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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在发动城市“五反”时，对“三反”“五反”运动成效有这样的评价：“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那是一次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ZW（〗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8—69页。〖ZW）〗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以后发动的控制腐败的斗争，带有巩固“三反”“五反”斗争成果，有不少属于专项治理性质。如新“三反”，主要是解决基层县区乡干部中的问题，多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现象。1955年厉行节约，反浪费，主要任务是经济管理部门反浪费。1960年的纠正“五风”，也主要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和纠正上层的决策问题。
第二，查阅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件时，常看到写有当时的干部腐化堕落“严重”，违法乱纪“十分突出”等，实际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紧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生活用品，这就是多吃多占、加工私活、贩卖农产品、参与市场交易；职工上班时间干私活、偷拿偷占现象等，这些现象今天看来只是干部的不廉洁行为或社会的不正之风。典型的反映农村干部情况的1960年安徽凤阳六级干部会议的材料中，贪污、浪费、挪用、超支、占小便宜一共191 511元，集中在4062个问题干部身上，人均47元左右。1963年4月4日，中共保定地委就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报告，披露19 800多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3《Times New Roman》），挪借公款130万元，人均66元；11 300多名干部贪污款项434万多元，人均贪污38元。据有关资料查阅，1963年全部职工的年均工资为576元，月均工资48元，所以无论是66元还是38元，数额都不是很大的，所以谈不上是严重腐败。1960年5月15日，党中央正式发出的《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认为：“农村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另外，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对于这些总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ZW（〗
中央纪委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文献选编》，第5卷，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ZW）〗
第三，城市里的干部也没有出现高频腐败。1963年3月1日，党中央发动城市“五反”运动，在动员阶段，把腐败频度估计得相当严重：“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增长。”事实证明估计带有渲染夸大色彩。1963年11月8日中央纪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认为，这次“五反”运动再次证明，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职工都是好的，他们经受住了过去几年严重灾荒和经济困难的考验。据有关资料显示，这次“五反”运动与1952年“三反”运动相比，犯错误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比例，减少2777《Times New Roman》，涉及违纪违法金额千元以上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比例则从28‰下降到18‰，所以此时的腐败频度大大下降了。
第四，这个时期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多次运动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控制腐败的成功实践，高频腐败得到遏止，涌现出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模范共产党员。党风与社会风气是相互影响的，良好的党风带来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良好的社会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良好党风的形成。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叹。20世纪60年代初期，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十分惊奇于中国人民风格高尚。1964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加拿大《领袖邮报》连载了随该国农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伊恩？比克利的报道：“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诚实的。在大多数地方旅馆房间的门是不锁的，并且不会丢失任何东西。在许多地方，商店晚上不锁门。”〖ZW（〗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第4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ZW）〗1950年4月8日，黎巴嫩贝鲁特《电讯报》刊登一篇访华文章，访问者在中国没有看到一个打架的，他惊奇中国人过着夜不闭户的生活，贿赂、收小费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使人注意的一件事情，中国人无论他生活如何，永远不接受小费。我们可以断定说，六亿中国人——我已在他们的国家游历过——没有一个人在从事应尽的义务时会接受不合法的报酬。这个问题常常成为很多访问者打赌的对象。我们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企图说服任一阶层中的任一中国人接受不管多少的小费，但是这一切办法都归失败。旅馆里的贫苦服务员、汽车司机、船家、厨师、机场服务员和火车上的扫地工人，这些办法对他们都用不上。很多在中国住过好几年的阿拉伯外交官和其他人都肯定说，他们都这样一再实验过，结果表明都失败了。方华、史册主编：《参考的启示》第4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人那时很穷，可“人穷志坚”，在小费问题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尊严。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有权的官员收取“好处费”“辛苦费”，第三产业的服务员收“小费”都已见怪不怪。不少饭店和娱乐场所的服务人员甚至拿不到工资，全凭收取小费谋生，甚至“小费”中的一部分还要上交老板。
