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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
从山东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
教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人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开荒，连星期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
教导员把信交给我，我再交给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升为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小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呀？
他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你说件事。
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的。
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用发抖的声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
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在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骂我作风不好。
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
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后来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后来，组织科长给我介绍了对象，他是四七年从河北参军的子弟兵，在家就是儿童团员，有一些文化，参军后搞机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进疆，他是跟着王震乘飞机抵达迪化的。来新疆后仍从事机要工作，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了七十九团。
我对他印象不深，只是组织科长出面，我作为一直搞妇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要介绍了，就表示组织上给你定下来了。
他出身贫农，又有文化，第二年提为教导员，第三年便当了副团长。
有一天，他找到我，对我说，小陈，有几对人今天结婚，我们也结吧，组织已批准了。
我当时连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有多长时间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组织已批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说，你定吧！
我渐渐地也不奢望什么，只求安然度过一生。他除了脾气不好之外，也没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开始，他就跳出来了。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人，在人与魔鬼之间，我分辨不出他属于哪一种，但在当时，他从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他是“红色战士”的头头。除了他的盲目，还有他自己那“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子弟兵”三块“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号召力，使他迅速进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阵营。他带着红卫兵三次进京“朝圣”，回来后就开始批斗团长、师长，以至兵团政委张仲翰……
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有人们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做得太绝的原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去世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开始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间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地生活。
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我期待到养老院去，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因为姐姐朱楚兰一个人进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只记得五一年的春天细雨绵绵，薄雾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忧郁。雨想浇灌一切，却把新萌发的好多鲜花绿叶霉烂了。但那种拯救一切的气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间。那是一个不宁静的春天，每个人都显得浮躁，好像任何一个愿望都会神奇地得以实现。朝鲜战争掀起的参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半岛上战火的热度和硝烟的味道。入朝作战几乎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梦想。
那天，当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说楚兰当兵走了，没拦回来。大家都以为她是去了朝鲜。我们当时怕母亲难过，表面上装出也很痛惜的样子，内心里却为姐姐高兴。但当我们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鲜，而是新疆时，我们真正地难过起来。新疆，在湖南人眼里一直是个遥远、荒凉、寒冷，被发配充军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知道那是一个去了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她决计一定要把女儿劝回来，于是，不顾一切地、几乎是跑着到了长沙。她逢人便问招聘团在哪里，在城里转了好多圈，终于找到了营盘街。到达那里，她那一双裹过的脚早已起满了泡，连站着都很吃力了。
母亲找到招聘团领导，一定要让女儿回家。哪知招聘团人员只是好言相劝，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放人。无奈，母亲登上列车，声言要跟着女儿一起走。车到高家坊，她见女儿仍无回心转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车，母女俩挥泪而别。下车后，母亲望着北上的列车，怔怔地呆若木鸡。女儿看着母亲下车，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声大哭起来，她望着站在铁路旁的母亲，永远忘不了母亲的背影。火车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团北上到达西安。此时，她的思家心绪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面对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儿女成人的母亲一样，她害怕孩子有个什么意外。
在姐姐六岁时，身为湘潭市一矿山小职员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依靠矿山救济和亲友资助度日。1946年，内战烽火再起，矿山倒闭，民不聊生，一家生活无着落。母亲携子女奔长沙老家，寻找族人资助，怎奈他们生活也非常困难，劝母亲将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养媳，将儿子送孤儿院，自己改嫁。母亲想着童养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离析，抱着孩子痛哭起来。她宁愿一家人在一块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人。就这样，她带着一家人来到湘阴县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两家合为一家，六个子女八口人，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够吃半年，后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汤汤水水苦熬。
朱楚兰是老大，她最懂事，最体谅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起早贪黑、洗衣做饭、喂猪生产。后来看着家里困难重重，她又去一家织染坊当学徒，学织布，工作之余还给人家带小孩、洗尿布。后因织染坊倒闭而回家，她马上又到长沙，找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帮助干家务，以减轻家庭负担。经受了人间各种生活磨难，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强自立。正当她千方百计谋求生活出路时，恰好新疆招聘团在长沙招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为同盟会会员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于1951年8月1日进入新疆哈密。见到那些高鼻梁、深眼窝、扎小辫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异域他乡。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镇喀什进发。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区，一个女孩子不能独自外出。到喀什后，她被分配到二军医院建设队参加建院劳动。
进入二军医院，是朱楚兰人生奋斗的开始。她们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国民党军队的旧营房里。房屋十分破旧，曾发生大梁断裂、房顶下塌，砸死两名湖南女兵的事。她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设营房。女同志负责和泥巴、搬土坯、运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脚，脱了鞋子、袜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运土坯时，没有运输工具，姑娘们就用背包带、绑腿布捆着背，一背就是八块，有时背到十二块，每块土坯十二斤重，一个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东西，在工地上来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肿了，也没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两个姑娘抬着一个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极了。每天汗流浃背干十多个小时，回到宿舍，每人一盆凉水，洗脸、洗脚、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处是，每逢例假来了，还不好意思说，照样干活，有时血水顺着裤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苦的，但大家想着当兵干革命，劲头十足，心里高兴。
在二军医院干了半年多，组织上了解到朱楚兰和其他几名姑娘是学织布的，正好军区后勤部要在莎车建一个纺织厂，就把她们调到莎车纺织厂工作。到厂的第一项任务，也是建厂，盖厂房、盖宿舍。这期间，朱楚兰一直担任班长。后来，由于她有初中文化，表现又好，领导上把她调到军区后勤部皮革厂任文教。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