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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塔里木。回来就听说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周向荣被打成特务后，被折磨成了神经病，住在医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们不让。还有战友覃筱薇，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1956年反胡风时，要学校必须划一个“胡风分子”，她因为平时爱写诗，就把她划上了，开除了学籍、军籍，发配到焉耆种马场，和一个兽医结婚了，“文革”开始，她自然逃不脱受折磨的命运，但她一直挺着，我从湖南回来，听说她已自杀了。
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父亲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难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1970年，刚满十一岁的老大带着老三，自己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找到农二师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办事处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电话让我去接。没想我当时身不由己，迟迟动不了身，待我赶去，孩子已自己搭采购站的车回到了家中。
为了孩子，我后来与1956年支边来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结了婚，他是连队的材料员，他守着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结婚，他是个好人，与我一起把四个孩子哺养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我和他们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我共度苦难的时光。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从心灵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遗忘。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书来读，我没有读到一点良知。
这比什么都可怕，是的，比什么都可怕……
是的，我只是历史漩涡中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
我活着，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个胜利者！
文汇涓：跑到新疆找“爸爸”
文汇涓：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
我和崔曼琼是一起入伍的。我当时出来当兵的目的，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我当时考上了初中，却没有钱读了。崔曼琼是宁乡人，她家住在湘潭，她父亲在杂货店当伙计。因为她是独生女，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她考上兵后，回家去拿被子，怕父母不放人，就说自己在长沙找了个工作，她父母就放心地让她走了。
她在湘潭有个对象，已经订婚了。她对象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解放时被镇压了。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订了婚的，还是不能反悔。她走时给对象留了一封信。她对象得信后就与她父亲追到了长沙，要接她回去。她当时因是独生女入伍，说她思想进步，还作了报告，是“先进分子”了，所以她父亲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琼说，我军装都穿上了，怎么能脱下来呢？
她父亲说，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你妈已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可怜可怜你妈，跟我回去吧！
崔曼琼说，不管怎样，我要去参加革命，去保卫边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过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你回去劝劝妈妈，让她不要伤心，我到了部队，会经常给她写信的。
她父亲只好流着泪走了。
我们是4月2日离开的湖南，到西安后，就有人在讲婚姻问题，说什么配对呀之类的话，但我并没有在意。我和崔曼琼当时想的都是进工厂。
一路的荒凉别人都已讲过，我就不说了。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我们当时也担心留在那里。我对崔曼琼说，如果让我们留下，我们一定不答应，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城市呢！其实，当时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烂烂的，一片萧条，但总比绥来强得多。“一座城，两条街，三家店铺，四户人”就是它的真实写照，南方再穷困的乡镇也跟它差不了多少。我分到了二十六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实习干事，负责团委的工作，崔曼琼则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宣教股。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原只想来当个工人的，不想都进了机关。同来的好多老乡都去了团里、营里开荒种地，与她们相比，我们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运。
其实，我们俩都已被人家看上了，所以才留下来的。
那时候，他们挑我们，家庭出身和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文化程度。然后就一层层被人挑选，当了别人的预备对象。我和崔曼琼的出身都挺好的，所以才留在了机关。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已是六月初，到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一个半月后分到二十六师，当时已快八月份了，但是我十月份就与成皓生结了婚。
我到宣教科不久，成皓生就调到位于乌拉乌苏的十七团当政治处主任了。我们总共没说上十句话。
我记得那是结婚的前一天，新上任的宣教科科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文汇涓，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十七团一趟。
是什么工作呀？
你到了后，团里会给你安排的。
我到机关后，还没有到下面的部队去过，听了他的话，就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从绥来到乌拉乌苏有一百多公里路，我坐着一辆“六根棍”的马车，与师部的几个人一同出发了，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有待开发的荒原。很难见到一个村庄。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天，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除了劳动的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被直接带到了一间地窝子里。那是垫了木板，筑有土墙的地窝子，属“豪华地窝子”一类。我到那里后，没有任何人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我以为团里忙，把我给忘了，就主动去找他们。他们见了我，都笑嘻嘻的，神情也怪怪的，说让我先好好休息，到时自然会给我安排工作的。
我就到处瞎转着玩。
当天晚上，团政治处主任和他的几个干事拥了进来，撒了一点喜糖，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就开始祝贺我与那主任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我一下就迷糊了，然后变得十分生气。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
