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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杀气腾腾，想要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ZW（〗《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4页。〖ZW）〗运动的实际效果大大背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原来的初衷。也没有收到本来可以收到的反腐败效果。
1957年6月29日，右派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
4000人。这已经不是主要批判政治思潮，而是更多地着重于具体指名，但是人数还较有限制。仅仅过了10天，中央指示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要求运动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甚至中小学教职工展开，并且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已划右派6万余人，最后运动结束时，达到55万人。对右派分子最后的定性是属于敌我矛盾，这就从数量和性质两个方面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被划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有可能不正确或片面，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对自己的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把自己当成了党的化身。这样，就使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又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同时，也降低了党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
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是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说明党在探索中驾驭不熟悉的复杂政治局势的艰难和实现政治生活历史性转变的不易。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曾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1957年右派分子进攻的事实，只能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会长期存在，本来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我们党却动摇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如何执政的问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从1956年至1976年，在长达20年的历史长河中，都不断地出现失误，使探索的过程误入诸多歧途和遭遇诸多曲折。
第七节“大跃进”的悲剧和彭德怀“万言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ZW（〗《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ZW）〗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讲的这一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这种建立在“愿望和情绪”基础上的高速度，必然是“欲速则不达”的空中楼阁，使党和人民遭受多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
1957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除了讨论整风反右以外，还讨论了农村工作。会上有地方领导人重提建设中的多快好省时，毛泽东很兴奋。他在会上讲话首先否定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并批评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之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ZW（〗〖JP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9—390页。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国际共运中获得崇高的声誉。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这件事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巨大鼓舞。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加上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建设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这次会议还对提出实事求是“反冒进”意见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进行了批评，称那些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领导干部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各地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作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建议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Times New Roman》—50《Times New Roman》。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以至于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
随着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提出，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也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一时夸大主观作用的唯心论大肆泛滥。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成灾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的“前景”兴高采烈，用虚报产生的假象让他们深信不疑。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 6000—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10 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３个月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普遍又翻了一番，会议还作出在农村建立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会议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然而，吹起来的亮晶晶的肥皂泡总是要破灭的。
〖JP＋1〗北戴河会议后，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铁矿，甚至要求老百姓把做饭的铁锅拿出来砸烂，把家具拿出来当柴烧，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大中型的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其他各行各业，都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口号是“家家搞钢铁，户户赶英国”。结果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不仅指标没有完成，反而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盲目扩大了基本建设，职工人数比上年猛增2/3以上，而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减少2300万人。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很大困难。
北戴河会议之后，农村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到10月底，会后仅短短2个月，全国740 000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 000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Times New Roman》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实行大兵团作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将几十个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公社一级核算，生活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住房按人口平均分配），社员和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无偿地调用土地、物资、劳动力，甚至社员个人的房屋、家具等。这些造成了农民的惊恐和不满，纷纷连夜杀猪宰羊，砍树伐木，以对抗公社的“共产”风，结果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公社化的善良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人民公社的社员在公社初期的确过了几天“共产主义”生活，到处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孩子们进了托儿所，老人们进了敬老院，成年人上工实行军事化，下工后在公共食堂吃饭。但是好景不长，到1958年的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早已一无所有的社员每天只得提着最原始的陶罐到公共食堂去打饭，而此时的公共食堂已经缺少让人们吃饱的粮食，更谈不上副食品。饥饿的人们吃光了所有能吃的树皮、野菜、草根，很多人得了浮肿病。
据《探索与代价》一书披露：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由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当时属于信阳地区，现属驻马店市）卫星集体农庄试点，在原21个农业社的基础上，又并入6个社，共27个农业社，9360家农户，于1958年7月底正式成立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对这第一个人民公社的经验和试行简章非常推崇，评价说：“这是个好东西。”后在北戴河会议上进行推广。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他指出：“公社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然而，不到两年，还是这个信阳地区，成了“共产”风破坏的重灾区。1960年和1957年相比，由于饥饿使得农村人口死亡增加，出生率不断降低。“空想社会主义”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了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JP＋1〗1958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存在严重问题的领导人。这年的11月至12月，毛泽东先后在郑州和武昌主持召开会议，纠正“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是，党中央、毛泽东仍然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方向是对的，出现问题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同时认为谁要加以否定，那就是“观潮派”和“算账派”，或者简直就是敌对分子。因而形势没有根本好转，特别是庐山会议后期发生重大反复，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直下。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发生了分歧，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右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而另外有人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听批评，甚至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