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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都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在这里，我投入了新的战斗，那就是保卫垦荒成果。
沙漠是难以被制服的。它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总想着要“收复失地”。莫索湾开垦出来了，但要守得住才叫最终的胜利。
不等你站稳脚跟，大自然就开始反攻了。这包括从地上来的干旱，从空中来的风沙，从地下冒出来的盐碱。
对于干旱，只有修灌溉系统。干渠、支渠像动脉，贯穿各垦区；斗渠、农渠像小血管、毛细血管，遍布每块条田。全国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就在我们这儿。而石河子的水库就有十几座，蓄水近亿立方米。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想一想，真是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用双手建成的。就是它们，牢牢地扼住了旱魃的脖子。
对于风沙，我们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树是我们的战友，我们走到哪里就栽到哪里。未安营，先栽树，这是我们的一条军规。陶峙岳司令员曾在石河子制定过“护林公约”。即使在最缺水的时候，我们宁肯自己受渴，也不让树旱着。没有人能数得清我们垦区有多少棵树。道路林、护田林、护渠林、风景林，一行行，一片片，到处都是，每块条田、每条街道，都是绿树镶边。就是它们，抵挡了沙漠里的风沙。
对于“碱老虎”——它比真老虎厉害得多。我们就用拉来的沙子对付它，有点儿以毒攻毒的味道。我有一次拉沙到条田里去，在沙漠里刨出来好多死人头，都发白了，吓得半死。这时，偏偏拖拉机又坏了，走不成，真以为是碰到鬼了。
你从我们条田边经过时，会看到人工挖的一条条深沟，那是排碱渠，也是用来对付“碱老虎”的。仅三十团的排碱渠就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全师十九个团场，少说也有两万多公里吧！
要说开拖拉机，还是先说说老乡李明和刘功辉的事吧！她俩也是“拖拉机迷”。李明原是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福如织布厂的工人，女工委员。1952年参军时是招聘团二大队三中队三分队分队长；入疆后，分配在兵团司令部收发室当收发员，工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当年12月，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新疆军区第一位湘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事迹后，非常羡慕。她坐不住了，朝思暮想，三番五次写申请，要去学开拖拉机，到生产第一线去开荒造田，建设边疆。
兵团领导见她想开拖拉机心切，1954年同意了她的要求，调她到八一农学院实习基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真巧，正好分在张迪源那个机耕队。从此以后，李明认真向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边学边干，不到半年，就能熟练地犁地播种。大忙季节，她经常连头也顾不上梳，把头发塞在帽子里，穿的是背带裤，干起活来和男同志一样，从不叫苦叫累，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同志们都称她“假小子”。
李明男朋友何筱俊是兵团陈实司令员的秘书，他们恋爱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拖到1958年元旦才结婚，婚后第四天她就回农场工作。兵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俩的生活，三次去函，调她回机关工作，她都拒绝了，决心在农场开一辈子拖拉机。
当年2月4日，李明带领十几个劳改员往地里拉运肥料，那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忽然拖拉机发生故障，她去排除故障时，右手四个指头转进齿轮里。幸亏一个劳改员冲上去，及时关住了发动机，才保住她的性命。李明因流血过多，晕倒了。等她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除大拇指外，她的其他四个指头都粉碎性骨折。
十天以后，从外地出差回来的爱人何筱俊赶来看她，从不掉泪的“假小子”哭了。四月底，她的手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回到农场，她还要开拖拉机。领导不同意，说，等你手好了再上车吧！她想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不能上车也不能在家休息，就带着伤残的手，给拖拉机组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当年下半年，李明又开拖拉机了。四年之后，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好服从组织的调动，回兵团子女学校食堂任会计。
刘功辉是1951年3月从湖南长沙参军的。到新疆后，分到二十二兵团直属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兵直政治处在石河子老街，和陶峙岳司令员住处是邻居，相隔二十多米。
有一次，陶司令员说要培养一批女拖拉机手，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建设新疆，把新疆建设得和苏联一样的机械化大农业。刘功辉的志愿不是开拖拉机，是想当会计，也是一次偶然机会从报纸上看到张迪源开着拖拉机的巨幅照片，觉得很神气，改变了她的初衷。当她听了陶司令员的谈话后，非常高兴，说她也去开拖拉机，终于得到了陶司令员的准许。
1951年8月，王震司令员决定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垦农场，其中，有乌鲁木齐梧桐窝子八一农场，即现在农六师一○二团场，步兵第六师机械化农场，即现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刘功辉被批准去学开拖拉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那时，从兵团机关抽调学开拖拉机的三位湘女是：兵团宣传部的唐万鹏，兵团文工团的晏一民和刘功辉。她们三位湘女都是大个头，身强力壮，敢和男同志试比高低。
刘功辉和唐万鹏背着背包，奔赴老鸦窝拖拉机队报到——晏一民晚到几天，为开拖拉机，刘功辉自愿从副排级干部待遇降为战士级。
在大戈壁滩上开荒，女同志的确困难很多，没有厕所又没有树，解大小便很不方便，有时要跑到很远有渠沟的地方去解手，这样很影响工作。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我们在拖拉机后面拉块布挡住解手，有男同志在附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一个班要干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要交接班，保养机车和做下一个班的准备工作。开荒回来，每个人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所以别人笑我们是“黑人牙膏”。
我五五年结婚，五六年怀第一个孩子时，怕影响工作，我不想要，为了能流产，就不顾一切地干重体力活，但孩子还是没有弄掉。没有想到，我从广西军政大学毕业后来新疆工作的爱人在我五七年即将分娩时，因公牺牲了。可能是我过于伤心的缘故，我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十七天就夭折了……