他们听后，反倒哈哈大笑起来。宣教股股长说，小文，你现在该知道你到十七团来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了吧？他说完，当即宣读了结婚报告，当我听到“同意成皓生与文汇涓结为夫妻”时，我感到这一切太荒唐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都气白了，我问，成皓生是谁？
他们把政治处主任推到我跟前，说，他就是成主任，他原来是师宣教科科长，你到师部不久，他才调到十七团的，你应该认识。
我原来只知他曾是“科长”、“主任”，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成皓生。
我当即就哭了。我说我不同意，你们连我的意见都没有征求！
这是革命的需要，这也是命令，你是军人，一定知道命令对于军人意味着什么！宣教股长口气生硬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知道哭。这里对于我来说，一下变得十分陌生。我觉得自己太孤单了。
成皓生是河北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比我大十岁，是“解放华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人民功臣”纪念章获得者。结婚之后，他告诉我，他是有意把我留在机关的，他从我档案中知道我家庭出身是工人，家庭背景也不复杂。当时在部队除了老红军，就是八路军了，他资格算老的，所以可以随便挑一个自己看中的女兵结婚。
一切都是如此突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我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对他当时也没有任何感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在内心里祈祷他是一个好人，能对我好，能给予我幸福。
我们几乎是从宣布结婚的那一刻才认识的，然后我们慢慢了解，在一种已被命定的关系下开始恋爱，开始培养感情。虽然从我们一同入伍的女兵身上，我知道这做起来很难，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但我仍然尽量去做。因为不管怎样，他已是我一生一世不得不共同生活的人呀！
——我们那时可能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少想到过“离婚”这个词，要么是去适应和顺应对方，要么就是默默地忍受。我是有幸的。因为他的确很爱我，我们的感情慢慢培养起来了。
后来通过一起生活，我也认为他也值得我喜欢。他为人坦率，对人和蔼，喜欢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身上的确有一种老八路的风范。他当兵前文化水平很低，到了延安就开始学习，他到新疆的财富就是一摞子学习笔记。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那时候真是单纯，也可以说是傻呀，到五三年了，因为原来说服役三年后，就可以回湖南了，我就跟丈夫说想回湖南去。丈夫只是笑，笑完了就说，是谁把你们从湖南接来的，你就去问问他你能不能回去。
他是跟我开玩笑，不想我真去问了。我找到那位征兵的干部，说，我们入伍三年已满了，你说满三年后让我们回湖南，怎么没人提起呀？
他一听就笑了，说，不是要让你“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嘛，怎么能回去呢？何况，你现在已有娃娃了，娃娃就是你的根，就像一棵树，不能轻易挪动了。你们湖南的左宗棠当年就是因为没让屯垦大军扎下根，所以才导致雄心勃勃的屯垦大业“一代而终”，我们不能这样。所以你还得在这里待下去。
听了他的话，我不再说什么了。心想，真应了那句顺口溜了：结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扎下根。
1954年前，我们还一直住在地窝子里，那时我们已有一儿一女，儿女俩都生在地窝子里，长在地窝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团副政委，我们才搬进了房子里。那房子就一间，半边办公，半边住人。即使这样一间房子，也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人毕竟几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总觉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里面心情要顺畅得多。
1955年，成皓生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们用一架马车就搬了家，就两个背包，两个孩子。
那时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干部，但挖地照样挖，拉犁照样拉。我也没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妇女一样，白天劳动，晚上做军鞋，我那时一晚上可纳两双鞋底，能上三双鞋帮。我们前三年同样没有工资，钱扣下搞建设了。二十万大军，一人少发一顶帽子办了八一糖厂，有一年少发了一套军衣建了十月拖拉机修配厂。谁也没有怨言，只觉得自豪，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作贡献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就得了肾炎。第二年住进了军区医院，1957年转往北京三○一医院治疗，张仲翰政委专门请了一位日本的肾病专家来给他诊治，那专家说即使照顾得十分的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听后，心一下子就碎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熬药、煎药，煎药、熬药，还得照顾三个孩子。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没梳过一次头发，每天就是用帽子把头发一拢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来照顾他，光熬的草药恐怕一火车皮也拉不下，就这样，在专家预计只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岁的他给我留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左邻右舍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应该再找一个。但我没有同意。我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想母亲后来的身体也不行了，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只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觉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她虽然坚决不找老干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琼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就是因为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后，就在心里说那人跟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订婚为由来搪塞。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干什么工作。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听到这些情况后，知道她历史比较复杂，就算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不说，还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当时，有这两大“罪行”就可能被杀头，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却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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