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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污染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地方。我通过恳求和使用金钱说服了他们，把这些不幸者的历史与学说，甚至也把他们叫作《古兰经》的法典，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为使译文准确可信，保证我们的充分了解不致有错，我已让一名萨拉逊人帮助各位参与翻译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是：克特的罗伯特，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托莱多的彼得；萨拉逊人叫穆罕默德。在完成对这个野蛮民族图书情况的彻底研究之后，这个翻译小组合作撰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书，并为拉丁语读者出版了它。这一工作完成于公元1142年，即我赴西班牙并会见百战百胜的西班牙国王阿尔封索陛下的同一年。”
我们作为例证提到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的这个打算，很接近我们所关注的翻译活动。基督徒的翻译家们在西班牙专心致志研究的对象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文献。这位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强调，他只能借助于一笔慷慨的补偿费保证给专家们提供一点帮助。他们短时间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理应有更多的报酬。
这些12世纪的翻译家们，最早类型的研究者和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像威尼斯的雅各布，比萨的布昆狄奥，贝加莫的摩西，在拜占廷和北意大利工作过的列昂·图斯库，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阿里斯蒂波，巴斯的阿德拉尔，蒂沃利的普拉东，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克特的罗伯特，桑塔拉的雨果，冈第萨尔维，在西班牙的克雷莫纳的格哈德，他们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他们填补了空白，这是拉丁遗产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这指的是哲学，首先是科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翻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此外，比这些材料也许更为重要的，还有方法。求新探索的好奇心、推断力，以及冲击“旧逻辑”（Logica Vetus）的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新逻辑》 （LogicaNova）。它包括两个“分析”：《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正位篇》，《批判篇）：“对智者的批判”（Sophistici
Elenchi），并借助于重新获得很高评价的鲍依修斯而广为人知。这是一次震动，是一剂兴奋剂，这是一种学说，它是古希腊文化在历经东方与非洲的长途旅程后，又传送给西方国家的。
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些阿拉伯人所做的特殊贡献：阿尔－卡里兹米的包括代数在内的算术，这在13世纪初比萨的列奥纳特引进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之前，实际上是印度数字，是从印度经过阿拉伯人传过来的；拉吉（基督教徒称之为拉泽斯）的医学，而主要是伊本·西纳（或阿维森纳的医学，他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典》（Canon）可能是西方国家医师们最重要的参考书；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农学家，还有使拉丁人狂热追求长生不老药的炼金术士；最后是哲学，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和阿尔·法拉比与阿维森纳，并对他们的著作作了有力的综合。通过许多著作，阿拉伯人还给基督徒带来了表示数码、零、代数的词语，同时还有商业词汇，如“集市”（Basar），“支票”（Scheck），“海关”（douane），“市场”（fondouk或fondacco）及“税”（gabelle），等等。
赴意大利或主要去西班牙的求学者大量增多，也说明了这种情况。让我们以英国人莫雷的丹尼尔为例，他对挪威大主教叙述他求知的历程：
“对学习的热切渴望把我从英格兰赶出来了。我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他们面前搁着两三个小板凳，上面摆着大部头的书，书中是用描金文字誊抄的厄尔丕诺斯的训条；他们手持鹅毛笔，煞有介事地在他们的书上打着星号或×号。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一旦意识到这种情况，我就一边盘算如何逃脱困境和怎样才能学到掌握作品的其他‘艺术’，一边同他们顺便打招呼或抄近路避开他们。由于目前阿拉伯人的学说，它们差不多只由四大学科组成，在托莱多很盛行，我赶紧设法去那里，让自己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的教诲。因为朋友们叫我回去，请求我离开西班牙启程回家，我带了一批珍贵的图书回到英格兰。人们告诉我，在这里人文学科不为人知，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完全遭遗忘，这只对提多和塞优斯有好处。我深感痛苦，为了不让有一个希腊人屈居在罗马人之下，我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以便让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向繁荣兴盛……当涉及创世时我引用的是异教哲学家而不是教父们的论证，对此不应当有人感到恼火，因为虽然前者不属于基督教的信徒，但他们有些格言，只要是充满信仰的，就应当引入到我们的教学中来。上帝也晓示过我们，摆脱了埃及人的魔法以后，要掠夺埃及人的财富，好让希伯来人从此富足起来。让我们同样遵照上帝的训示，并在他佑助之下，掠夺异教徒哲学家的智慧与辩术，洗劫这些无信仰的人，甚至夺走利用他们的外壳，在信仰上来充实我们自己吧。”
莫雷的丹尼尔只看到巴黎因循、腐朽、陈旧的一面。12世纪的巴黎还有另一些东西。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只懂得对希腊和阿拉伯的材料进行初步加工，即做翻译的工作，这使西方知识分子有可能吸收这些材料。
基督教文化接受东方的贡献的中心，是在别的地方。最为重要的中心沙特尔和巴黎，及传统的中心拉昂、兰斯和奥尔良，都位于那些商业交易与产品加工地区——这是制成品的交易与加工——位于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处。就像阿尔奎围预言过的，以及特鲁瓦的克雷蒂安咏唱过的那样，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批发商行和银行随着香槟酒交易会纷纷开张的同一地区，出现了一种文化，它将使法国成为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第一个继承者。
