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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至1983年开展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成果，证明中共中央对这一时期的腐败频度的估价是正确的。证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腐败现象的多发期。1983年7月25日至2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委员座谈会，中央纪委书记韩光在会上报告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情况。他介绍了自1982年1月至1983年4月底，全国已揭露并依据党纪国法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案件情况，披露案值的单位是“10万元”“万元”，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使用的单位是“百”或“千”，很少使用“万”。韩光报告中涉案万元以上的是7000多人，1963年11月8日的中央监察委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报告中说，一年来涉及的万元以上的投机倒把案件仅1000多件。这些仅是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的查办情况，没有包括腐败现象的其他方面。事实上，已经发生的腐败现象规模要比经济领域里的犯罪规模大得多。可以肯定地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腐败频度呈现迅猛上升的态势。
从1978年至1983年，中央基本上没有使用“腐败”这个词汇，这与那时的腐败频度没有引起中央高层的严重关注有关。当时中央只是认为：“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属于“干部特殊化”“党性不纯”“不正之风”和“党风不正”等。中央在1983年10月11日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将这类现象概括为“不正之风和腐朽现象”。1985年4月17日，中央纪委同意并批转的国家旅游局关于严格禁止陪同人员收取小费和其他报酬的通知，出现“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语段，比较鲜明地提出了“腐败”一词。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反腐败的任务：“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198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将违规购买或更换小汽车、经商谋利、请客送礼、讲排场、乱摊派被称为腐败现象，要求“切实改进机关作风，清除一切腐败现象。”中央文件中正式使用“腐败现象”一词，这不是仅仅涉及一个概念的使用问题，而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和发展，反映了中共中央对这一时期腐败频度不断上升情况的认识。党内的不良情况，已经不是由不正之风所能涵盖和包括的，而是比不正之风更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整党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整党历时3年半，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总的来说，全党在上述4个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但此时党内却出现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一些腐败案件涉及高级领导干部，因而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例如1987年5月30日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原江西省长倪献策等，其违法乱纪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的行为可追溯到1983年3月。当时他开始为一有夫之妇提职提薪、入党、出国“考察”，同时为其亲属谋取私利，包庇走私等。1986年9月19日中央查办了安徽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洪清源发生于1985年的受贿案件。据资料显示，1985至1986两年间共查处违法的省军级干部达74人。这些与后来的卷入腐败案的高级领导干部相比，无论从数量还是强度都相对较小。所以说，这一时期的腐败频度处于缓慢上升的状态。
虽然，此时的腐败频度没有呈现奔腾式上升的状态，但已经发出了值得警醒的信号。对此，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警惕。陈云在1985年6月25日的全国端正党风工作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说：“去年第四季度那些歪风（指党政机关经商）刮起时，不少的共产党员，有些是老党员、老干部也被卷进去了，对这件事我们必须引起警惕。”1985年9月24日，他又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坚持了上述看法：“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指资产阶段思想和作风的侵蚀）没有警惕。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1984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ZW（〗陈云：《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53—854页。〖ZW）〗
从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情况来看，1984年至1986年间，经济犯罪案件与其他腐败案件逐年增多。据统计，1984年全国检查机关共受理各种经济犯罪案件43万余件，立案侦查22万余件，其中大案要案2100余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逮捕14万余人，起诉15万余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00万件次。1985年立案侦察的经济犯罪案件28万余件，比1984年增加近30《Times New Roman》；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68亿余元，比1984年增加近2倍；决定逮捕各类经济犯罪分子17万余人，立案侦察的大案要案6200多件，是1984年的3倍。198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81 591件，比1985年增长54《Times New Roman》；立案侦查49 557件，比1985年增长43倍；结案49 533件，比1985年增长90《Times New Roman》。通过办案，追缴赃款及赃物价值8亿元，超过了前7年的总和。其中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700多件。
腐败频度一再上升的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担心。1986年1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完成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讲的“争取五年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可能实现不了。“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10年的努力不行。”就是“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10年，”才能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认为，用一般的手段遏制腐败成效不大，必须用高压政策，对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腐败
分子施以重刑。他严厉地说：“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处死刑？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目前腐败处于高频状态，已使“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表现我们的决心”。〖ZW（〗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ZW）〗
3年整党之后，腐败频度怎样呢？整党结束一个月后，中央纪委发出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的决定，认为，“近年来，在我们对外经济活动中，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世界司空见惯的受贿、索贿的丑恶行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滋长蔓延。此种状况，已引起党内外、国内外的强烈不满。3年整党，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频度的上升趋势，但并没有彻底解决腐败问题。1982年至1986年的腐败频度经过缓慢上升期，渐次积累，1987年以后，腐败频度进入一个更高的区位。到1988年3月20日，中央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乔石指出：“确有少数党员，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对此，群众议论多、意见大。他列举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如假公济私、贪污浪费、索贿受贿等。9月29日，他在中央纪委第三次会议上说，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现象相当普遍。
1987年之后，腐败频度进入上升渠道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全民经商”，仿佛一夜之间冒出千千万万个大小公司。有一个相声戏说：到饭店一落座，10个人有8个人是经理，剩下2个人，一个是副经理，另一个是经理助理。很多官员带职带薪“下海”经商，被群众称为“官倒”，一些投机分子拎只皮包、印张名片就自称是“经理”，群众称其为“皮包公司”的“倒爷”。这些“官倒”和“倒爷”有的利用手中的权力，有的投机寻租，钻国家政策的空子，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严重关注。1988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描述了当时经济秩序的状况：近几年来，全国成立了一大批新的公司，在生产、领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公司政企不分，官商不分，转手买卖，牟取暴利，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正是由于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加之敌对势力利用了群众和部分知识分子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不满情绪，并使之激化和尖锐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政治风波。
第六节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门的敞开，各种信息大量涌进，西方文化加速传播，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中国人来说，真有点儿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又受到几十年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中国，西方大潮如此急剧涌进，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回应。
最初的回应是矫枉过正，过分崇尚西方，盲目接受西方。在青年人中间，从服装到发型，从生活方式到行为规范，都以模仿西方为时髦。
此次西方大潮涌入中国有着独特的国际背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在遭遇空前的大挑战，而资本主义世界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兴旺时期，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促使人们在观念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弹，由过去称为“水深火热”“罪恶深重”的西方世界到对西方的崇拜达到了近代少有的程度。真有点儿如鲁迅笔下所批判的“认为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勇敢正视所犯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错误，并公开支持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使党内外的思想生动活跃起来。但有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失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最典型的是北京1978年底出现并越来越露骨的北京西单“民主墙”，一些人耸人听闻地喊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有人甚至提出要“美国的卡特政府来治理中国”。他们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等。而在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错误时，思想也发生动摇，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非但不制止，反而给以某种程度的支持，使这种“民主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针对这种危险的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方式作出了反应。他在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在1982年写入了中国的宪法。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该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10年斗争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
邓小平在详细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置于首位的观点后，阐明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驳斥了那些“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经验。他说，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各国人民在资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是必须继承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的颓废的东西。”
〖JP＋1〗由于在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官员开始利用价格的“双轨”制搞“权力寻租”，被群众称为“官倒”的腐败现象开始滋生。整个中国，不满的情绪在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