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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说其实就是历史
西域之称自从公元前一世纪流行以来，就以雄奇壮阔的地理景观和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而罩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这块地处亚洲中心，广袤而神奇的大地，既演绎过残阳如血、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也谱写过华夏一体、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各民族的迁徙往来，很少停歇的征战杀伐，大小王国的兴盛衰亡，以及张骞、班超、左宗棠等英雄豪杰在这个地区的擘划经营，又给她罩上了厚重而又苍凉的历史氛围。她不但疆域广阔，资源丰富，人文复杂，还是自古以来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地。繁荣兴盛了数千年、长达几万里，从中国一直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西域远在西汉归入我国版图之时，西部的界域就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部直至喀喇昆仑山的南北两麓，后来到唐朝及喀喇汗朝、西辽和元朝时，其西部疆域都较汉代广阔，至清朝强盛之时也仍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内。现在的新疆，只相当于清朝强盛之时的一半，它是贪婪的沙皇俄国强迫衰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我国大片领土后形成的。
这就是新疆的背景，辽阔、美丽而又苍凉、沉重。
它预示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和守卫以及让它长治久安，是自西汉以来各朝代的责任和梦想，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故城烽燧，屯垦遗址。在历次开发中，总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迁移而来。
人类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迁徙活动与人类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古老，也正是频繁的迁移从人种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促进了世界的形成，并推进着历史的进程。
移民形成了今天美洲大陆的进步、文明和繁荣；美国的西部移民开垦了其西部的广阔地域，使耕地面积达到了三点四亿顷，从而使美国的小麦生产增加了三倍，玉米增加了两倍，因而一举成为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到19世纪末，西部不仅成为重要的农业中心，而且逐渐成为工业中心。从1850年至1900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工业中心向西移动了三百五十公里，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工业化。所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德·斯蒂尔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他说：“对于美国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了。”
而中国人口的迁移在上古就有“夏后氏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之东迁”的记载。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早就使西域成为人口往来迁徙之地。伊朗高原数次人口大迁移，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东征，则使新疆成了“世界史的缩影”。中国近代，也有锡伯族从东北西迁伊犁河谷，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实例。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一步步变成了一个移民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收并蓄，形成了一种类似美洲大陆的自由而开放、剽悍而旷达、宽容而大度的气派。
新疆的屯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开始了。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两千年来的历史也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
自细君公主的随员在乌孙国眩雷屯田，揭开新疆屯垦史的第一页以来，自西汉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一百零二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
西汉在西域屯戍最盛时，官兵累计曾高达两万五千余人。它巩固了西域统一，使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它使许多地名从那时起，就以其浓郁的历史感和富有诗意的韵律流传至今，比如轮台、楼兰、伊循、焉耆、龟兹、高昌、交河等。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达到极盛。唐太宗借鉴汉代经验，在西域大兴屯戍，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即有屯，使西域屯军最多达十万之众。屯田巩固了它的辽阔疆域，同时也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清代的屯田规模最大。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就把屯田作为安边定国的国策，不但兴办了军屯，还招募迁徙关内农民来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时，还组织发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种，实行犯屯；并从南疆迁移五百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谷垦荒种地，组织回屯。不足二十年时间，就在西域开垦了近百万亩耕地。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觉在近代有一个人一直被这块热土铭记着。他就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
早在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便把征服中亚和我国新疆作为重大国策。随后，这个欧洲国家以“筑垒移民”的方式，步步进逼，使其扩张野心得以实现。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使清政府无暇西顾，给沙俄加紧侵略新疆提供了时机，侵吞了新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国土。同时，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先后攻占了南疆英吉沙尔、疏勒、阿克苏、库车等七城，并在1867年底宣布成立了以天山为界的“哲德沙尔汗国”（即七城之国）。英俄两国利用阿古柏作为并吞新疆的工具，为自己划定了新疆的势力范围。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攻占迪化；沙俄随即借口阿古柏占领迪化，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至此，新疆陷入了国土沦丧的严重危机之中。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时。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左宗棠当时虽然疾病侵身，年近七旬，仍尽瘁驰驱，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西出阳关，远征新疆。从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左宗棠所率大军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光复了除沙俄盘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
