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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鱼正东让他妻子霍振芳为我说媒，介绍后勤处指导员王富民时，我不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见过人，我只好在心里说，但愿能撞上一个好一点的吧！没想见了王富民，见他年轻力壮，还是比较满意，于是，我就问霍振芳，他年纪多大了，她说他比我大五岁；我就说看起来好像不像这么小的。人家是子弟兵，一路打仗过来的，来这里又成天劳动，怎么也会显老相的。听她这么说，我就不再问什么了。因为我当时已知道，在这情况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得接受。
我后来一打听，知道王富民实际比我大九岁，心里想不通，就去找鱼政委。
首长，你跟霍阿姨一起哄了我。
鱼政委笑着问我，哪里哄了你？
阿姨说王富民只比我大五岁，实际上比我大九岁。
你个小鬼也是，五岁跟九岁有多大差别呢？男的比女的大十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的。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个子也高高大大的，品行也好，他的工作能力也许不是很强，但不易犯错误，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保票！
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1954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造田，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彼此交谈的机会几乎没有。在那个年月，除了劳动，其他的一切似乎都被免除了，所谓的婚姻，也是从“屯垦戍边，稳定边疆”这一政治需要出发的，通俗点说，就是为了让二十万大军都能有个老婆，生一堆孩子，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下来。还有，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上了不久，上头说，你们都大了，去劳动吧，为你们的儿子创造条件，让你们的儿子来上学吧，就解散了。所以，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仍和许多农民军人一样，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彼此也没多少话好说。我们性格不合，但因为我在五五、五六、五七年连续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的确，诚如鱼政委所说的，王富民是个可靠的人，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根正苗红”，我虽然也到车间干过活，下放到团场劳动过，挨过批斗，但在那个发了疯的年月，我所受的罪相对要小得多。所以，我应当感谢鱼政委。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真正爱情的是很少的，所有的爱都被政治代替了，所有的生活都被抹上了政治色彩，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向政治看齐，都必须以政治为目标。不管你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
早在1963年，我父亲通过多方打听，经香港来信，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他身边。我收到那封信后，害怕得不行，当即就交给组织了。从此与父母又断了音信，直到70年代末。
1972年，父母及弟妹陆陆续续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八○年五月，我在大陆唯一的姐姐移民到了美国。我姐姐在我当兵后不久，考上了西北财经学校，毕业后，分到青海工作。姐妹俩经常通信，通过这种方式寻找着内心的依靠。
不久，我也获准去美国探亲。一到美国，家人就要马上为我办移民旧金山的手续，但我婉言拒绝了。我决计要回到新疆来。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他们说，你在那个地方吃了那么多苦，而你即使要回祖国，也该回宁乡去，那才是你真正的故乡。
我笑了笑，没作任何解释。
我曾从教二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宁乡的确是我的故乡，但那只是从血缘上而言，我心灵中的故乡就在新疆，因为我为她付出了一切。
黄群英：我对不起这片土地
我住的这地方是维吾尔族人聚居区，已十几年没有和外面联系了，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到我。多谢杨映群的老伴袁旭把你带到这里来。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真的，我只是感到惭愧。我先给你讲讲杨映群的故事吧！
她是湖南湘阴人，1952年初和她堂妹一起偷偷参军。记得考试时，让她谈谈新疆，她对新疆一无所知，不知道该怎么写，是她堂妹帮她写的，就写了那么几句话，无非是新疆地大物博、路途遥远，是个大戈壁之类，后来就考上了。
和很多湖南女兵一样，我们当时都没想到会在新疆待一辈子，招聘团的人在长沙说，去新疆当兵，三年后想回来就回来。我想三年一转眼就会过去，到时回来就行了。到新疆后，没想到会这么荒凉，这么苦，几百里的大戈壁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子，在口内哪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出发了。颠了半天，到了塔什店。那里有一窝子水塘，水塘边有几株水柳，四周全是坟堆似的秃山。既没有店，也没有房。在那里下了车后，带队的人说，这里就是将来要建大工厂的地方。招你们到新疆来，是来搞建设的，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看到这光景，大家的心全凉了。下车后就挖地窝子，一个地窝子里住三个人。一到晚上，躺进去后，自己都觉得害怕，好像自己不是人，而是鬼，不是在人世里，而是在坟墓中。外面的风“呜呜”尖叫着，鬼哭狼嚎一般，吓得三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直打哆嗦。那时候年纪小，瞌睡多，颠了一上午，又挖了一下午的“窝”，很快就睡着了。但那一夜做的梦可真吓人，一会儿狼钻进了地窝子，一会儿地窝子里有死人的白骨架子，一会儿压在了大地下头，怎么也挣扎不动。第二天早上醒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已把地窝子的盖子掀掉了，被子上落了一层土。大家也泥鼻子泥眼睛的，我看你觉得好笑，你看我也觉得好笑，最后都笑了起来。
原说三年可以回家，三年满后，不让回。不回也就不回了，最苦的日子熬过来了，总该有甜的时候吧，就这样盼着。既留下来，就继续好好干。杨映群立了四次功，奖状什么的，厚厚一大摞。记得她一直想着回湖南，但现在还在这里待着，和很多人一样，一辈子过来了，有了儿子，又有了孙子。
