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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同样给人们留下一个不朽背影的还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他生于1918年7月18日，自年轻时起便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的崇高事业，因组织武装斗争，多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在狱中整整待了27年，1990年2月出狱，1994年5月通过不分种族大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授给他“鸟弗埃—博瓦尼争取和平奖”，1993年10月他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在南非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1997年12月，曼德拉79岁时决定辞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6月的总统竞选。谈到理由，他说：我老了，我要回家……
对曼德拉的辞职，南非民众和国际社会给予极高的评价：
和一些双目枯陷、风烛残年的“孤家寡人”相比，曼德拉简直就像一个刚刚越野归来的长跑健将。
使世人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待权力的清洁态度和磊落境界，他的诚实与慷慨，他的坦荡无私的“公仆”情怀。
让权力过于集中或长久地滞留在某个人手中，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不道德的，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伤害，对人民权力的蔑视和不尊重。这基于一种品格，但更源自一种坚实成熟的政治理念。
曼德拉永远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永远不会被胜利后的“金羊毛”所俘虏了，也永远避免了被权力打败的厄运……因为，他退休了。他正式向自己的权力舞台告别了。
追溯整部近现代史，这种类似尧舜之德的禅让义举确属罕见。仔细想想，应该还有
200多年前的美利坚“国父”——华盛顿，堪称此类的先行者。那也是一个把到手的权力奉还给人民的例子，他辞职的理由同样是：我老了，我要回家……
客观地审视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稳定的制度，必须具有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在中国，从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手中接过权力的江泽民同志，是在危难之时被委以重任的。
江泽民同志正式接受总书记职务是在1989年6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这次会议同时正式罢免了赵紫阳的职务。“六四”之后，江泽民同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内部，中国的改革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只有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加速推进；在国外，主要是东欧的共产党。这年的11月，柏林墙坍塌，从而加速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稍夸张一点的话，可以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民主德国用了10周，捷克斯洛伐克用10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有10个小时。圣诞节那天，全世界都目睹了士兵行刑队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的情景，行刑队甚至在没有接到命令时就开了枪。面对这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不能不认真地总结这血的教训。
〖JP＋1〗对于江泽民同志十多年的领导，一直担任中国的经济及策划顾问的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期？库恩博士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短短的十多年间，江泽民同志领导中国完成了惊人的转变——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十多年间，中国发展成为备受尊重的外交大国。江泽民同志的贡献之一就是使政府体制正规化，至少对那些追随其后的人来说是这样。如果说，江泽民同志最深切的愿望是使自己深爱的祖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之后，重新走上复兴之路，那么这个出生在扬州的和蔼的工程师已经获得成功，他的功绩超出了所有人最大胆的预想，无疑也包括他自己的预想。”
江泽民同志尽管他身体还很健康，并得到党、政、军广大干部的一再挽留，仍然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会议上，决意按制度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这本与此同时，政治局常委除留胡锦涛外全部退出，此举在大会上获得热烈的掌声，这是党的代表们向依章退休的领导人，特别是对江泽民同志表达的崇高敬意。新华社赞扬他们“政治视野开阔，精诚团结。”认为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事件，中国经历了又一次权力的和平交接。
之后，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相继辞去了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时，他78岁。
62岁的胡锦涛接任了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项最高职务。胡锦涛赞扬他的前任说：“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江主席品格高尚，襟怀坦荡，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江泽民同志如是评价他的接班人“年轻而富有朝气”，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出色的能力”。他表示：“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第六节 开门整风和反右斗争扩大化
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以后，党的进一步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一个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党的八大以后，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工商联、统战部负责人多次谈话说：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做“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的认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道：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做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搞一点有好处。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虽然后来被长时期搁置起来，但仍不失为是根据中国国情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贵的新思路。
全党开门整风也是党的八大提出来的。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做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工作。
1956年6月，由于苏共二十大的负面影响，波兰的波茨南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同年10月到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也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这些事件不能不对我国发生影响，加上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失衡。这一年的下半年在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面对这些过去不曾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干部措手不及，把个别群众的过激行为和尖锐批评都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ZW（〗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1页。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他分析说：“现在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考察和探索。”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1957年3月，中央宣传部召开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论述了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爱国的，并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的方针；应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广大干部
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相信毛泽东的预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ZW（〗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ZW）〗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早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波、匈发生的事件为鉴戒，毛泽东就强调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强调：“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党内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看法，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
这次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开门整风，是一次既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活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文件要求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判大会或斗争大会。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是正确的，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新的探索。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党衷心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整风中广大群众的确揭发出一些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还搞官僚主义，动不动就整人的问题，让群众出了气。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认为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Times New Roman》以〖JP＋1〗上。认为社会没有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的指示说明，党确实是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JP＋1〗但是，在整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攻击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员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明显抱有敌对情绪的猖狂进攻，党事先并没有完全预料到。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我矛盾，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党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就是说，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内部也要揭露和批判大批右派分子。
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完全结束，是在1958年夏季。
分析1957年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反击是正确的，否则会造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后来也多次说：“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