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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例子表明，大学成员已转到依靠封建的，确切地说领主的或也是资本主义的收入生活的社会阶层方面。
大学的成员们多数靠以上这种方式的收入，来积聚自己的财富。这方面首先涉及的是教会的领地，但也涉及不动产：房屋与地产。波伦亚大学的《规章》尤其表明了13世纪末令人注目的大学财产的结构。教师们已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主，尤其是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挣得也较多的教师，不过这种状况偶尔也适合于教师的大多数。此外他们还仿效其他富人的榜样，热衷于投机事业。他们变成放高利贷者。他们主要把钱借给急需的大学生，作为押金，他们收取价值比借款高两倍的抵押物：书籍。
弗朗西斯科·阿库尔修在布特里奥和欧梅托拉拥有财产，还有一所漂亮的别墅，别墅的浴室带有一个液压供水的轮型装置，这在当时几乎是奇迹。在波伦亚，他和他的兄弟们有一所带塔楼的华丽住宅，那是今天市政厅的右翼建筑。他和其他博士经营一家商社，商社在波伦亚和国外从事图书销售。他放了那么多高利贷，以致他临死时不得不请求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赦罪——这一请求照例被满足了。
老奥多弗雷多的儿子，阿尔贝托·奥多弗雷多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non
paeciol，ma sovrano）放高利贷者，除了许多地产，他还在一家亚麻企业里拥有股份。
1326年教师乔万尼·丹德利给了女儿诺弗拉600个金波罗尼尼的嫁妆，这是个惊人的数目。
但由于他们积聚货币，以及货币贬值与危机不断的中世纪末期的种种金融变化，这一收入带来了封建赋税与地租方面的亏损。许多大学成员的财富减少了，房屋与地产相继被出卖。因此他们寄希望于谋取别的方面的赢利：学费与考试费。因此也产生了一部分大学人员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更新。同样也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最终把大学成员推向新的财富中心，推向王侯的宫廷，推向教会和世俗资助者那里去。
通向世袭贵族之路
然而大学人员的更新，由于大学成员要求根据继承权雇佣人员的倾向，部分地中止下来。早在13世纪，著名的法学家阿库尔修就已经为博士们的儿子们，请求在波伦亚大学得到空缺的教师职位的优惠权。但地方当局在1295年，1299年和1304年均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但成效不大。当1397年法学家学会的新章程规定，每年博士学位只限于授给一个波伦亚市民时，博士们的儿子、兄弟和侄甥都不计在内。由此他们反而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得到。在帕多瓦，人们于1394年宣布，一个博士，只要他属于某一博士的父系世裔，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即使世系中有一员不是博士也无妨。1409年规定，一名博士的儿子必须被允许免费参加各项考试。这种大学寡头政治的形成，导致知识水平大大下降，同时赋予大学人员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大学人员成了一种特权阶层。
正像马克·布洛赫出色地描述的，大学成员们为替自己建立贵族体制，不得不求助于通常社会阶层与个人为进入贵族社会而使用的手段：他们过贵族式生活。
他们用他们的衣着和他们职位的标志，搞起贵族的象征。讲桌越来越多地装饰起华丽的华盖，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神气活现。金指环和博士四角帽，以及人们在“正式集会”（conventus
Publicus）或“开学”（inceptio）的日子献给他们的帽子，也日益变得不再是职务的标志，而成了荣誉的象征。他们身披长袍，被风的兜帽是灰鼠皮做的，经常还带着银鼬皮衣领，更重要的还有在中世纪作为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的长手套。规章制度对博士学位申请人为参加考试而赠送博士们的手套数量要求得越来越多。波伦亚1387年规章的一段文字规定：“申请人有责任在取得博士学位前的适当时间，在教堂司事那里为教师学会的博士们送去数目足够的手套……这些手套必须有一定的长度与宽度，以便盖住手臂的中段。它们必须用上等鹿皮制成，足够宽松，保证双手能轻快和舒适地套进去。所谓上等鹿皮货，是指一打手套里至少有一双要用23（里拉）可以买到。”
