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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姐就这样，等着丈夫劳改结束。谁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说她后来回口内去了，也有人说她还在南疆，还有人说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耳闻目睹的关于湖南女兵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时是说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讲了这些后，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我这才知道，这一切无论怎样，都仅仅属于我和我的女兵姐妹们，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承受吧！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
我是长沙市人，在含关女中读完初中后，就在农业银行当出纳。有天我正忙着自己的工作，有几个同学来向我告别，说她们参军要走了，看她们那神气的样子，我就问，你们参军到哪里去呀？
新疆。
妈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吗？说是远得很呐！我的同事一听就说。
只要有一双脚，再远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招兵的首长讲了，招我们去新疆是上俄文学校，当护士，搞财经，开拖拉机。我的同学说。
我一听可以开拖拉机，就兴奋了。当时能当一个女拖拉机手，可是了不得的，恐怕比现在一个女人驾驶美国的幻影战斗机或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还要神气。我当即就说，走，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我要去开拖拉机！
就这样，十四岁的我在1951年2月28日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到焉耆后，分配到了十八团二营，驻在轮台。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感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当我到达那里时，所看到的是它的破败和贫穷。
没有看到俄文学校的影子，更见不到拖拉机，发给每个人的是一把砍土镘——一种从苏联拉过来的、很笨重的农具。这种农具在中亚用得十分广泛，对于口内来的湖南女兵，则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营里出发到草湖开荒时，才知道这就是大家的武器——虽说我们是来当兵的，却从来没有扛过枪，打过靶，更不用说其他军事训练了。就是靠着一把砍土镘，驻疆部队的官兵开垦出了成千上万亩的土地。
我背着自己的行李背包，扛着砍土镘往草湖走那天，时值六月，太阳狠毒地炙烤着大地，沙漠灼人，使人难以睁开眼睛。队伍一直往南，一直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走去。除了黄沙，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阵阵热浪迎面涌来，让人窒息。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然后很快又被太阳晒干，只留下些白色的盐粒。我觉得自己像要被烤干了。我忍不住跑上前去问营长，营长，你要把我们往哪里带呀？走了快一百里路了，这两天的路程，我连一根草也没见到，难道还有可以开发出来种庄稼的地方吗？
有，我们去的就是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从来没有人开垦过。营长一边喘着气，一边对我说。
这太阳把人都要烤成肉干了。
再走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甭看现在这里荒凉，以后，我们走过的地方会是一条大马路，路两边全是庄稼地和一排排白杨树。营长充满憧憬地对我说。
天啊，还要走一天！我在心里叫了一声苦，感到自己又要哭了。因为干渴和劳累，我已偷偷地哭了好几次鼻子。
队伍走进大漠之后，又向东行进了约七八十里路，奇迹般地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湖泊。它地处塔里木河北岸，虽然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断言说：“塔里木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但在我们这些带着盲目性寻找着可垦之地，以期创造出一个农民式家园的军人们来说，更多的印象是在印证塔克拉玛干的本来意义——“进得去，出不来”；或者是在执拗地和它较劲——“我们可以征服你”。
我心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还不如死。
的确，没有人敢奢望凭着那一小湖水，能在这里生存下来。去的当天，这个面积达三十三点七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就给全营官兵来了个“下马威”。
烈日当空，官兵们稍事休息后，正在挖地窝子准备栖身，天空突然变得昏黄一片，太阳很快就被抹去了。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远方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宏大；开始像蜜蜂嗡嗡地叫，继而像波涛涌动，很快就变成了飞机轰鸣，最后变成了大海呼啸。远处的沙丘上，传来几声沙狐忽高忽低、单调凄厉的怪叫声，草湖颤抖着，岸边的芦苇和湖水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
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沙暴！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大家赶紧抱住自己的背包，但还是有行李像纸片一样被刮上了天，转眼间就被沙尘吞没了。
大家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感到风推拥着沙丘，正在移动。
脚下的整个沙漠仿佛突然立了起来，正在向某个地方奔跑。沙子灌得人满身都是……
约摸半个小时，沙暴停止了，整个营的人马都已陷在沙中，涌动的流沙已埋到了部分人的腰上，好多人凡是身上带的、能刮走的，诸如帽子、毛巾、水壶、挎包之类的东西早就没了影子。但让我感动的是：几乎所有的官兵都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砍土镘。我个子小，沙子已埋到了胸部，两名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刨出来。我半开玩笑地对自己说，这可能算是真正的扎根边疆了。我的嘴里、衣领里、头发里、耳朵里，凡是能钻进沙子的地方，都有沙子，我感到十分难受。但我这次没有哭鼻子，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恐惧，我的身心被二者完全占据了。我连自己是否会死于沙暴之中也没有想到。