第五；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获得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邓小平号召恢复优良革命传统。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ZW（〗《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ZW）〗同年11月26日，他对外宾说：“你们如果是50年
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气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他还讲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另外，那个时候整个风气也不同，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难关。”〖ZW（〗《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ZW）〗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干部与群众关系密切，腐败频度自然是相当低的。
1993年8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建国以后，我们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发生腐败行为，我们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总的说来，那时广大党员、干部是清廉和比较清廉的。”以至于“不少同志很留恋建国初期以至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留恋那个时候同志之间的关系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也许，有人会说，那时的中央文件或高层领导的讲话中，经常出现“贪污腐化十分严重”“发生不少贪污、违法乱纪的事件”等语句，怎么能说那时的腐败频度低呢？对此应当这样理解，当时的这种提法只是相对于革命根据地时期而言，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要求而言的。党中央、毛泽东一直从警惕我党受资产阶级侵蚀的战略高度出发，十分重视党内出现腐败现象的问题，在腐败现象没有蔓延开来之际，就对腐败行为予以迎头痛击，并注意净化产生腐败蔓延的土壤。
第十节 榜样——共和国的脊梁
党中央、毛泽东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征程中，一直教育广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做到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特别注意树立先进典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先进分子是群众中的一员，对群众有着直接、现实、形象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有利于党的崇高目标的实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回忆录、诗词、小说、电影、戏剧，其目的就是要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中树立祖国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在基层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涌现出的勤政廉政、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的典型代表是焦裕禄；在普通共产党员里涌现出的公而忘私、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典型代表是雷锋；在工人阶级中树立了王进喜、农民党员干部中树立了史来贺等战天斗地的先进典型。这些先进典型是共产党员的榜样，是共和国的脊梁。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山东省博山县北崮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因家境贫寒，他只上过四年多的小学。1941年年仅19岁的焦裕禄被日军以抗日嫌疑分子的罪名押送抚顺煤矿当苦工，1945年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武装，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区长、团县委书记。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焦裕禄被调往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翌年秋天，组织上又派他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学习成果，回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和调度科长，1962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大办粮食、大办农业的号召，党组织决定焦裕禄重返农业战线，任河南省中共尉氏县委第二书记。同年11月；在河南兰考县遭到空前特大自然灾害的关键时刻；中共开封地委又派他任中共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书记职务。
1962年的兰考，春天的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夏秋的暴雨和漫过堤岸的黄河水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这一年，兰考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内涝、风沙、盐碱煎熬着兰考人民的生命。站在县城北关的大堤上，四下看去，方圆十几里以内见不到一棵树，北风吼叫着，黄沙弥漫。风沙中，三五成群的老百姓，拖儿带女，外出讨饭，像黄沙一样被风吹开、抛散，不知流落何方……
县委大院里，机关干部连病带饿死了十几个人，公社、大队坚持在家工作的脱产干部死的病的更多……而开封地区10个县的救灾款项，仅兰考就占去了近40《Times New Roman》；兰考县银行曾经一度只剩下10块钱。整个干部队伍人心惶惶，情绪低落，士气涣散，悲观失望。正是在这个天苦地愁、粮尽弹绝的关键时刻，焦裕禄临危受命，慨然前往。他说：“感谢党组织把我派往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焦裕禄1962年11月底到达兰考，他率领兰考35万人民战天斗地的悲壮话剧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到兰考的第二天，焦裕禄就顶着风沙，骑自行车下乡了。他迫不及待地要看看兰考大地，看看这里的乡亲们。
走村串户，和队干部厮伴着边说边走边看。正是这样身临其境，才看到了灾区的严重局面。
兰考的穷，不是一般的穷，红薯片掺糠都算稀罕，坐月子生孩子的媳妇照样稀汤寡水，偎在屋门槛上的孩子，大脑袋、细腿、瘦肋巴骨，挺个水撑园的大肚子……特别是田地里，干活的人拽犁拉耙，少气无力，麦子到这时候还没种齐呢……
此情此景使焦裕禄百感交焦。兰考！从前共产党没有因为你穷就不解放你；如今，共产党同样不会因为你穷就不管你、忘记你。他默默在心里一遍遍地用毛主席的话鼓励自己，“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焦裕禄深入基层，为尽快使兰考战胜灾难，拜农民为师。他一双布鞋，一辆旧自行车，挽着裤腿，跑遍全县130个大队，内心充满了改天换地的激情。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焦裕禄常说。他在兰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