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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权威人士也支持这样的态度，并责备智者的结婚设想。爱洛依丝引证狄奥弗拉斯特的话，或者说是引证圣哲洛姆的论点，他在12世纪受到普遍喜爱的《反乔维尼安纳论》（Adversus
Jovinianum）中采用了狄奥弗拉斯特的观点。她还把古人推荐给神学家；西塞罗在撵走特伦霞以后，又拒绝了同他的朋友希尔丢斯的妹妹的婚姻。
但阿贝拉尔没有接受爱洛伊丝作出的牺牲。婚姻缔结了，不过是秘密举行的。为了平息弗尔贝的怒气，他们向他透露了秘密，而且他还出席他们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但这两位当事人的打算没有能够实现。阿贝拉尔想安心地重新开始工作，而爱洛依丝要过隐居的生活。弗尔贝却要公开这件婚事，并把向他赔罪的事公之于众，而这肯定会败坏阿贝拉尔的名誉，因为他并没有宽恕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件麻烦事。爱洛依丝将回到阿冈待伊修道院去，乔妆成一名见习修女。这样做会消除流言蜚语。爱洛依丝凡事只听从阿贝拉尔的旨意，她将在这样的乔装中等到流言蜚语平息下来。但这个打算是在弗尔贝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以为阿贝拉尔想把爱洛依丝推到修女那里去，婚姻也就了结了。于是就在阿贝拉尔的屋子里发生了一次夜间惩罚行动，阿贝拉尔被阉割了，次日清晨人群聚集在他家门口，丑闻传开了。
阿贝拉尔躲在圣狄尼修道院里遮盖他的羞辱。上述事件发生后，他绝望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一个阉人还能算男人吗？
我们在这里跟爱洛依丝分手，她不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我们知道，这两位相爱的情人从一个修道院转到另一个修道院，至死不渝地保持着令人钦佩的精神友谊。
新的斗争
求知的激情使阿贝拉尔恢复元气。他的伤势愈合后，重新找回了以前斗争的兴趣。愚昧和粗鄙的修道士使他感到烦躁。他的高傲同样也使这些修道士烦恼。此外，他的清静孤寂遭到许许多多学生的打扰。他们来找他们的老师，恳求他重新授课。阿贝拉尔为他们写出第一本神学小册子。他的成功招来了妒忌。1121年在苏瓦松举行了一次被夸耀为主教会议的宗教会议，对他进行裁判。情况很紧张，他的敌人们为了对会议施加压力，煽动群众要对他施行私刑。尽管沙特尔大主教竭力斡旋，要求进行一次补充调查，那本小册子仍被烧毁了，阿贝拉尔终身将被幽禁在修道院的院墙内。
阿贝拉尔回到圣狄尼修道院，同修士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继续活跃地进行着。当他指明伊尔汀关于修道院创办人的著名文章只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第一任巴黎大主教与圣保罗使之皈依的艾罗帕齐特毫无关系时，他不就是在挑起某种争端吗？第二年他逃离了修道院，终于在特鲁瓦大主教那里找到庇护，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塞纳河畔诺让的领地。他在那里遁世隐居，并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建立一个小祈祷堂。他什么都牢记在心——他那本被烧掉的书就是题献给三位一体的。
他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避难的地点，蜂拥来到他的隐居地。出现一个由帐篷和茅屋组成的学院村。小教堂扩大了，用石头重新修建起来，献给圣灵。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对这些临时的乡居者来说，光是阿贝拉尔的讲课，就能代替城市的乐趣。他们怀着深深的渴慕回想起，“城市里的学生们享有一切必要的舒适”。
但阿贝拉尔无法长期享受这平静的生活。两个新使徒——他就这样称呼——策划一个阴谋来反对他。这是指普莱蒙斯特莱教团的创始人圣诺尔贝和西妥的改革者圣伯纳德。迫害的规模之大，使他不得不考虑逃往东方。“上帝知道，我在深深的绝望中曾考虑过多少次，想离开基督教的王国投奔异教徒（后来约翰·德·墨恩的译本解释说，指投奔萨拉逊人），在那里，作为在基督的敌人中间的基督徒，不是作为祭坛上的牺牲品，安宁地生活。我想象，一旦异教徒们因我遭受到的指责，无法再把我看作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一定会由衷地欢迎我。”