沙暴过后，天空很久仍是暗黄色的。沙漠里更热，地表温度达到了摄氏七十余度。胶鞋被烫得发软。奇怪的是，湖里那些黑压压的蚊子却没有被沙暴刮走，沙暴激怒得它们更加疯狂。我们这些新鲜的血液使它们变得贪婪无比。它们不顾一切地扑向每一个人。大家的脸上、手臂上，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全被它们叮得惨不忍睹，最后大家只好用衣服把脸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只可怜我们这些女兵们。由于王震号召部队节省军费，支援新疆建设——部队官兵节省下来的津贴先后修建了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糖厂等新疆第一批带现代化色彩的企业，所以我们只有一套棉衣，一套苏式的制式裙子，裤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没过两天，我们的腿就被蚊子叮咬得血肉模糊。有些女兵被咬得没有办法，就去湖里捞了稀泥，抹在整条腿上。最后，营里只好动员男兵为大家捐赠多余的裤子。可是有几个人有多余的裤子呢，最多的人也只有两条裤子，一条好一点，另一条补了不知多少补丁的，有的地方摞的补丁足有一指厚。男兵们把好一点的裤子让给我们，自己则穿着铠甲似的厚补丁裤。
当营长和教导员代表全营五百余名男兵把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十几条裤子拿到我们跟前时，我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沙漠中挖好地窝子，全营安置下来，开始了把荒漠变成良田的梦想。
这个地下营地的唯一标记就是一根旗杆，如果那根旗杆没了，在那沙漠中就很难找到家。
有一次在南草湖劳动收工后，我看见了一片野生的小香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人都馋，只要见了或许能吃的东西，就垂涎三尺。我当时饿得不行，也不管是否有毒，尝了一口，觉得挺香的，就先啃了两个。想着一位老大姐正有身孕，就摘了一些给老大姐。我高兴地往回走着，突然刮起了大风，沙尘弥漫开来，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旗杆，我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在沙漠里转了半天，直到天黑，也没有看见营地的影子。
风夹着沙石，像一个老魔鬼，发狂地呻吟着，嚣叫着，冷笑着，其间夹着狐狸的悲鸣和几匹跟随人迹来到这里的荒原狼的嗥叫。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我看见旁边有个草垛，就一头钻了进去。
大家回到营地，点名时才发现我不在，把营地找遍了，也没看见我的影子。营长立即命令全营人马分头寻找。
我躲在草垛里，既怕狐狸，又怕狼，怕狐狸是因为在很多民间故事中，它们会变换成媚人的妖怪；怕狼则是我自小就知道狼的凶残。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这两种动物的叫声。但它们很少在芦苇丛外活动。听人说，狼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其他动物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寻找和捕获猎物。我也觉得狼的嗥叫声越来越近，正害怕得不行，不想没过多久，它们又远遁了。原来寻找我的战士已经赶到，他们的火光把狼吓跑了。我连忙出来，向他们跑去。
我当时单纯而天真，这使我在这个成人世界里完全像一个大孩子。只有我敢于“童言无忌”地给干部提意见，让他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我可以把营里喂养的一只母鸡引到地窝子里，让它在自己的枕头边下蛋，然后让大家偷偷地用鸡蛋洗脸，做一次在当时看来十分奢侈的“美容护肤”。我无忧无虑，活泼俏皮，给大家带去了十分珍贵的欢乐。
在这个女人比率很小的集体里，任何一个女性对每一名男性官兵来说，都是一个辽阔而美丽的世界；都是他们寄托自己想像中的爱情、欲望和家庭的载体。
女兵班里的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龄大，她们很快先后结婚了。我目睹了她们的痛苦和不幸。我甚至去找过领导，说我们是人，不能把我们拉在一起就过日子，但没人理我。
我自己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
195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十六岁的我被教导员叫住，问，小鬼，想不想成家？
我还是个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可不要吓我。我十分认真地对教导员说。
你该成家了，我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教导员一本正经地说。
我一听教导员的口气，就开始害怕了。我说，教导员，我才十六岁，还太小，我还想上学，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现在不想结婚……何况，我还没有……没有喜欢上谁……没有，从没有想过……结……结婚的事。由于害怕，本来伶牙俐齿的我，一下变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起来。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给你介绍的对象是机枪连指导员，他是兵团模范指导员，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明天给你半天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教导员的口气冰冷、严肃，不容置疑和违抗。
我愣了半晌，我本想喊叫，不！不能！但我没有喊叫出来。我哭了，哭出了声，哭着跑回地窝子，扑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兵们已经知道了，她们不知该怎样安慰我，因为，她们都已结婚，连怎样安慰自己都不知道。
谁能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和方式呢？
这个兵我不当啦！我不当啦——。我在心里嘶哑地吼叫起来。
那你就是个逃兵……你不能这么想。没有比当一个逃兵更可耻的了。军人是一个与死亡为伍的职业，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赴死的可能。但我宁愿死，战死疆场，也不愿要这样一种彼此连一点了解都没有的婚姻。它比死亡更可怕，更难以让人接受……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有一缕月光洒进了地窝子里，不大的风从地窝子顶上刮过，从没有遮拦的洞口袭击着我。初冬的夜，充满了凄凉。
其他的女兵们都无言地坐着，静静地陪着我。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必须长大，成为成人，以面对即将面临的一切，面临那实实在在的、充满着未知因素的生活。我也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思念故乡，思念父母亲人……
既然与指导员的见面是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我的，作为士兵的我就不得不服从。第二天吃过早饭，女兵们回避开后，他进来了。
他叫赵自立。老地下党员，三八年参加了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前前后后打了一百多次仗。来到新疆后，一直带着机枪连的官兵们修建十八团大渠。他比我大十岁。他后来当过二十九团的团长和政委，却淳朴得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只有谈起当年打日本，打永丰镇时，他才会滔滔不绝。
他来到我的地窝子门口时，死活不好意思进去，这个打仗时只知道猛打猛冲，干活时则拼死拼活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