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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她被正式下放。因为她哥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从华东师大毕业的弟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好多人一心想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当时把毛主席语录背得很熟，任何问题都可以用语录回答，别人抓不住她什么把柄，就只有让她下放劳动，挖厕所，种苹果。后来，甚至让她去生产“九二○”农药，她虽然没受过培训，但照着书上讲的，硬把农药给做出来了。“文革”结束后，她负责一四八团的教育工作，直到1989年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顺顺利利的时候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整得你够呛，要生活下去全凭个人的毅力。
张振颖是1937年12月出生的，1951年参军时刚过完十三岁生日。这么小来到新疆，除了部队的培养锻炼，就是自己闯，后来还蛮有成绩的。她祖父与徐特立是同学，解放后由徐介绍进了湖南文史馆工作。父亲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很好，解放前在洋行做事。解放后，她父亲失业了，后来经一个同学介绍到汉口一家银行工作，没工作几个月，就因脑溢血逝世了。她母亲毕业于长沙美术专科学校，在她两岁时就不幸去世了。她在家中排行老四，高小毕业，因无钱读书，正在着急，听说到新疆后可进学校，就决定要去。开头分到二十六师文工队，还没报到，文工队就解散了，她就到了九军医院，当了一名小护理员。按说她那么小，自己还需别人照顾呢，却护理起病人来了。第二年，她分到了化验室学化验，五三年就到了二十六师卫生处化验科，骑着马，去为“九二五”起义官兵查梅毒，把二十六师所有连队都跑遍了。那时的很多生物试剂——包括检查梅毒的抗原——都是她自己制作。她就从那里起步，发表了很多论文。国内的马鼻疽菌和星形奴卡氏菌就是她首次发现的。
说起湖南女兵，就回避不了说她们的婚姻问题。因为人们把我们称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大多数婚姻虽然是苦涩的，但它实现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愿望，让新疆屯垦不再一代而终。我们也的确因为在这里养育了自己的儿女，而把根扎在这里了。
刘玲明是石河子大学助理研究员，她五一年到新疆后，分到了驻扎在奇台的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休养连——也就是后来的卫生队——当护士。到后不久，部队就开到了北塔山、将军戈壁和准噶尔盆地深处去剿匪。那些土匪骑术很好，窜得比兔子还快。剿匪部队开到哪里，她们就跟到哪里。正是冬天，到处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洗绷带都只能用冷水；吃的馒头，在怀里焐上好几个小时，里面的冰还化不掉。休养连的女护士只有五个人，所以在那半年剿匪的时间里，她基本上没睡过囫囵觉。
剿匪结束后，她们团开到乌苏，参加独山子建设，现在独山子已是个城了，当年却只是一片戈壁滩。领导说，要在那里建一个工业城，大家当然很兴奋，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不想，到独山子没多久就让她结婚了，她当时才十六岁。
这之前，卫生队队长想跟她结婚，她不，队长就关了她一晚上禁闭。她还是不。后来一个种甜瓜的老兵送给她一个甜瓜吃，队长就说她跟老兵有不正当关系。
从那以后，她总要想办法回避这方面的事，但无论怎样也回避不了。
有一天，他们突然把一张已经按了手印的结婚证明放在了她面前。可这个手印不是她按的，她当即就说，你们这样做太残酷了，我爸已给我订了婚。
订了婚退掉就行了。
可我才十六岁。
但你档案上明明是十八岁。
那是当初想当兵，自己把年龄报大的。
我们以档案为准。
但我是来搞建设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为了更好地搞建设。你不要看不起老同志。人家是共产党员，是为了革命才没有结婚的。
这些大帽子一压，女兵们就没办法了。
对于婚姻这个问题，很多人没一点思想准备。反正，那个时候，你不结婚，就有人老找你的麻烦，每年总结，都有一大堆意见。婚一结，这些意见就没有了。
欧阳桂斌是湖南攸县人，1952年入伍的，在伊犁土改团工作过，走遍了伊犁牧区，住过羊圈，嚼过冰，啃过馕，学会了说维语，表现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因为对这种分配婚姻说了几句话，就说她对革命同志没有感情，入团时没有被通过。
不管怎么说，我们熬过来了，生命本身把那些东西战胜了。现在回想一下，生命高居在了那些东西之上。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无愧于父老乡亲，也无愧于这一片热土。如果家乡的亲人要问50年代初来新疆的辣妹子现在怎样了，就请你转告他们，就说我们很好。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我的故乡，献给我的亲人——
生在洞庭湘江边，
壮志凌云到边关。
且守边疆且屯田，
新疆旧貌换新颜。
立下愚公移山志，
戈壁沙漠变江南。
莫惧屯垦一代终，
后人济济满天山。
廖群：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
我在这里开了二十六年拖拉机，最后从一四九团砖瓦厂退休。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特别是一生生活在最基层连队的女兵，虽然才六十五岁左右，但大多已去世了。我们是受了一辈子苦的、最苦的女兵。艰辛的劳动，使很多人在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十来岁、六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农工嘛，就是与泥巴打交道的人，泥巴永远在，人嘛，被泥巴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最后自己也成了泥巴，与泥巴打交道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进疆的湘女主要是指1951年和1952年的，经戴庆媛和朱楚湘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证，1950年和1951年有三千多人，有花名册；1952年只有统计数字，是四千多人，共八千余人。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留下过我们湘女的足迹；只要有团场的地方，就留下我们湘女劳动的身影。每一片绿洲，包括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水泥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合作总社、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有不少人埋骨天山，长眠新疆。