这种走极端的解决办法，是对自己所属的世界绝望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初尝试，阿贝拉尔没有这样做。
阿贝拉尔被任命为布列塔尼一所修道院的院长。这引起了新的矛盾，因为他就像生活在野蛮人中间。人们只说下布列塔尼的方言土语。修士们是难以想象的粗鄙。他训导他们走上正轨。他们却企图毒死他。1132年他逃离了修道院。
1136年，阿贝拉尔再度来到圣热内维耶伏山。他重新开课，听课的人比以前更多。城市骚乱的罪魁祸首，被逐出意大利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也避难到了巴黎。阿诺德同他建立了友谊，并把自己穷苦的、靠行乞为生的学生介绍给他。自从自己的著作在斯瓦松被禁以后，阿贝拉尔一直不停地在继续写作。但在1140年，他的敌人们再次对他的著作发动攻击。他同那个被唾弃的罗马人的友谊，一定使他们的仇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理解，城市的辩证法和教区民主运动的联盟，对它的敌人来说，似乎是很有特点的。
圣伯纳德和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的敌人中，首要的是圣伯纳德。正如谢纽修士正确指出的：“西妥修道院院长站在基督教两边的另一边。”圣伯纳德始终是个乡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个大兵，他对城市知识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对待异端分子或异教徒，他只知道一个办法：武力。他是武装十字军远征的先驱，但他不相信用知识进行的十字军。当彼埃尔·维尼拉比利要求他读一读古兰经的译本，以便用笔头对穆罕默德进行讨伐时，他却不答应。在修道院的孤寂生活中，他通过神秘玄想（他把这种神秘玄想发展到了极端）获得了力量，作为复仇者回到尘世。这个离群索居的信徒，始终坚持反对他认为是危险的新事物。他在晚年实际上已控制了基督教，给教皇下达指令，为建立军事制度而大肆鼓动，梦想在西方国家建立骑士制度和基督教民兵组织。他是早产的宗教裁判所大审判官。
圣伯纳德必然要同阿贝拉尔发生冲突。圣伯纳德的得力帮手、圣梯累的威廉挑起了争端，后者在致圣伯纳德的一封信里表示反对“新神学”，鼓动他的赫赫有名的朋友来迫害阿贝拉尔。圣伯纳德前往巴黎，企图把学生争取过来，结果显然是成效甚微，圣伯纳德确信阿贝拉尔散播的谬论危害严重。这两个人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桑斯举行的一次神学家与主教的会议上，阿贝拉尔的一个学生发表了一篇论战性讲话。这位老师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再一次把会上听众吸引过来。但圣伯纳德私下把会议的性质完全改变。他在讨论开始前一天晚间，把主教们召集到一起，并将一份把阿贝拉尔说成是危险的异端分子的整套卷宗给大家传阅。在第二天，阿贝拉尔所能做的只是否定会议的这种职权，并向教皇上诉。主教们给罗马教廷送去一份很温和的谴责。但得知这一信息的圣伯纳德，行动比其他所有的人来得快。他的秘书替他向完全忠诚于他的枢机主教们递交信件，这些枢机主教迫使教皇改变对阿贝拉尔的谴责；他所写的书在彼得大教堂被焚毁。阿贝拉尔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就去克吕厄修道院寻求避难。这次阿贝拉尔是被打败了。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以无比宽宏的慈悲心肠收容了他，使他与圣伯纳德和解，设法让罗马教廷撤消把他革出教门的惩罚，然后把他送往莎恩河畔夏龙的圣马塞尔修道院。1142年4月21日，阿贝拉尔在那里去世。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给他送去一分书面赦罪令，并作为一种特别美妙的情感的最后表示，让人转交给圣灵女修道院院长爱洛依丝。
