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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性交舞？”
他一边吃面一边说，有有有！妈的，他们心情好的时候，还搞幸运大抽奖，中奖者可以上台跟那些金毛母兽们一饱淫欲。不过她们对咱们亚洲人，好象不感兴趣。可能这也算是种族歧视之一吧。
那天吃完面条，我们俩就打的直奔令狐所说的那家餐馆。途中，令狐特地嘱咐我，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因为那里的爱滋病毒，比电脑里面的技术炸弹更令人头疼。
进得那家餐馆，果真一如令狐所说。里面吃饭的几乎全是年轻男性。我还见到不少中国老乡，尽管一个也不认识，但他们互相之间说话的口音，使得我恍然之间，如同身在国内的某家进步餐馆一样。
我们刚进去，就看见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非洲少女，赤身裸体地从一群欢呼者密集的手臂上滚过。几个我国青年也忍不住冲了上去，拼命伸出他们的手，迫不及待地想抚摩抚摩别国女性的裸体。
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并未得逞。那个姿势淫荡，身材灵巧的非洲小女孩就那么轻轻一闪，就钻到了一块幕布的后面去了。非洲少女消失之后，餐厅里的灯光忽然一下就暗了下来。接着，台下开始响起不满的口哨，有个胆大的我国青年，甚至怒骂了狡猾的美国佬一句：“操你们家妈妈！”，但没人理他。
令狐用胳膊肘拐了我一下，我们俩在一张空桌前坐下。
就在令狐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的时候，我发现那块幕布渐渐升起。然后灯光打在台上，一位自称来自法国的金发女郎，和刚才的非洲少女一样，一丝没挂地从后台走出来。她用流利的英语，邀请一位先生上台去和她现场表演性交。场下顿时乱作一团，各国青年都在争先恐后。我国的几个青年也挤在台子旁边，其中两个，估计是好朋友，还煞有介事地在“锤子、剪子、布！”的一决输赢。
那个妖艳的法国女郎站在台上，依旧用湛蓝的眼神，在众多的人群里寻找着对象。我故做镇静地坐在桌前，心里却急得直痒痒。只是我和令狐还不算太熟，他又比较矜持。对台上那么激烈的画面，他连看都懒得看的，一直在默默地喝着自己的啤酒。我捏了捏口袋里面大卫给我的那叠美金，心想，过几天老子单独来这里。一定要冲上前去，不相信自己就没有那个艳福！
可令狐却很诡秘地对我笑了笑，说，妈的，你小子肯定在心里已经骂过我了。其实，选谁她自己早就安排好啦。咱们中国人不也喜欢事先安排好一些事情嘛。你也以为外国佬的智商比咱们中国人差？再说她们也不可能选上我们中国人。你别看前面那些挤来挤来的尽是咱们中国人，可他们没那个福气。为什么要挤？越是没福气的人，他就越想挤到前面去抢机会。
他的话，使我想起小波先生生前也写过一篇杂文，说有个山里人，看见城里人家的电灯可以照明，一时兴起也买了个回家。用根草绳吊在堂前，夜里却不亮。不禁大骂电灯，骂它看不起山里人，操它妈。眼前的这个场面，难道不是先生生前写的那个模样？
我在国内就恶补过英语，所以那所学校的课，对我来说倒蛮轻松。时隔不久，令狐的英语就说的没我好了。不过他平时也不怎么去上课。他说他边学习还得边挣钱，以便将来回国时，可以还清自己借的那笔债务。
一天下课，令狐问我：“你来美国干什么？学习联邦文化？狗屁！我最讨厌这些所谓的快餐文化。去年的一部大块头，今年就是厕所里的擦屁股纸？所以我坚决不学。我们不是出来挣钱的吗？看在你我脾气对口的份上，我明天带你去见工？妈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陈冲张瑜她们当年刚来美国时，不也在餐馆里面端盘子嘛！她们俩当年在国内影坛，该算是两个不大不小的角色吧？她们俩干得，我们俩就干不得？”
第二节 索噶！
我被令狐坚介绍到一家缺人缺得呼呼叫的餐馆里干。老板是个温顺的日本小老头。四十多岁，对所有员工都挺和气的，还会几句生硬的汉语。分派给我的活也不是很重，就是负责清理三十张餐桌的油水以及其他垃圾。每礼拜四个班次，每班次六个小时，每小时十五美元。另外，小费归自己所有，不必上缴。