人家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好多湘女不仅仅是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她们还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后来，兵团需要劳动力，需要人口，他们又动员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种一人来疆牵动全家来疆的情况很多。
宋承莲自己吃了很多苦不说，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接过来了，母亲离开了长沙的生活环境，到新疆来吃玉米子，吃土豆白菜，受风沙严寒，最后埋在了新疆。后来，她又动员弟弟从长沙来到了她工作的一四三团。她弟弟一直工作在该团水利战线，是总工程师。1994年在指挥抗洪抢险时，不幸牺牲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也是埋骨天山。
郭清秀的母亲漆瑞英在九四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后，按她的遗嘱，把骨灰撒在了玛纳斯河。而埋骨天山的女兵，仅崔曼琼来疆时所在的分队就有刘益成、王春年、刘国安、童春珍、刘永琴、王丽丽、汤佑芳等人。
我原名廖文藻，湖南衡山县人，1951年3月入伍，我父亲是醴陵县政府的一名科长，我是他的独生女。
我到部队后，分在二十六师休养所当护士，我是主动要求去开拖拉机的，没想一开就开了二十六年。这在湖南女兵中是唯一的。
不用说，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当家属去了。要说我不后悔也是不真实的，当初如果当护士，以后的生活会轻松许多。现在，伺候了一辈子泥土——到砖瓦厂也是和泥土打交道，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费，还只能领百分之八十。但这是自己当初的选择，怨不了谁。
我工作的地方都是苦地方。先是开发苇湖，然后又去了莫索湾。
那苇湖的苇子跟竹子一般粗，无边无际，一掉进去就很难钻出来。那儿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老鸹最多，好像全世界的老鸹全集中到那里去了。一飞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野猪、狼也不少。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我就被一只四条腿的“老兄”悄悄盯上了。走着走着，它突然把前爪搭在了我的肩上。我知道遇上麻烦了。只要我一扭头，它便会一口咬住我的喉咙。说时迟，那时快，我运足全力猛然抓住那两只爪子，狠命往地上摔去，我第一次知道狼的力气有那么大，我差点没有整过它。
这些大动物难对付，还有更令人伤脑筋的蚊子。一到夏天，就是蚊“雨”倾泻，蚊“雷”震耳。一张口就飞进好几只，一伸手就抓一大把。有人说，那儿是“白马进去，红马出来；瘦子进去，胖子出来”，马怎么红的？蚊子咬红的；瘦子怎么变胖的，蚊子给咬肿的。还有蛇，我有一天早上起来，被子上竟盘了一条蛇，吓得我连滚带爬地从苇棚子里逃了出来。那里雨多，一下雨就是一片泽国。苇棚子是挡不住雨水的，一下雨，衣服、被子和人全都湿漉漉的。最怕的还是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拖拉机常常陷住，一陷住，就只能靠人推——棉衣、苇把子不停地往轱辘下垫，把拖拉机推出来，人也成了泥猴子了。苇子这玩意儿特难缠，一晚上能蹿出十几厘米，今天刚割掉，明天又冒出来。但它爱水又怕水，割过的苇子，切口被水一沤就活不成了，我们就用这办法来对付它。
这是我在苇湖印象最深的事，而莫索湾比苇湖还要艰苦。
那已是1958年的事了。作为兵团的第一批拖拉机手，还在开拖拉机的已经不多了。而我是因为表现太好了，所以才没有被调走。我开着拖拉机进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莫索湾开发战不仅是玛纳斯河流域，也是整个兵团开发史上最壮丽、最辉煌的一章。
莫索湾荒原因其幅员辽阔而极具诱惑力。历史上曾有人试图向荒原发起挑战，但都失败了，包括大名鼎鼎的左宗棠。这里的西营城、野马城、东阜城等屯垦遗址，都是他当年的军队留下来的。那半掩于黄沙衰草之中的断壁残垣散落各处，警示后来者莫要轻易来碰这让他们一次次屯垦失败的荒原。
然而，农八师却下达了开发莫索湾的命令，要求各团场选调精兵强将，自带农机具，全力支持创建新农场。
各路人马或徒步，或乘坐汽车、拖拉机，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大漠深处。整个大漠立即沸腾了，打荒、运荒、犁地、修渠、铺路、植树，歌声、打夯声、号子声、机器轰鸣声与烧荒的烟火、高扬的尘土，组成了一个壮阔的、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
那个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首先是没有水喝，吃的、用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以外拉来的。正是年初，拉的都是冰，得加温化开才能喝。每人每次只有一小杯水，官兵一视同仁，绝无后门可走。洗过脸的水还得用来洗衣、洗脚，即使嘴唇干得冒血珠子，也舍不得沾一沾宝贵的水。冬天过去之后，冰雪化完了，就只能喝蜇嗓子的苦水了。沙漠里的风特别厉害，三五天就是一场，都是裹着沙石的狂风，一来就搅得天昏地暗。有时还刮黑风，那风一来，连站在你面前的人都看不见。沙石打在脸上，像针锥一样难受。这风也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有时大家正坐在地头开会，它也参加。迎着它你睁不开眼睛，所以只能背对它。好啦，等你会一开完，它已用裹挟来的沙子在你背后做了个“沙靠背”。最害怕的是小麦要灌浆的时候，它来了，一扫过麦田，就是一片狼藉。大家把麦子扶起来，它又光顾，反复折腾你，所以那时的麦秆儿长得有点怪，总有三五道弯儿，大家开玩笑说，莫索湾的麦子富有“曲线美”。有时候，它一扫过，麦子再也扶不起来，每个人都会暗暗落泪。还有，就是这里的地穴特别多，拖拉机老往里面陷，那是老鼠、野狼、蚂蚁和烂掉的树根造成的……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军垦战士垦荒的步伐。莫索湾的开发于1960年胜利结束，两年多时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另外，还建房两万多平方米，造林三万三千亩，栽果树四千四百多亩……一个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都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