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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之果。我该怎样地哀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思想的贫乏啊！”
并非拉谟斯独自一人灰心丧气——而且他的抱怨也并非没有根据。比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巴黎作为盖仑 ① 医学的大本营而著称于世。在英国，剑桥的《伊丽莎白章程》（the
Elizabethan；statutes，1570）以及牛津的《劳狄安法典》（Laudian
code，1636）维护了古人的官方权威，而一些早期的专业团体也未必更好。伦敦内科医师学会（the London College of
Physicians）以一种不信任的目光看待这场革新。因此，在1559年，当约翰·吉内斯（John Geynes）医生竟敢提出盖仑 ① 很可能并非一贯正确时，引起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这位善良的医生被迫在一篇公开悔过书上签了名后，才得以再次被他的同事们接纳。
①克劳迪斯·盖仑 （Claudius Galen ， 129 ／ 130…199 ／ 200） ，古希腊医师、生理学家和哲学家，从动物解剖推论人体构造，用亚里士多德目的论阐述其功能。——译注
始于14世纪牛津和巴黎的对古代科学作品的批评传统，也许能与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主要大学里的保守主义作些许抗衡。这种与经院主义有关的批评传统被证明特别有益于运动物理学的研究。在16世纪的帕多瓦大学（Padua）和意大利北部其他一些大学里，这种好学的传统仍然显而易见。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批评是一种奇特的人文主义游戏，在这则游戏中，学者们因为剔除了中世纪古典原著（它们把古代原著弄得一团糟）中那些庸俗注解和校勘而受到称赞。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原著的纯洁而非科学真理。
简言之，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教育风气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令人怀疑的。这一时期的大学训练在极大程度上具有保守的特征。至于完成于14世纪和15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则是公开反科学的。人文主义与古典文献尊奉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种特征。在15世纪，形成了一股搜寻新的古典原著的热潮，每一项新发现都被作为一项重大成就而受到欢呼。没有哪一篇报道比有关雅各布·安吉洛（Jacopo
Anselo，1406年前后）的报道更为著名。在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搜寻手稿后的返航途中，他的船沉没了，但他却设法挽救了他最伟大的发现——一部当时尚不为西方人所知的托勒密（Ptolemy） ① 的《地理学》（Geography）。此后不久，在1417年，波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 ② 发现了后来被认为是古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公元前55） ③ 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这对两个世纪以后原子论兴趣的复兴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促进作用。就在重获卢克莱修的《物性论》9年之后，盖利诺·达·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1370—1460） ① 发现了一部公元2世纪的一位作者塞尔苏斯（Celsus） ② 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论稿。这部名为《医学论》（De
medicina）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其语言和风格，而不是其医学内容。这是拉丁语散文全盛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重要医学著作。那些追求优美的拉丁语术语和措辞的医学人文主义者采掘了书中的宝藏。
①公元 2 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地心宇宙体系 （ 托勒密体系 ） ，著有《至大论》 （13 卷 ） 、《地理学》 （8 卷 ） 。——译注
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任教会秘书和佛罗伦萨的秘书官，编有著名的《故事集》，并发现了许多古代经典著作。——译注
③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认为一切东西都由原子构成，甚至思想和灵魂。持宇宙机械论观点。——译注
①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修辞学和古代语言教授，曾受聘于伊斯特家族，翻译了大量的希腊语作品。——译注
②古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约生于公元前 10 年，卒年不详。他用漂亮的拉丁语写了 8 本书来介绍希腊人的知识，被称为“医学上的西塞罗”。——译注
搜求新的原著——和新的译本——导致人们重新认识到古希腊语的重要性。诚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 ③ 在13世纪就已经强调了这种需要，但这一状况在一个世纪以后并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善。那时，彼特拉克为自己古希腊语知识的欠缺而感到悲伤。实际上，感到悲伤的并非只有他一人。在1396年古希腊语教师曼纽尔·克里梭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us，卒于1415年）随同拜占庭皇帝曼纽尔·帕列洛古斯（Manuel Paleologus）抵达意大利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欧洲学者能使用古希腊语。然而，尽管克里梭罗拉斯有所帮助，但另一位拜占庭人齐米斯塔斯·普里松（Gemistos
Plethon）于1439年抵达佛罗伦萨议会（Council of
Florence）后，激起了更大的热情。古希腊语的复兴影响了整个15世纪的所有学术领域。在医学领域，人文主义者托马斯·利纳克雷（Thomas
Linacre，1460—1524） ④ 准备把普罗克鲁斯（Proclus，410—485） ⑤ 以及盖仑的各篇著作翻译成拉了语。尽管这很有意义，但他的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实际上过于宏大。他计划把盖仑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而且，还要与一群学者一起翻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全部著作。几乎没有比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Johannes
GuinterofAn&；mach，1505—1574） ① 更加勤奋的人了，他由于翻译了盖仑著作而跻身于医学人文主义者前列。作为巴黎的医学教授，金特成为年轻的安德烈斯·维萨留斯（Andreas
Vesdius，1514—1564） ② 最重要的老师之一。
③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方济各会修士，强调定量研究和实验的重要意义，从事光学和天文学研究。著有｛大著作｝。——译注