正式上班那天，令狐像个一本正经的老大哥一样，特别叮嘱我，说，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小日本。干活就得把活当活干，别耍国内那套把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别异想天开，打老板娘的主意！等你发达了，我自然会带你玩尽曾经侵华的各国妇女。咱们替旧中国报仇雪恨也得讲究策略，不能蛮干。你地，明白地干活？”
没过几天，我就发现一个常来餐馆巡视的中年顾客，也不吃饭，却老是柔情万种地看着我。那眼神太暧昧，暧昧得让我无法承受。回去后我就把这情况告诉了令狐。连他也大吃一惊，说，该不是个前去你们店踩点的同性恋狂吧？令狐的设想吓了我一身的冷汗。
通过餐馆老板，那个名叫山本某某的日本人，居然约我周末去他家。来接我那天，他还开了辆黑色的劳斯莱斯。望着那车我觉得他不仅有同性恋的可能，而且极有可能还是美国黑社会里的某堂堂主。他的别墅坐落在一个风景异常优美的富人区里。周围全是绿色的草坪，院子里的那个露天游泳池，也大得怕人。
面对这么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日本富翁。我未免有些拘谨。幸好，他家里还有个非常和蔼的中年女人，估计是他老婆。“那他就不是同性恋！”这让我稍感安全。原来山本夫妇有个儿子，但已去了天堂，山本向我解释说，他从看见我的第一眼，就发现我跟他死去的儿子长得非常非常相似。该夫妻俩还特地从卧室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山本果然有点像我。但比我要显得富态。我估计：那种有钱人家孩子的气质，这辈子随便我怎么弄，也是弄不出来的。
整栋别墅里，目前只住着山本和他的夫人。山本用一口极为纯正的英语告诉我，说他们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就已经来到了美国。小山本也是在纽约出世的。五年前死于阿尔卑斯山下的一场雪崩。我暗想这对日本夫妻是不是想儿子想疯了？五年后居然还对小山本念念难忘？日本国的人情味真浓，我爸妈去世的时间还没五年，但我现在都已经不怎么剧烈的想着他们。更不会轻易告诉某某人，说某某某像我死去的爸，某某某像我死去的妈。
可当我看见在一旁望着照片直流泪的山本夫人，又不得不迫使自己的脸色变得凝重些，以符合当前的悲哀气氛。没几天，我就被餐馆老板告知：山本先生想收我为养子。另外，我还得到一个破天荒的消息：原来我打工的这家餐馆，居然是山本先生的产业之一。另外的另外，餐馆老板还这样提醒我：如果我愿意，那山本董事长名下的巨额财产，都将有我合法继承的份。
当我把这些惊人的消息全部告诉令狐时，那家伙却笑得解开了衬衫，把手放在胸口拼命地揉。他一边揉胸口，一边问我：“你们董事长高寿？”我想了想，莫名其妙地说：大约四十几岁吧。令狐又问我：“董事长夫人芳龄？”我说那要年轻一些。
“他们俩有没有病？”
“我怎么知道他们俩有没有病？山本不是同性恋已经够我感到震撼的了！”
“一对四十来岁的大款夫妇，没有病，准备收你做养子？”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可以继承他们的财产，必须等他们俩全部翘完辫子是不是？”
“好象是这样。”
“但不出意外的话，等他们俩翘辫最起码要等个四五十年的时间。因为日本是个长寿之国。你地明白？”
“明白。”
“那么笨蛋！请你掰着手指头计算一下：五十年后你自己已经几岁了？况且，在这五十年之内，你必须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伺候好你的养父与养母，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的话，他们随时随地的就可以让你走人，然后你一个子儿也得不到，相反，你会因此而背负一个不孝敬老人的罪名。”
令狐坚的分析吓了我一跳。我不禁高声怒骂起了狡猾的日本人，可惜我的日本话还没入门，因此只好比较简单地这样发泄：索噶！而旁边的令狐，却已经在为我异国的第一个发财美梦收尾：所以说，他们收你当儿子是假，请免费男佣才是真。咱们中国人，就他妈孝敬父母这点，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还值得显耀显耀！你要不是中国人，人家怎会看上你？
