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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变国务院总理人选。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篡党篡权的狂妄政治野心。
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危害着党的事业。1953年12月24日，即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而中国共产党则在这一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饶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向高岗、饶漱石发出了严重警告。“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并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而高岗、饶漱石却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暴露出来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鉴于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一部分干部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就严重危害着党的统一和团结”。《决议》强调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破坏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要求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行动的标准。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除继续揭发他们的反党活动外，还诚心诚意等待他们的觉悟，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们毫无悔改之意，高岗以自杀来表示对党最后的背叛，饶漱石也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党对他们的挽救。
1955年3月21日至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开除高、饶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为了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教育和监督，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关于高岗、饶漱石到底做了些什么？有些内幕鲜为人知。就在1955年3月召开的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报告，报告的内容当时没有公开。直到25年后，在关于起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又重新提起这件事。3年后，即1983年中央公布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事情的导火线是这样的：当时毛泽东准备让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而高岗和饶漱石在林彪的支持下，用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极力阻止这个计划的实现；当时他们还试图拉拢邓小平，但遭到了邓的拒绝。邓小平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了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和邓小平拒绝了高岗的建议，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了高、饶要拱倒刘少奇的阴谋诡计。
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高、饶事件对全党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后来说：“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
毛泽东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高、饶事件的教训时，曾提醒全党警惕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希望“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早在1953年夏季，就在那次高岗向党发难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曾强调：全党“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
高、饶不听警告，这两只看不起“鸡蛋”的“鹅蛋”最终被摔得粉碎。
第四节 一场由《红楼梦》引发的大辩论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之一。关于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学术争论，曾在1955年间，引发了我国思想战线上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大辩论。
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它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甚至直接腐蚀我们的党。
〖JP＋1〗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我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周围，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甚至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4年10月开始，党中央领导全党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各个领域中，开展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从批判胡适派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开始的。《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属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之一，所以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学术界就有一支专事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家”队伍。《红楼梦》以典型的艺术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深刻地表现了反动没落的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是一部具有深刻反封建意义的优秀古典名著。同时，《红楼梦》中也包含了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这样一部书，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研究。五四运动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某些红学家们，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出发，把《红楼梦》说成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与众不同的“情场忏悔”“梦幻色空”等。他们的这种观点，抹杀了这部小说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因多年从事中国古典著作注释工作而闻名，在红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俞平伯在1952年和1954年先后发表了《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他采用的是考证的方法，而没有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研究。
1954年10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两个山东大学毕业的青年李希凡和蓝翎，首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以不可以批判俞平伯，被置之不理。后来在山东大学教师的支持下，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发表了他们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以后《文艺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却加了按语来贬低文章的价值。
〖JP＋2〗针对这种情况，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了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其实质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严厉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指示要求全党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要求各级党委真正做到把加强思想领导当做自己的首要职责。指示指出，党在思想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使党的领导干部能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以便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通过宣传学习，使广大群众脱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觉悟程度。
中共中央发出的上述《指示》，明确指出批判是属于说理性的，思想斗争、学术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特别提醒应做到：学术批评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队伍；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严格区分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和政治上反动的界限。
各级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干部中组织了对《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同时，还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批判了在教育学方面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批判了在医学方面歧视和排斥中医的思想，等等。在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的同时，党还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宣传讲演工作，向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通俗地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青少年中也展开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
关于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梁漱溟曾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时期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农村自治。1945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和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全议。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内容，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语言过激。比如他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说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并用佛教中的等级制度来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在九地之下”。还说，共产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等等。
梁漱溟的过激讲话，立刻受到周恩来等代表的反驳和批评，这本来都很正常，会议代表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样有权批评自己认为是错误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把这种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看成了严肃的阶级斗争。他在这次会议上，批判梁漱溟是“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的一个杀人犯。还尖锐地说：“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还批判“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