我1951年在长沙参军，第二年在师部会计训练班学会计，返回团部时，不幸在铁门关翻了车。出院后，我虽然还是坚持工作，但总是不方便了。1962年，全国陷入饥荒，我当时已有五个孩子，领导劝我从大局着想，从工作岗位上下来，回去当家属，带孩子。我就下来了，从此，靠每年一点点残废金生活，全家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
既然动员我当家属，既然不能再去工作，我哪怕讨口叫化，也要养育好五个孩子，让他们成人成材。这样，我不远万里来新疆，也算是为它尽了自己的力，我在心中鼓励自己。丈夫每月几十元工资，很难口。我就在鱼肉便宜的时候买回来，用湖南的方式熏制成腊肉、腊鱼，这样，全家可以在夏天不买新鲜肉，还可以卖一点，补贴家用。直到现在，我还这样做，当然，现在主要是自己吃，因为几十年下来，全家已习惯了吃腊肉。也卖一些，因为我做的腊肉腊鱼已成了风味食品，一些老主顾喜欢吃。
我自从“下岗”之后，无论多么困难，从没去找过领导。有苦，我自己吃；有难，我自己受。
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工作的那十年时光，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一共十姐妹——她们现在全都健在。家里穷得不行，毛主席让妇女来当兵，建设新疆，那是对妇女的信任，所以那时候真是拼了小命儿地干。我心甘情愿地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三年没发津贴，说支援新疆建设，心里一点怨言也没有。我工作的那十年真好，当然，后来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虚度，我把五个孩子养大了，并把他们培养成材，又把他们全留在了新疆——大女儿在医院当主任，大儿子停薪留职后做生意，三儿子在电力公司工作，二丫头当医生，三丫头在民政局当干部，全家回来，近二十口人了。这是我的贡献。对于新疆，过去需要人来建设，现在和将来同样需要。
我养育五个孩子的确是呕心沥血。我的腿脚不方便，但生活艰苦的年头，我每天都要一瘸一拐地到郊外去割苜蓿，挖野菜。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就把苞谷秆和葵花秆子成捆成捆地背回来，在大铁锅里熬，然后用手挤，用木槌砸，弄出汁液，滤出淀粉，然后和干葵花叶子熬了吃。再后来，我自己去开了一亩盐碱地，种小白菜。但那些小白菜刚长出不久，就被人拔去充饥了。我辛苦一场，只捡了些黄菜叶子熬了几顿玉米糊糊。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饭，我常常只喝点野菜汤。所以，也不知有多少次，我饿得昏倒在郊外的野地里。有时，我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捋些榆树叶子，剥些杨树皮，咽到肚里充饥。
我与丈夫袁祖武1952年初就结了婚。袁祖武是湖南桃源人，比我大十岁，背有些驼，头发早就花白了，才五十来岁时就已是满脸皱纹，他还有非常厉害的气管炎。他经历的艰难人生，已使他难以撑起一副军人的风骨，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有些拖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几十年了一直如此。
他是抗战前夕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王牌四十七军，随后就参加了抗战，和日军在常德血战七天七夜。解放战争中他因伤被俘，后来，加入了解放军，从山东一直往西打，最后落脚到了库尔勒。
不管是谁问他的经历，他都只会说上面这几句话。他用这几句话就把他的一生说完了。他最喜欢的人是王震，他认为王震这人性格直，善于鼓动部队。他跟我讲，有一次王震在他们部队作报告，说，小伙子们，我知道你们想什么；大姑娘们，我也知道你们想什么。小伙子想大姑娘，大姑娘想小伙子，小伙子们要好好干，以后给你们一人发上两个老婆。他当然是开玩笑，但这些兵却觉得他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王震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可把我们女兵吓坏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们部队作报告时也是这么讲的，他讲到那里，所有的男兵都高兴得直鼓掌，我们却吓得偷偷直哭！心想他是司令员，这么说，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们那时哪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呀。
我一直很想念故乡，但因为以前要拉扯孩子，我没有条件回去；现在可以回去了，但费用又高了，往返一次，没有六七千块钱，不敢动身。儿女们凑钱让我回去，当我要上路时，又决计不去了。因为我当年是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来新疆的，不想最后一事无成，我哪里还有脸面回去呀！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很少去找老乡，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比她们低一头。她们为新疆工作了一辈子，而我只工作了十年。我对不起这片土地，我为她做的事情太少太少了。
王爱湘：十三连是团里公墓的代名词
我们到达焉耆后，在马棚子里住了两天，就开始分配，原来好几车人，这一分，人就少了，一车还没装满。然后车子就呼呼地继续往前开，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庄稼，看不见村子，也看不见树。就那座死气沉沉的天山，忽远忽近地在一旁陪伴着，就听天由命地任汽车把我们往前拉。
最后天黑了，按口内的时间，该是半夜了，车子才停住。带队的干部就喊下车吃饭，下车吃饭。
到了吗？有人看见外头黑天黑地的，就问。
带队的干部说，路还远着呢，今天走不走，吃了饭再说吧！
大家就在汽车的灯光前围成一圈，喝着水，吃着干粮。忽然，车“轰”的一声响，掉头开走了。我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十八团团部所在地。因为前面有些女兵一看见光秃秃的戈壁滩，就不下车，所以那些司机怕我们也这样，哄着我们下车吃饭，把带的东西卸下来，就把车开走了。
我们这才往四周看去，没有看见一间房子，只有黑黝黝的一片戈壁。只有一根旗杆立在那里，被漠风撕裂的军旗发出“呼呼啦啦”的声音。哨兵像影子一样游动着。然后，平地里出现了几缕灯光。有几个人提着马灯，像从地里冒出来的，走到了我们跟前。一个人开始对我们讲话。大家的心都凉得不行，没几个听他讲了一些什么。后来，当他说他代表全团官兵欢迎我们时，我们没鼓一下掌，就陪他的那几个人“噼噼啪啪”地拍了一阵。那声音在空旷而沉寂的戈壁滩上显得很不协调。然后，他让一名干部安排我们去休息。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讲话的人是团政委阳焕生。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住的地方，就跟着那干部走。一路上看见一边有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黑洞口，从那里面竟然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这可把人吓坏了。有人以为是坟，以为有鬼呢，以为鬼还打呼噜呢！还有人以为里面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