为救济穷人而向上帝捐献的金币。
与此同时，原来涌入大学的贫困大学生流逐渐停止，他们曾经是各个院校的活力所在。从此以后，他们之中能上大学的，只有那些得到一个庇护者供养并由此紧紧依附于他的人，或者是像维庸那样满足于把求知置于次要地位的流浪汉生活的人。
在帕多瓦，有一个关于民法博士学位的引人注目的决议，鲜明地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关系的这种变化。一项来自1400年的规章的新规定，引入了受教师们欢迎的大学权利中的浮动工资制度，与此同时，大学生的助学金被固定在一定比率上。这一大学政策因而适应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于西欧各国的普遍现象。由于物价上涨，管理机关和雇主们尽力冻结工资。他们毫不承认生活开销和报酬之间的相应联系，而这种联系能够导致引进浮动工资制度。另一方面，享用地租、利息和赁金的人，通过以实物结算，或把以结算货币单位确定的支付数目变成实际货币，经常能成功地使自己的收入同生活费用的价格相适合。
这一例子表明，大学成员已转到依靠封建的，确切地说领主的或也是资本主义的收入生活的社会阶层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