博士学位通过后的庆祝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加上了贵族趣味的内容：芭蕾舞，戏剧演出，体育竞赛。
大学成员的住房变得豪华富丽。他们之中最富有的，像阿库尔修，其住宅有塔楼，这理论上只有贵族才能享受。他们的坟墓都是真正的纪念碑，就像那些至今仍在装点着波伦亚教堂的纪念碑，它们或者进而被安置在开阔地方。
波伦亚大学的院长们很快按规定过上贵族式的生活，其中人们也可偶然发现有出自勃艮第公爵家族或巴登伯爵家族的人员。他们获得携带武器和可以由五人卫队护送的权利。
那些较少受到尊重的“人文学者”至少也取得免服兵役的特权；如果大学生是够富裕的，他们还可以找人替他服兵役。
教师的头衔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起先在12世纪，“师长”（magister）是手工业的师傅，工场的领导。学校老师也像其他手工工匠一样是个师傅。他的头衔标志着他在劳动建设中的作用。但这很快成为一个荣誉头衔。配第一彭特的亚当就曾责骂他的一个堂表姐妹，她从英国最落后的地区往巴黎写信，没有用他所希望的头衔称呼他。13世纪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教师们并不教学生成为有用的人，而是要教学生怎样让人叫‘拉比’。”根据福音书，“拉比”是对主人的称呼。14世纪，“师长”就被人家跟“主人”（dominus）一样看待了。
波伦亚的教师们在文献里被称为“高贵的人”（nobiles
vin）和“头等市民”（primarii eives），平常则称为“法学家”（dominilegum）。大学生称呼他们爱戴的老师为“我的主人”（dominusmens），这一头衔令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一位语法学家，米诺·德·科勒，甚至对他的学生解释说：“大家如此渴望对知识的占有，比占有其他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它把穷人从卑贱中提拔起来，它使一般平民成为贵族，并给他带来巨大的名声，它还使贵族成为优秀分子，胜过一般平民。”
从此以后，知识又变成占有与财富，变成权力的工具，不复再是无私的追求。
就像惠钦亚极其尖锐地指出的，中世纪末期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等同起来，给博士头衔像给骑士头衔那样同等的权利。“知识、信仰和骑士精神是维特里的菲利普的百合花冠（1335年）中的三朵百合，人们可以在布契考的马雷夏尔的实用手册里读到：‘由于上帝的意志，有两样东西就像两根柱子，为着支持神及人的法律秩序而竖立起来。这两个支柱就是骑士制度和知识，它们彼此配合得十分协调。’”1391年，弗鲁瓦萨区分了佩剑骑士和“法律骑士”。皇帝查理四世拥抱巴尔特尔，并授予他在波希米亚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发展趋势的顶点是，1533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宣布巴黎大学的博士为骑士。
人们懂得，这样身份高贵的要人就不会甘冒被混同于劳动者的风险。这就是说，根据《丧失身份法规》要放弃贵族称号，这是一项在法国尤其牢固，路易十一没有反对成的法规。知识分子赞同公众意见，对手工劳动表示极度鄙视。就像亨利·豪塞尔中肯地指出的，这一点到了人文主义时代，还会由于从希腊－拉丁作品滋养起来的偏见，变得更加恶劣。从此以后， 12世纪和13世纪城市里那种把人文的和机械的技艺综合为普遍的物力论的渴求，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就这样，在经院哲学中已露端倪的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相脱节的危险，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医学界人士那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医师－教士和药剂师－调料商之间发生了分化，外科医生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14世纪，法国通过一系列的公告和命令，认可外科医生的分化。第一道公告由“美男子”腓力四世签署，1311年发布。