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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书籍，我能从那里得到慰藉。
书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财富。
我的书大多是“文革”后购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册书在“文革”中被人焚烧了，只戏剧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恶》，由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所著，是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20世纪初的版本。它幸存下来，是因为焚书的人不识英文，问我那是什么反动书，我说是政治书，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边。我的这本书现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个世纪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说的，这本书都可以证明。我不愿说的，这本书也会知道。
可以说，所有的时尚都难敌革命的时尚，因为它显得那么崇高，崇高得让人难以抗拒。我们这个民族的20世纪，基本上就在革命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很多人凭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够适宜去为这个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他们没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战场。比如我，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师，致力于培养一批掌握这门语言的学生，而我却来到了这里。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是那么坚决，谁也阻挡不了。现在，我当然还要勇敢地面对它，并不是因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这种境地何尝不好，隐者，现代社会的隐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这种选择归之于命运，因为是我改变了它。
一到部队，我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我做不好一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也不是一个军人。我只是垦荒部队的一名战士。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是从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身上散发出来的。他们是那么单纯、朴素，对一切都心怀真诚和美好。但他们又是那么盲目——盲目地展开了同大自然的搏斗。那是一场肉搏战。然后，有了眼前的收获，也埋下了长久的隐患。比如当年开垦塔里木，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会造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被破坏，并使罗布泊彻底死亡。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我的忧虑。不想遭到了批评，说我与建设新疆唱对台戏，我作了检讨。后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灾难果真出现了。
我1949年就想报名参军了，但老师和亲友都劝我完成学业后再说，所以1952年才报名入伍。我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是想入朝作战。我考进去了，当时需要英语翻译，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有通知我。我便去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当时越危险、越艰苦、越遥远的地方，就是越光荣、越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朝鲜，新疆就是最使人向往的地方了。
整整走了三个月，我到了喀什。到喀什不久，我的恋人也随后来了，他比我高一级，已参加了工作，在大学当英语教师。我参军时，他劝阻过我，但见我执意要来，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但我没想到，他会随后也参了军，进了疆。记得我从长沙走时，他来送我，他流了泪，我没有。我说，爱是没有距离的。我说，爱能将长路变短。
我到喀什后才知道，爱被千山万水所阻隔，那距离的确存在，我无比想念他。我甚至觉得，即使因为爱，我也不应该来这里，应该永远在他身边。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我至今记得，“念您请来信”，后面附了通信地址。他就是在收到了电报后毅然来疆的。开头分在乌鲁木齐，后来他要求来了喀什。
我并不知道他已入伍来疆。那天，全连正在劳动，指导员叫我到连部去，我看见他站在那里，我开始以为是在做梦，他叫了我的名字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怎么也控制不住。他说，你还好吧。我哭着点点头。我真想扑到他怀里去，但即使指导员离开了房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们也没有这么做。这军营里，似乎永远不宜于情感的表达和流露。
你怎么来了？我止住了哭，问他。
因为爱你，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他真诚地说。
谢谢你！可是，你不该来，我一来就有些后悔了。我们学到的知识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做更多更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浪费了知识，而传播知识正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们可以这么做，甚至回去。
但我们已是军人，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
他后来分到营里任文化教员，但他很快就不适应了。当时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审视自己一天来的工作和思想。每次他都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每天要记日记，但日记要检查，主要从中去查你的思想倾向。他死活不交出自己的日记，说那是他的隐私，是个人的权利，为此，他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不交日记，后来，营里就强制着把日记搜走了。他从此不再写日记，可你不写日记更要受批评，但他就是不写。
我的恋人是四川人，是从四川考到湖南读书的，骨子里也就有了四川人的那种倔强劲。加之我们学的是英语，读了许多英文著作，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一遇到这种情况，思想上自然承受不了。
没过多久，虽然上面知道我已有对象，知道他与我就在同一个地方。但组织上仍给我安排了一名副团长，让我与他结婚。我从内心里坚决拒绝这样的安排，但我作为一名战士，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组织里，作为一道命令，我得找到合适的方式才能拒绝它。我当初只能回避，我尽量不让他知道。我知道他一旦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将更加难以接受，但他还是知道了。
那天，他气冲冲地找到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听说你要成为团副夫人了！