这使沙俄十分震惊，伊犁俄军骤然增至十二万人，并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但重病在身的左宗棠仍然在1880年5月26日率大军离开肃州，决定征讨沙俄入侵者。他抬棺西征，以此表达自己为了民族利益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他白发临边，虽然因为清朝政府对与沙俄开战怀有恐惧，决定靠谈判解决伊犁问题，不得一战。但他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清朝军队成为谈判的强大后盾，“迫使俄国作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复以来，就与湖南有着很多的联系。“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这便是当年左公以湘籍名将刘锦棠率湘军为前锋，驱逐外敌入侵时的写照。
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时隔六十年，维护新疆繁荣安定的重任再次落到了当时的新疆军政首脑、湖南人王震将军肩上。
新疆和平解放时，连同由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改编的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三区”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军，共有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刚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驻疆大军，随即就面临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粮食。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著名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种子，所剩余粮难以口，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四百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三百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新疆军区成立后，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周恩来总理对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又涉及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经营这块辽阔的土地，怎样才能守住这万里边防，如何使它走上稳定、发展、繁荣之路。他们要做的绝不只是解决二十万大军的一时之需。他们想的是要以屯垦来保障这块孤悬塞外的疆土的长治久安。
我国历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于平乱，平乱之后在于羁縻，很少用心去彻底改造西北，更无规划久远之计，兴衰废存，时间很短，大多一代而终。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决定结束这一状况。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震的肩上。
1950年2月，毛泽东命令驻疆大军“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这道命令宣告了战争的结束，宣告了铸剑为犁这一人类梦想的实现，也同时决定了驻疆部队的命运。
历史的转折真的开始了，血与火的岁月终于结束了。一些怀念英雄岁月的人感到失落，一些向往和平岁月的人感到欣喜。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心怀何种情绪，除了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以急行军的速度开到了与天地鏖战的新战场。
新疆境内，三山逶迤，南有昆仑，中有天山，北有阿尔泰山。天山以南，俗称南疆；天山以北，俗称北疆。在三山的臂弯里，夹着两个巨大的盆地，南疆为塔里木盆地，盆底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为准噶尔盆地，盆底为凶险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流沙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国，掩盖了无数曾名噪一时的商埠，不少故城半掩于漫漫黄沙之中，只留下了几堵残墙，一截城郭，供后人怀思。即使曾盛极无数朝代的丝绸之路，也落得荒烟飘散，人踪杳无。就连长达二千七百多公里、全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也毫无声息地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而被列为全国四大灌区的玛纳斯河，在一挨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时，也像烟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那是一场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战斗。可以说它不亚于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场。因为他们开垦的全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
驻疆部队立即“转轨换型”，一时间，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地图，炮兵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战马变成了耕马，马镫变成了犁头……各路大军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两大沙漠发起了进攻。
二军部队扑向塔里木盆地，在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到且末、和田，北抵天山南麓的漫长战线上，对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个大合围之势；六军和二十二兵团在准噶尔盆地周围以及伊犁和吐（鲁番）哈（密）盆地摆开了战场。
那时的中国军人，大多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好多人就是为了土地，为了吃上饱饭去参加革命的，开荒种地的活计，谁没有干过？
但这块大地上变化无常的气候，可怕的风暴，置人于死地的酷热和严寒，以及土地本身的沙漠化、盐碱化，都是他们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但军人们并不害怕这些。他们害怕的是另外一种来自内心的，来自生命本能的渴望，它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它足以把自己摧垮：那就是女人和繁衍。
“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现在新疆解放了，让我们解甲归田，回去娶妻生子，这不过分吧。让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一位老军垦战士这样说。
由于战乱的原因，解放时，新疆的汉族人才三十万。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摆在了王震等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王震将军清楚，仗打完了，官兵们希望的是解甲归田，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要让他们不回故乡，在这里开荒种地，最后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军心是不会稳的。就他自己而言，把这些出生入死，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士们留在这大漠戈壁吃苦受累，最后无家无室，自己内心也有愧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