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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姑娘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说：“别叫了，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就坐在锅灶口取暖！”
万里眼睛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这天中午，万里没吃饭，他感慨万千地叹道：“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正是农民的困苦和呼声促成了万里和安徽省委的思想变革：必须向极“左”的农村政策挑战！
〖JP3〗饥饿的农民不相信空洞的许诺，唯有大地的富足才是判断历史是非曲直的唯一尺度。自此，“包产到户”的风潮开始在江淮大地涌动。
群众是那么衷心地拥护“包产到户”，而我们有些共产党人为什么视之为洪水猛兽呢？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万里陷入深深的思考。
答案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那么“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必将再一次被扼杀。
为反映挣扎在苦难深渊中的农民兄弟的心声，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让万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胆陈言，题为《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发言提纲针对“强行捆绑”式的人民公社体制，尖锐地道出了它的弊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全国来讲，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建设大寨县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容易办到的。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同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和扶持农民搞家庭副业，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允许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等。
大地在解冻。
其实，任何一场真正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变革，都不会是先知们的启示，而是人民为自身的解放而创造的。就在中央只是允许“包产到组”“大包干”的时候，第一个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小岗，像晨星一样升起在安徽凤阳的土地上。
1978年11月24日，在冬日寒风中抖瑟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一个秘密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怎么干，才能有吃的？”结论是：“只有一条道——包产到户”。于是他们就豁了出去，因为不然，也是饿死！
死亡也是动力，逼着人们作出求生的冲刺。18户农民作出了当时可能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严峻选择。
一张在皱巴巴的白纸上写的三条《保证书》轻轻摆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18户农民拥到桌前，用粗糙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上有力地摁了摁，将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摁在那16开的白纸上。
如今这“绝密文件”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向人们昭示着那特殊的时期掠过中国大地的那场急风骤雨。
“包产到户”后的情况如何呢？1980年1月10日，中共凤阳县委呈送给万里的一份针对小岗村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用详尽的数字进行了有力说明：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达132 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作物25 200斤，生猪饲养量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粮食征购超任务
3800斤，而过去的两三年中一粒未交还年年吃“返销”。
“包产到户”对小岗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剂“补药”还补强了全中国农民虚弱的身子。
万里很快开始了他的小岗之行。
省委第一书记来到了穷乡僻壤，小岗轰动了。
万里踏着泥泞挨门挨户走访。当他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见到其竟贮存着数千斤粮食，由衷地赞叹道：“呵，这回‘讨饭窝’不再饿肚子了！”
万里又走进那摁手印的18户中的带头人严宏昌家。
严宏昌向万里诉苦道：“有人说我们小岗村‘包产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
万里显然被激怒了，他庄重地回答：“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们‘拉倒车’，‘挖墙脚’，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万里给你打好了……”
人们这才放下心来。
曾希圣和万里都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他们的“为民请愿”，个人结局完全不同，一个被免职调离，一个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他们的身上，都闪烁着共产党人党性的光辉。他们无愧是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的代表。他们那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同样为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楷模。
曾希圣和万里的例子还说明，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说到底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感情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做官”看重的是自己的提升，于是，只重视上级的赏识，只看重于上级看得见的“政绩”，而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并不关心。也就是说，不能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因此，对人民群众有没有感情，是能否做到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我们考察和判断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第四节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大变革，把改革、开放并列提到了首位，其实改革和开放是两个概念。改革是制度的创新，是建立创新的经济体制；开放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建立开放型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相互联系、相互推进。开放，引进来的市场经济的种种规则、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不断冲击着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加速了它的瓦解。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它推动了改革，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不断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为开放创造更好的环境。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开放。
然而，中国的开放之路是非常曲折的。
开放前的中国为封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始终是紧闭着的，这里有主观的原因，更多的是客观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封锁我国；从60年代起由于意识形态问题，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迫使我们不得不闭关锁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蔡政”（即财政部写作组）的文章，宣扬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这八个字使当时的国人很自豪了一阵子。多年来，不借外债，尤其不向西方国家借债，就成了一条原则。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算），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Times New Roman》，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Times New Roman》（1980年《中国统计摘要》），而这点进出口额，其贸易对象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上没有西方国家的商品，图书馆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期刊，工厂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同西方国家基本没有科技文化交流。除了领导人出访以外，普通人是不能走出国门的。
封闭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195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Times New Roman》，到1980年下降到25《Times New Roman》；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Times New Roman》；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Times New Roman》，居第12位，1980年下降到075《Times New Roman》，居第32位。这就是封闭的代价。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思想中形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总以为从国外来的人会是资本主义派遣的“特务”，会盗窃我国的政治经济情报等。
中国还是夜郎大国，因多数人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总以为国外的劳动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中国人宣传马列主义去“解放”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这些今天看起来“幼稚可笑”的说法，当年存在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中。
当时的中国，处处会遇到封闭观念的掣肘。
一个闭关锁国的中国，如何走好对外开放的第一步呢？
1978年盛夏，混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偷渡浪潮在这里激烈地涌动。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
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至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
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外逃人员46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这条路线更为艰险。
就在这个盛夏，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人们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被塞进卡车，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1978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挣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2000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两贡生产队的林美兴逃到香港不久就寄回3000元港币。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就是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100元侨汇券可以优待购买30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的肖全珍7月份收到9000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月10日就用4500元买了450公斤粮食、335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解决偷渡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习仲勋了解到，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香港属开放型的大都市，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而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当地的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尽快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人往富裕方面的流动靠堵是堵不住的。
习仲勋的想法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1978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代表团走访了5国的15个城市，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谷牧一行汇报。汇报内容，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我国已很落后，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二是西欧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是国际经济运行有很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外资等，我们可以采用。谷牧的汇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四化”建设务虚会，研究国外的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又讲了西欧考察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务虚会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讨论，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这些思想后来都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
早在1978年4月，由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经过考察，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1978年6月3日，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宝安、珠海积极行动。行动最快的要算香港招商局。这个机械厂是李鸿章在1872年创办的，新中国成立后，是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对建立加工区提出了具体设想。李先念收到后立即与谷牧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