我见他那样，就轻言细语地对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没有答应，你先别这样说话。
但你至今没有拒绝！你为什么不拒绝？你当即就该一口回绝！你首先是个知识分子，然后才是军人，你却连一点知识分子的尊严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良知！你已堕落，堕落成一个无知的，只知道服从的士兵。你要用坚决的回绝来对待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是极其不尊重人的，是没有人性的！他几乎是在对着所有的人吼叫，平时的斯文气一点儿也没有了。
你……我又急又气，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你要做团副夫人，你就做去吧！我祝贺你！他说完这句话，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他回去就被关了禁闭，一下关了九天。我去看过他一回。上面让他写检讨，他一直没写。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他说。所以原来只关一周的，最后多关了两天。我对他说，我虽然没有一口拒绝，但我内心一开始就坚决地拒绝了组织上的这种安排。
但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自己保重吧，然后就不说一句话了。
我没想到，他从禁闭室放出来不久，就离开了部队，到了阿图什时，他从邮局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了他要离开部队，他将回到四川或湖南继续教书，并说永远爱我，会一直等我。
我收到这封信已是七天后。他在离开部队的第五天，就被追了回来，自然又得关禁闭。这次上面已不让我去看他。关了半个月出来，他被送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地方工作，去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这是……我……万万……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爱……而来……为我……而来，最后却得了……这样一个结果……魂飘异乡……我这么多年，一直守在……这里……就是要……要陪伴他……
我再也说不下去，我觉得自己太虚弱了。
这些年来，我把能够遗忘的东西都一件件地从记忆中清理掉，只留下了有关爱的最珍贵的这一部分……
我去世后，无疑将与他葬在一起。这是我一生唯一能做到的。
我知道，唯有爱是珍贵的。当我与他通过泥土合而为一，再成为泥土，爱便永恒了。
好了，还是接着前面的话说吧。
我是半年以后才得知他自杀的消息的。我给他去过好几封信都没有回音，我便担心他了。后来，碰到那个部队的一个人，我打听他的消息，他说他去了没几天就自杀了。
我当时就晕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彻底垮了。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冲到那位副团长面前，叫嚷着说，是你们杀了他！是你们杀了他！
那位副团长三十一岁，识字不多，久经沙场，身上有二十多处枪伤，脸上也有拼刺刀时留下的一条刀疤，有两寸多长。他性格很直，是个硬汉子，对人不错，对战士尤其好，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听了我的话，半天没有吭气，沉默着，好久才说，本来早该告诉你，怕你受不了，就保着密，没想到你还是知道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走？为什么要把他追回来？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样一个地方？我气愤地问道。
他是一个军人，不能擅离部队。他私自离开部队，就是违反军纪，违反军纪，就得被处分。
去你的军纪吧！我说完后就转身走了。
大概过了四个月时间，副团长升任团长。有一天，他的通信员来叫我，让我到团长办公室去。我去了，他站起来迎接我，说，我有几本书要送给你，宣传股的人说，这些书是西方名著，经典之作，我看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我道了谢，把书接过来。那的确是我喜欢的书，有《茶花女》《罗马帝国衰亡史》《歌德诗歌选》《悲惨世界》和《黑桃皇后》。这些书在当时十分难得，特别是在喀什，要看到这样的书，更是做梦。我的确非常感激他，问道，首长从哪里得来这些珍贵的书？
是赵锡光部队的一名军官送给我的，那军官有不少藏书。我是粗人，一介武夫，看不进去，因此把它们送给你，还有，对于你来说，可以考虑婚姻问题了……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不会考虑婚姻问题，首长。
不要叫我首长，我们是平等的同志。
你永远是首长。我已后悔不该接受他的书。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新疆部队的情况十分特殊，也因此产生了特殊的婚姻形式，希望你能理解。说大一点儿，这也是为了保卫边疆，建设新新疆的需要。你们需要自由的婚姻，我们也需要，但在新疆，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
婚姻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爱的婚姻不会带给你任何幸福，你是一位我敬重的首长，但这不等于爱。我不会结婚的，因为我只爱一个人，但那个人已死了。我斗胆说出了上面的话。
团长沉默着。半天，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总是不同，强扭的瓜不甜。从此，你的恋爱和婚姻可以是自由的。
我听了他的话，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满怀敬意地向他敬了个军礼。
半年后，他调走了。临走之际，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我希望去男友生前的部队，他答应帮我。第三天，我就调走了。
那是一个像村庄一样的县城。昆仑山横亘在远处。我去后不久，就到了文工队，然后随慰问团前往阿里慰问进藏的骑兵部队。
我们先是骑马，到了桑株，就改骑牦牛。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后，到了嘎大克、普兰、日土等地，那是最艰苦的行军。当年进藏先遣连进军阿里时，彭德怀元帅说其艰苦恐不亚于长征，我感到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进藏先遣连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牺牲在了高原上，他们大多是被高原病夺去了生命的。世界屋脊一直是中亚最为闭锁、最为神秘的地区，在解放军入藏之前，只有斯文·赫定翻越昆仑山，穿越过那里。我们慰问团还没过界山达坂，就已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护送，我适应能力还可以。我把它当作一次探险，但最后返回时，我还是得了高原心脏病。当时并没有在意，吃了些药，感到没事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病情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西藏回来，我寻到了他的坟墓。那里很少埋过汉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杀的，属于凶死，好些人说撞见过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坟前少有人踪，坟也早被野草覆盖，一片荒芜。我按家乡的风俗，为他的坟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学开汽车，然后，我就成了农垦部队的一名司机。中印边境战争打响后，我驾着车，翻越昆仑山，往战场上运送过物资，拉过伤员，也运过印军俘虏。有好多次，车差点从那些高耸入云的达坂上翻下去，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似乎没人知道我学过英语。当时，包括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因是资本主义的语言文字而受冷落，热门的是苏联的俄语。但“文革”中，我还是被抓出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