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算计着这事。那几天我在纽约的街头，走来走去，想来想去。走累了，我就坐纽约的地铁，坐完地铁又换巴士。想烦了，就仰脸看一看天空，那上面有些歪歪倒倒的阳光，但它也不告诉我具体的答案。我一直在内心深处问自己：你敢不敢跑一场终生的马？敢不敢答应山本，去给他当儿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是我的确没听说过：有哪个地下党，能五十年如一日的，安全隐蔽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会露出马脚的。
第三节 寂寞是个大问题
几周后，拿到薪水，我想请令狐去他所说的无底裤餐馆吃饭。他被我的慷慨吓了一跳。说，初步计算了一下，我干到今天，还差不少的外债。妈的你小子倒好，一出来就可以自己挣钱自己花！不过还是别去那家餐馆好不好？我有个女同学在那里端盘子。在国内读书时，我和她关系暧昧。你说说，就凭这一点，我们今晚是不是换个地方？真去那里的话，互相抵上面，岂不很是尴尬？
令狐的话使我想起远在日本的小如。在去往另外一家无上装餐馆的路上，我心想，小如在东京，是不是也会沦落到像令狐的女同学那样？想到这里，我不禁偷偷笑了笑，却比哭还难看。有天夜里，我正在做梦，梦里面，我跟在自己的小日本老板娘后面，叽里呱啦的在学习日语。却被令狐一拖鞋给砸醒了。他笑着说，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妈的，你倒好，身在美国还嫌不够，现在心又飞去了日本？
我摸了摸有点疼的脸，忿忿地诡辩说： “你知道个啥？我只是想早点学会用日本话，一来可以凭此去学校直接勾引几个日本的花姑娘，二来，我太想用真正的日本话来骂日本人啦，他妈的你不知道，最近来我们餐馆吃饭的那些日本人，对我极不友好。等骂完了日本人，我就开路，再也不在那个鸟地方干啦。”
有天晚上，令狐打电话给我，说他的一个激进老乡，请他趴在一个来自中国台北的女人身上，发泄着祖国至今尚未统一的愤懑。电话里，他还特意让他身下的台北女同胞，用极其煽情的嗓音，朝着话筒呻吟。我躺在气氛潮湿的被条里，禁不住打起了手枪。那个夜晚，是我有生以来，最最鄙视自己的夜晚。但后来，我却这样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迅速发展？为什么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现在却是只有中国才可以救社会主义？可能咱们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打手枪的古老习俗吧？可问题是：许多得不到的东西，除了使用这个方式来得到，我们这些势单力薄的个体的人，又能用其他的什么高招来对付自己熊熊的欲火？中国人，在美国，面临着那样的一个非常时刻，想扑灭这样的一种熊熊欲火，除了手淫，还能有其他什么锦囊妙计？
另外一个晚上，我趴在桌子上给国内的一些朋友写信。那些信写得都不长。在写给江洪的信里，我学着英雄老扁的口气，问他最近的“胖须”插的怎样。我想起这个写法，还是英雄人物老扁，在没有成为英雄之前发明出来的。并因此想起了一些难忘的本科时代：就像是一场不得不闭幕的戏，我那青骢马、薄春衫，白衣飘飘的本科时代，就那样悄然走远了。老扁、小如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曾经异常年轻的本科同学。我们的相遇，只是一场为了离别而诞生的宴会。我们的激情，现在只剩下一个庞大的空壳。我们所有的欢声笑语，如今都已成为一曲无奈的悲情布鲁斯。异乡的上空没有云彩，故国的夜晚，又该给我以怎样空洞的安慰？
信中，我告诉江洪，纽约的野鸡可不像国内那些小敲小打的野鸡。她们有执照，合法经营按时纳税。受法律保护，享有极其奢侈的人权或者人身自由。结束那封信的时候，我还特意向他提起：我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