从此以后大家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穿长大褂的外科医生，根据章程（其中我们熟悉的最早一个章程是1379年制定的），他们必须持有中等会考的证书或准许证，从而形成了外科医生贵族阶层；另一方面是理发师，他们理发刮脸，做些不起眼的外科工作：他们出售油膏和药草汤剂，放血，敷贴伤痛膏药，整治驼背，他们也给癌疡开刀。两个不同的兄弟会——宗教模仿社会组织——把他们分别组织在一起：对前者是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兄弟会；对后者是圣格拉勃茂兄弟会。不难理解，医学科学家阶层和开业医生阶层之间，科学界与技术界之间的这堵隔墙，会给科学的进步设置什么样的障碍。
学会和大学的贵族化
大学的贵族化也在学会的发展中反映出来。这里需要正确地说明学会的意义。作为慈善基金会，学会一开始只是为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敞开大门的，它们也不是后来被改造成的教学中心。虽然以后有些学会为自己争取到某些课程，导致如1257年罗伯特·德·索邦建立的学会同神学院合并，并以此命名巴黎大学；虽然以后牛津与剑桥的大学分化为学会，它们按照至今仍大部分有效的体制成为教学活动的基础，但总的来说，学会并没有充任人们事后试图派给它的角色。有许多学会很快就出了名：同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一起的有哈库尔学会（1280年）和纳代拉学会（1304年）；1307年由阿尔博诺兹枢机主教在波伦亚创立的西班牙学会；牛津的巴利奥尔学会（1261－1266年），梅尔顿学会（1263－1270年），大学学会（1280年左右），艾克塞特学会（1314－1316年），奥利尔学会（1324年），女王学会（1341年），新学院学会（1379年）。林肯学会（1429年），1438年为悼念百年战争中阵亡的英国人的亡灵而创立的众英灵学会，圣女学会（1448年）；剑桥的彼得家园学会（1284年），国王会堂学会和米歇尔家园学会（1324年），大学学会（1326年），彭勃洛克学会（1347年），贡维耶学会（1349年），三一会堂学会（1350年），基督圣体学会（1352年），上帝家园学会（1441－1442年），国王学院学会（1441年）、女王学院学会（1448年），圣卡德琳娜学会（1475年），耶稣学会（1497年）。尽管这些组织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大楼，像自成中心的教学机构明显的组成部分，它们仍然跟人们习惯上把它们想象成的样子截然不同。它们成为领地统治的一种中心，租用或购买房屋，起初是在较邻近的地区，然后转向乡下和周围的农村，对它们进行商业性的剥削。它们承担起城区的执法任务，管理周围街道的交通。在它们的房舍里，尤其在巴黎，居住着大批高级官员的家庭，特别是议院的高级官员家庭。就这样，索邦神学院区变成了巴黎城的“法学苑”。学会倒退到早先修道院的作风。它们是大学贵族化的结晶，体现了他们封闭性的特征，同时还把大学成员及教学内容上的宽容态度，都变成了一种——主要是法官式的——寡头独裁。
这样，大学本身转化成暂时固定的权力机构，变成了所有主，它们在经济上的操心超过了社团事务和领地主权方面的经营管理。大学社团组织以前的荣誉标志，印章，现在变成了贵妇人的武器。
经院哲学的发展
与上述这一会社团体的发展相应的，是经院哲学的平行的发展，后者甚至否认自己的基本要求。我们将从 14世纪和15世纪极端复杂的哲学与神学中举出一些本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它们已离开13世纪经院哲学的立场。这就是由邓斯·司各特和奥卡姆奠定基础的批判的和怀疑的思潮；由牛津的梅尔顿学会成员和巴黎的博士们（奥特雷柯尔，布里丹，欧雷斯默）发展为经验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还有阿威罗伊主义，它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和尧顿的约翰起就主要同政治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下文将谈到），伟大的异教领袖威克利夫和扬·胡斯也部分地采用阿威罗伊的学说；最后是反唯智论，它很快使得中世纪衰亡时期的整个经院哲学黯然失色。它产生于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理论中，并在十五世纪经由彼埃尔·戴利、热尔森和库萨的尼古拉而得到普及。
理性和信仰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