④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医学院的创始人。——译注
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学园的最后一位负责人。在古代世界的科学之光即将熄灭时，对托勒密和欧几里德著作作过重要评论。——译注
①巴黎医学教授，翻译了盖仑的大部分著作。——译注
②比利时解剖学家，近代解剖学奠基人。著有《人体结构》，该书于 1543 年与《天体运行论》同时出版。——译注
在搜寻确切手稿的过程中探求真理，并不仅仅局限于向古代医生学习。乔治·冯·波伊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1423—1461） ③ 在编写教科书《新行星论》（Theoricae
novae Planetarum）时，认为需要托勒密《至大论》（Almagest）的确切手稿。但是就在波伊巴赫计划前往意大利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不幸去世了。波伊巴赫的学生约翰内斯·缪勒（Johalmes
Muller，又名雷纪奥蒙坦，Regiomontanus，1436—1476） ④ 完成了老师的旅程，并出版了《至大论》的《概要》（Epitome）。
③奥地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数学上，他首次使用阿拉伯数字制作了空前准确的正弦表，从而把三角运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天文学上，虽然他对托勒密体系作过改进，但事实上他反而倒退了一步。他坚持认为行星的水晶天球确实存在，而这是《至大论》一书中尚未完全坚持的观点。——译注
④德国天文学家。对天体进行了重要的观察，改进了行星运行表。这些新图表为探险时代的航海家们广泛使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还曾为哥伦布所采用。他是托勒密体系的忠实信徒。——译注
但是，我们不能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简单地归纳为还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或者盖仑以本来面貌。古代后期新柏拉图主义（nco—Platonic）、犹太教神秘哲学（cabalishc）以及赫尔墨斯原著的复兴，对近代科学的发展——它当然是这种人文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产生了同样重要的影响。这些复兴的确非常重要，以至于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 ① 坚持认为，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 ② 在转向柏拉图（Plato）或柏罗丁（Plotinus，204？一270？） ③ 之前，就已经翻译了新近发现的《赫尔墨斯全集》（Corpus
hermeticum，1460）。这些神秘的宗教著作——我们将在后面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似乎证明了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学者中，对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 ④ 这一主题的追求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提倡通过新的观察证据对自然进行一项全新的调查研究，就包含在这种传统之中。
①意大利银行家、富豪、文艺保护人。生于 1389 年，卒于 1464 年，曾开创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 （1434 年 ） ，并创建美第奇图书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进行了长达 200 多年的统治，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译注
②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柏拉图、普罗提诺和其他希腊哲学家著作的翻译和注释。——译注
③古罗马哲学家。——译注
④与传统的巫术 （B1ack Magic） 不同，它是通过某种神秘的经验或者直接的实验对自然进行的探索，是一种必要的知识分支，是人向他周围的世界进行学习的适当方式。——译注
非常巧合的是，这种对古代纯洁原著的搜寻，正好发生在有了传播这种知识的一种新手段——印刷机——出现的时候。有趣的是，西欧最早的印刷书籍出现于1447年，这正好是我们所讨论时期的初始阶段。印刷机的出现使得为学者们生产标准的价格适中的原著首次成为可能。在科学与医学领域，这些古版书绝大部分是那些遭到人文主义者藐视的、陈旧的中世纪经院原著的印刷品。因此，托勒密《至大论》的第一个印刷译本是陈旧的中世纪译本（1515年）。新的拉丁语译本此后才出现（1528年）——最后出版的是希腊语原著（1538年），这正好比哥白尼（Copenicus）《天体运行论》（Derevolutionibus
orbium）早了5年。盖仑与亚里士多德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
本国语言的成长
拉丁语与希腊语对于学者圈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文艺复兴时期还具有以下特征：在学术界，本国语言的使用迅速成长起来。这一点在那些有关基督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的宗教小册子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因为在这里，作者需要直接影响他的受众。而在整个16世纪，在科学和医学中使用本国语言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也许这要部分归结于这一时期人皆目睹的自觉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一个作家们公开表达他们对祖国、对自己语言热爱的时代。第二个因素则要归结于与过去决裂的许多感情上的需要。这一点在16世纪后半叶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最近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后期在医学著作中使用本国语言的速度迅速提高。在16世纪，当一场医学小册子之战（pamphlet war）把盖仑的信徒（Galenists）与帕拉塞尔苏斯派（Paracelsian）的医学化学论者分离开时，这种倾向得到加强。1527年，当帕拉塞尔苏斯用他的本国语瑞士德语（Swiss·German）在巴塞尔大学（Basel）发表医学演讲时，这场论战便进入了大学。医学机构对他大施挞伐，不但是由于他演讲的内容，而且还由于他所选用的语言。后一点在他身后好几代追随者中一直是一个痛处。因此，帕拉塞尔苏斯的英国追随者托马斯·莫菲特（1homas
Moffett，1533—1604）——用拉丁语（1584年）——写道：
“帕拉塞尔苏斯确实经常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讲话。但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难道不讲希腊语吗？为什么他们两人不应该都说自己的母语呢？对帕拉塞尔苏斯横加指责，而对希波克拉底、盖仑以及其他一些说自己母语的希腊人视而不见，难道值得这样做吗？”
数学和各门物理科学中的情况与医学差不多。伽利略的意大利语出版物今天仍然是意大利语文献中的经典之作。在英国，为数众多的作者用都铎王朝时代的英语（Tudor
English）来表达普通的和专门的主题。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约翰·狄，他自己用这种都铎王朝时代的英语为欧几里德（E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