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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罗、陆、杨还有其他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相继被打倒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连同报纸上声势汹涌的大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造成到处是“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仿佛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五一六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上述词语均是毛泽东亲自批加的，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社会主义阶段已经“道不合、不相谋”了，这些老干部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认为他的许多主张无法推行，是因为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进行阻挠。加之这种思想又同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的教训联系起来，于是，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担忧。在下发五一六通知之后不久，他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全面发动，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8月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声色俱厉地指斥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月7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终于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这个精神，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以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成了典型的“一言堂”。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1100多万人次。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他们对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做“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游行、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迫害和冲击。这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人、农民中的造反派，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剧烈的派性斗争，甚至发展到武装争斗。种种越轨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干预和约束，因而整个社会很快陷于动乱之中。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对社会的这种严重混乱状况毛泽东在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他在1966年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表现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较前给社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灾难。
1967年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终于忍无可忍，挺身而出。在2月11日、16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反而被诬指为“二月逆流”，被强行压了下去。
经过29个月的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数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因为此时毛泽东逐渐发现，那些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并不是忠实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靠力量。
1969年4月1日，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为给这次大会做准备，于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正是这次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于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病逝。
党的九大，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还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是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所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指导方针上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后来他把这件事作为他一生中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建立新中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他曾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使他无法驾驭。这场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跨台，才算结束，而这时，党和人民已经历了整整10年的磨难和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剧。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了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他晚年身患重病，但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一直维持统一，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进行，而且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与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和个人魅力密不可分。
“文化大革命”是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同时也充分暴露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也反映了我们党在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方面道路的艰辛。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古今中外有哪一个政党敢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全国80《Times New Roman》以上的领导干部被“火烧”、被批斗。但是他们没有怨言，没有反抗，他们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维护党的统一。换了中国的其他任何时代，都会天下大乱，不知会有多少人举兵造反，不知要出现多少割据的诸侯。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包括许多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对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没有任何怨恨，开完批斗会，洗把脸又继续工作——他们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表明自己永远是人民的公仆。而广大人民群众也没有忘记那些曾与他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的共产党人。首都卫生系统造反派跑到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要召开所谓批判朱德、钱信忠大会，没等召集，就有数千人在当年老民兵、老抗属的带领下，手举扁担、锄头愤然高呼：“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个锅吃饭，怎能被打倒？钱部长好得很嘛，当年我们这儿大人小孩有病都是钱部长看的。”造反派见状，吓得抱头鼠窜。
当时，上海某高校有一个党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徐向前的部下，解放后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他的夫人，抗日时期曾是妇救会长，没文化，又是小脚，并大他7岁，解放初期在进城干部中兴起“换老婆”之风时，他却把自己的发妻“小脚太太”从革命老区带到上海，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这样一位老干部，学校师生中的两派，一派要打倒，一派要保，要打倒的一派每天对他批斗，另一派就把他找地方藏起来不让对方批斗。这位老干部千方百计做解释工作，不加深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坚持每天主动站出来接受批判。在党的利益、群众利益面前，我们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是放弃个人利益的。所以，很多受冤屈的老同志在群众面前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就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也是被传为美谈的。
在“四人帮”倒行逆施已引起群情激愤的1976年，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不负众望，义无反顾地拨乱反正、为亿万人民唤回了第二个春天。毛泽东曾评价叶帅“吕端大事不糊涂”。其实何止叶剑英，我们党许许多多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都是有鲜明的原则立场和浩然正气的。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就有一批共产党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