我开拖拉机直到1977年，光为了制服干旱、风沙和盐碱，我就不知道拉了多少沙土。后来，开不动了，只好去砖瓦厂。现在头发也白了，眼也花了，腰也弯了，什么苦也吃过了，风风雨雨，忙忙碌碌，水里泥里，风里浪里，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唉！
你看，说了这么多，怪沉重的，我给你唱一首叫《拖拉机》的歌吧！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驾你开垦万亩地，
我俩一同把功立。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干活质量争第一，
我俩一同创奇迹。
…………
佚名：大师大迁徙
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在博乐这片土地上，有一大群与我一同来的姐妹，我只是代大家讲一讲当年的事。
进疆路上的苦，还有在哈密的苦就不说了，我只说说我们从哈密迁到博乐来的事，成千上万的人，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算得上是大迁徙了。
农五师的前身是六军第十六师，1952年元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全体官兵集体转业，组建了农业建设第五师。因为哈密风大沙多，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土地盐碱大，全师从1952年修渠，次年建场，到1956年，才开垦出五万亩土地，不如其他师的零头多，所以就有“富八师、穷五师”的说法。
这主要是没有水。全师一直在派人找水，曾到过甘肃明水，新疆鄯善、吐鲁番，足迹踏遍了东疆的每一片土地，但总是失望而归。后来，国家航空测量队在对兰新铁路哈密至乌鲁木齐段进行航测时，在罗布泊发现了大片水域。那虽然是个连探险家都轻易到不了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死亡地带，但全师官兵都十分振奋，以为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师长翟振华立即组织一干人马到罗布泊寻找水源。
他们出发时，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都去为他们送行。因为师参谋长毛熙屿在1949年曾派人保护过苏联探险家赴罗布泊探险，历时半个月，也没找到罗布泊的影子，最后，人差点没走出来。他知道那是个恐怖的、神秘莫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葬身其中。后来的彭加木、余纯顺不是做了它的牺牲品吗，所以那送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
他们前两次进罗布泊没找到水源，然后第三次又进去了，这次是找到水了。但上级来了电报，说那里是国家保密地区，有水也不能种地。当然，后来都知道了，那里是原子弹试验区。
大家正在失望，兵团政委张仲翰提出让农五师到博乐开发新垦区。在新疆的屯垦史上，张仲翰是个有远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兵团的人都很怀念他。当时中苏铁路尚在兴建，该铁路计划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这一是为了边防，二是让那里的荒原变成良田，作为“展现给中外人士的一个橱窗”。同时也是给农五师这头困在哈密无水区的狮子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1960年元旦，师长翟振华带领的由十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先出发了。他们坐着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冒着寒风，来到了博乐。那时，整个博乐只有一辆汽车，现在一下子来了三辆，人们都从低矮的屋子里钻出来看热闹。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总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两千五百余万亩，土地面积三千七百多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先遣队听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领导的介绍，非常兴奋，立即分成两组，沿东西两线骑马踏勘。
此时正是博尔塔拉的大雪季节，那一年的风雪更是不得了，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人就骑在了雪上，动弹不得。有些雪糟子，人一掉进去，就没了顶，不赶快刨出来，就会没命。在这样的地方要了解土质、了解植被自然更加困难，他们得跑很多点，扒开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厚的积雪，然后把冰冻的泥土刨出来，了解它是否贫瘠，是否宜于耕种，最后找一处破羊围子、一棵树或猎人避寒的土洞作为标记；或者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荒滩上，找个木棍楔入地下，再拴上一根布条。
就这样，在那些处女地上第一次诞生了吉里尕西、拜西布拉克、安格里克、青塔拉、白庙这些农场的名字。
他们派人回到哈密向我们讲起这些地名时，我觉得那些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连在一起像不同音符组成的乐曲。我们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
当年的2月6日，我们第一批三千名职工、近四百名干部以及六十多台大型机械开始从哈密出发，队伍浩浩荡荡，延绵了十多里路。
虽说是去开辟新的家园，虽说哈密山枯水瘦，屯垦受挫，但大家毕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从一无所有，到有了家，有了儿女，再不可能像刚进疆时那样无牵无挂，充满浪漫色彩了。这里已有了故土的感觉，即使要去的是世外桃源，但那毕竟是个异乡，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新疆二月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一派枯寒景象。大家坐在大卡车上，覆盖着卡车的篷布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人们裹上了所有能裹上的衣服，蜷缩着身子，把冻得哇哇直哭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越往北去越冷，最后，男人们只好把妇女和孩子用被子裹起来。
那时候路况很差，又是冰，又是雪，车队走得很慢，一千二百公里路走了八天时间。因为人员和机械必须在春播之前运往博尔塔拉，所以许多职工是在车上过的年，啃一口大饼，咽一把雪，连一块糖也吃不上。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清寒的春节。到三月中旬，西迁大军陆续抵达指定建场地点。
博乐那时还是个典型的边陲小城。寒冷使居民们都躲在房子里，烟囱缓缓地冒着黑烟，偶尔会驶过一辆简易的叫“六根棍”的马车，留下巨大的木制车轮的辚辚声和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驭夫裹着羊皮，缩着脖子，袖着手，盘腿坐在车上，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我们青年农场的几百人到达农五师驻博乐管理处后，以为到了，都去找避风挡雪的地方。寒冷使大家在屋外都站不住，孩子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