这是一份典型的履历，同时也是异乎寻常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只能举出阿贝拉尔博大精深的著作中几个突出的特点。
逻辑学家
阿贝拉尔主要是个逻辑学家，他像所有的伟大哲学家一样，首先研究出一种方法。他是辩证法的伟大的先驱者。除了《逻辑学初阶》（Logica
Ingredientibus），尤其是1122年发表的《是与否）（Sicet
Non）这两部著作外，他还把他的第一部《方法论》（Discours
dela Methode）献给西方思想界。他在这本书里以极为简明扼要的方式证明进行论证的必要性。神父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致；一个人说“白”时，另一个人则说“黑”。这就是“是与否”。
因此就出现语言科学的必要性。唯名论产生了，这种理论认为，词语的存在是为了表明意义，但词语以真实作为基础。它们要跟它们意指的事实相符。逻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语言同它指称的真实之间的指义的一致性能够成立。对阿贝拉尔要求完美的思想而言，语言不是现实的面纱，而是现实的表达。阿贝拉尔教授相信他的工具，即词语的本体价值。
道德学家
逻辑学家阿贝拉尔也是道德学家。在《伦理学，或自我认识》（EthicaseuScitoteipsum）中，他借助古典哲学，对于在内省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以及修士的神秘主义者，比如圣伯纳德或圣梯累的威廉，都作了高度评价。但二者仍有不同，正如冈底亚克说的：“对西妥教团的修士而言，‘基督教苏格拉底主义’首先意味着认识到有罪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伦理学》中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对自由表示赞同的分析，通过它我们可以承认或否定对上帝的不敬，即罪孽。”
圣伯纳德声称：“我们降生于罪孽之中，是罪人，并生育罪人；我们是作为负债者出生的，并生育负债者；我们是作为道德败坏者出生的，并生育道德败坏者；我们是作为奴隶出生的，并生育奴隶。我们满身伤残来到这个世界度过一生，并照原来模样离开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无一处完好。”阿贝拉尔反驳道，罪孽仅仅是个过错：“犯罪就是不敬重我们的造物主，那就是说，为了他不做那些事，亦即我们必须相信为了他而要放弃的那些事。如果我们完全消极地把罪孽确定为不放弃该受谴责的事，或者相反地，取消值得称赞的事，那么很显然，罪孽并不是什么实体，与其说它存在，还不如说它根本不存在，这正像黑暗一样，人们可以把它确定为该有光亮的地方不存在光亮。”阿贝拉尔还要求同意给人以赞成或放弃构成道德生活中心的正派观念的可能。
这样，阿贝拉尔就为推倒基督教重要圣事之———赎罪的先决条件，做出了有力的贡献。由于人们罪孽深重，教会在野蛮时代，根据野蛮的法律，列出了罪孽的清单和惩罚的等级。这个“赎罪登记表”证明了，对中世纪盛期的人们来说，赎罪最根本的是罪孽，由此产生了惩罚。阿贝拉尔表明了改变这种做法的趋势，并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此以后，罪人是指他的含义，或者说，是指他的意图，因而忏悔变成了赎罪的主要组成部分。阿贝拉尔写道：“心灵的忏悔于是就消除罪孽，即对上帝不敬，或对魔鬼的默许。因为上帝的仁爱，这慈悲的泉源，是同罪孽不相容的。”在这个世纪末出现的忏悔神父们，全都把这一逆转变化引入了赎罪心理学（如果不说“赎罪神学”）。城市和学校中的心理分析就这样进一步深入，教会的圣事也真正“人性”化了。这对西方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的财富！
人文主义者
我们只强调神学家阿贝拉尔的一个特点。没有人像阿贝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后者在上一世纪曾传播了一句有益的格言：“信仰寻求理智力”（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
阿贝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他们曾这样说；无法理解的言辞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