巴黎：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
由于卡佩王朝不断增长的声誉，巴黎是这些中心中最辉煌的一个。教师们和学生们或者在巴黎城区及它的大教堂附设的学校中，或者越来越多地在他们享有更大独立性的塞纳河左岸摩肩接踵。他们漫步在圣于连·勒保弗雷教堂周围，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尔兰特大街之间，往东进而到圣维克多神父会学校，往南则登上山坡，山顶上是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和它所属的那所大学校。除了圣母院、维克多神父会和日诺凡瓦神父会的专职教授外，较为独立的教师，那些“获准”的教授——他们得到了学校以大主教的名义发给的授课准许证（Licentia
docendi）——在他们私人住处或者在他们能够进入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或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巴黎的声望起初要归功于出色的神学课，它们构成学校课程的尖端，但很快就更多地得益于辩证法课程。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充分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并依靠推理，以促使思想的理性进程胜利实现。
这样，巴黎在实际上和象征意义上成了一部分人的指路明灯，一切精神享受的源泉；对另一部分人则是魔鬼的罪恶渊薮，在那里受哲学败坏所侵袭的精神反常，同沉溺在玩乐、酗酒和妇人之中的无耻行径混杂在一起。这个大都市是个腐败的场所。巴黎是现代的巴比伦。圣伯纳德号召巴黎的教师和学生们：“逃出巴比伦的围墙，逃吧，拯救你们的灵魂。大家赶快一道去‘避难之城’（指修道院），在那里能够忏悔你们的过去，并生活在仁慈的怀抱中，能够深信不疑地期待未来。你将在森林中找到比在书本中远来得多的东西。树丛和石块都会比任何一位教师教给你更多的知识。”
另一位西受教团的僧侣策勒的彼得说；“啊，巴黎！你是怎样学会迷醉与颠倒人的灵魂的？在你的城墙内，色情的网罗，邪恶的陷井，地狱的箭矢，使纯洁无瑕的心灵堕落……然而与此相反，学校是多么幸运！在那里基督把智慧的语言传授给我们的心灵，在那里我们无须工作或听课就学到永生的方法！那里人们不买一本书，不需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那里绝无一点争论的喧嚣，绝无一点诡辩的纷坛，所有问题的解决在那里都非常简单，人们在那里学习一切事物的起因。”
纯洁的圣徒派就这样用寂寞的学校反对喧闹的学校，用修道院的学校反对城市的学校，用耶稣基督的学校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校。
城市中新的教士们同修士界的根本对立（后者在12世纪的改革中越出了西方本尼狄克派运动，倒退到拘守原有教规的极端倾向），在下引西妥教团的修士、圣伯纳德的密友之一、圣梯累的威廉的惊呼中明显表现出来：“圣山的兄弟们！他们把东方的光明引入西方的黑暗；他们把古代埃及人的宗教热情带到了冰冷的高卢国土，带入这寂寞的生活，这天国生活的再现。”
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精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知识分子使得西方国家摆脱了另一个亚洲和另一个非洲的虚幻形象；摆脱了神秘的森林与荒漠的虚幻形象。
但修士们的倒退运动本身也为新型学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131年兰斯宗教会议禁止修士们在教会机构外从事医学研究：希波克拉底是畅通无阻了。
巴黎的教士并不同意圣伯纳德的看法。 1164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信给托马斯·贝克特：“我绕道去了趟巴黎。在那里目睹生活用品富足，人们情绪轻松，教士受到尊敬，整个教会享受着尊严和光荣，哲学家从事各种活动，这时我惊喜地相信，自己看到了雅各的梯子，它的顶端触到了天堂，天使就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为这次幸运的朝圣旅行所感动，我得承认：上帝就在这里，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我的心头涌出下列诗句：‘最幸福的终身流放，就是居住在这地方。’”哈温特的修道院院长菲利普，认识到城市教育活动带来的利益，给一个年轻的弟子写信说：“你为对科学的爱所驱使，现在到了巴黎，并找到了这个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向往的耶路撒冷。这是大卫居住的国度，是智慧的所罗门居住的国度。那里竞争激烈，教士项背相望，他们的人数将逐渐超过众多世俗民众。这幸运的城市啊，圣经在那里被人加倍勤勉地阅读着，其中错综的奥秘因圣灵的恩赐而豁然开朗，在那里还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和如此发展的神学，人们应该称它为纯美艺术作品的所在地！”
“哥利亚德”
在所有这些赞颂巴黎的协奏曲中，响起了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声音，一个少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声音：“哥利亚德”。对他们来说，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这些“哥利亚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隐姓埋名，他们有意传播的关于自己的传奇，他们的敌人出自恶意中伤和诽谤所传播的谣言，包括那些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引入歧途，被偏见蒙蔽的新时代的史家与学者描述的奇谈，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些人根据主教大会和宗教会议的裁决，以及12与13世纪教会作家的记载，确定他们的身份。这些哥利亚德或游方教士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时而带着激动的眼光——年轻人恣情成性——时而惊恐万分地、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破坏和平和不守秩序的家伙难道还不是危险分子？相反，其他一些人则把他们看成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一个赞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切形式的革命的开放阶层。究竟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我们不清楚“哥利亚德”这个称呼的来源。不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排除不切实际的词源学探讨，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