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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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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330
　　　　143
　　　　39
　　　　厄瓜多尔
　　　　454
　　　　327
　　　　319
　　　　…135
　　　　40
　　　　巴西
　　　　467
　　　　351
　　　　296
　　　　…171
　　　　41
　　　　埃及
　　　　112
　　　　175
　　　　284
　　　　172
　　　　42
　　　　哥伦比亚
　　　　327
　　　　271
　　　　273
　　　　…054
　　　　43
　　　　乌干达
　　　　067
　　　　327
　　　　271
　　　　204
　　　　44
　　　　菲律宾
　　　　104
　　　　196
　　　　269
　　　　165
　　　　45
　　　　印度尼西亚
　　　　020
　　　　057
　　　　265
　　　　245
　　　　46
　　　　印度
　　　　367
　　　　289
　　　　263
　　　　…104
　　　　47
　　　　俄罗斯（苏联）
　　　　513
　　　　327
　　　　258
　　　　…255
　　　　48
　　　　委内瑞拉
　　　　319
　　　　250
　　　　250
　　　　…069
　　　　49
　　　　喀麦隆
　　　　459
　　　　343
　　　　246
　　　　…213
　　　　50
　　　　中国
　　　　513
　　　　473
　　　　243
　　　　…270
　　　　51
　　　　孟加拉国
　　　　078
　　　　000
　　　　229
　　　　151
　　　　52
　　　　肯尼亚
　　　　327
　　　　160
　　　　221
　　　　…106
　　　　53
　　　　巴基斯坦
　　　　152
　　　　190
　　　　100
　　　　…052
　　　　54
　　　　尼日利亚
　　　　099
　　　　063
　　　　069
　　　　…030
　　　　平均
　　　　530
　　　　528
　　　　535
　　　　005
　　　　数据来源：透明国际（德国）。
　　　　根据清廉指数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可以将表中所列国家（地区）分为4类：
　　　　（1）比较廉洁的国家（地区）：清廉指数在80—10之间。
　　　　腐败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廉清指数在80—10之间的国家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腐败，制度建设比较完善，不存在大量的腐败机会，腐败只是少数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这类国家主要是那些市场经济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表1中的前13个国家都属于比较廉洁的国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欧的高福利国家，例如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等，基本上一直处于清廉指数排名的前列。亚洲的新加坡也属于这类国家。
　　　　（2）轻微腐败国家（地区）：清廉指数在50—80之间。
　　　　这些国家总的来说清廉状况比较好，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例如在美国，政党选举和政府采购领域中的腐败仍然比较严重。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都比较完善，并不构成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而且能够及时、公开地揭露并有效地打击腐败。这类国家主要是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例如美国、日本、法国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地区），例如南非、波兰、捷克、马来西亚、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经过多年的反腐败努力，也步入了这一类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3）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地区）：清廉指数在25—50之间。
　　　　总体来说这些国家的腐败状况比较严重，由于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发生着急剧的重大变革，存在着大量的腐败机会，腐败问题已经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这类国家主要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包括阿根廷、泰国、墨西哥、巴西、中国、印度等。
　　　　（4）极端腐败的国家（地区）：清廉指数在0—25之间。
　　　　这类国家中大部分的政治制度都是十分腐败的，政府在反腐败方面基本上无所作为，腐败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这类国家的清廉指数最近五年始终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基本上没有改善，少数国家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这类国家主要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人均收入极低的国家，以及处于转型最困难阶段的国家。
　　　　除透明国际清廉指数（CPI）外，还有透明国际行贿指数（BPI）（参见表3）、世界银行控制腐败指标、全球竞争力报告（GCP）指标、世界竞争力年鉴（WCY）指标等，都是衡量腐败程度的指标。按照这些指标，同样可以得出中国20世纪90年代腐败频度较高的结论。
　　　　表3透明国际行贿指数（BPI）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1999）
　　　　排名
　　　　国家（地区）
　　　　行贿指数
　　　　1
　　　　瑞典
　　　　83
　　　　2
　　　　澳大利亚
　　　　81
　　　　3
　　　　加拿大
　　　　81
　　　　4
　　　　奥地利
　　　　78
　　　　5
　　　　瑞士
　　　　77
　　　　6
　　　　荷兰
　　　　74
　　　　7
　　　　英国
　　　　72
　　　　8
　　　　比利时
　　　　68
　　　　9
　　　　德国
　　　　62
　　　　10
　　　　美国
　　　　62
　　　　排名
　　　　国家（地区）
　　　　行贿指数
　　　　11
　　　　新加坡
　　　　57
　　　　12
　　　　西班牙
　　　　53
　　　　13
　　　　法国
　　　　52
　　　　14
　　　　日本
　　　　51
　　　　15
　　　　马来西亚
　　　　39
　　　　16
　　　　意大利
　　　　37
　　　　17
　　　　中国台湾
　　　　35
　　　　18
　　　　韩国
　　　　34
　　　　19
　　　　中国（包括香港）
　　　　31
　　　　如果说清廉指数主要考察的是一国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受贿状况的话，那么，行贿指数主要反映了一国（地区）的出口企业在国外行贿的意愿。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界上19个出口大国之中，北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出口企业在海外行贿的意愿比较轻，美国和日本居中，东亚国家（地区）比较低，中国（包括香港）的行贿现象是最严重的。
　　　　国际上，一些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腐败频度也有所研究。英国学者斯蒂芬？莫尔在1997年出版的《权力与腐败》一书中说：近几年来，“中国人看到了物质和财富的好处，腐败也变得甚嚣尘上。总检察长张思卿承认，执法人员每年处理近20万件腐败诉讼”。美国新泽西拉马波学院的学者宫婷说：“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范围的拓展，人们亲眼目睹了腐败向经济领域的扩展”。他在《90年代中国腐败的形式和特征：带有连续性的变迁》一文中，具体地概括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贸易中的腐败，考察了一些国营企业家的腐败等，认为中国的腐败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2000年8月，一部名为《生死抉择》的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国内票房收入超过同期所有进口的“美国大片”。该片如此吸引观众，是因为成功地塑造了一身正气，清正廉洁，勇斗邪恶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反映了广大民众坚决支持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强烈愿望。
　　　　对于腐败的危害，中共历代领导集体都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的“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的论断尽人皆知。邓小平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说：“腐败会葬送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总书记说：“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等。腐败问题连当年的蒋介石也是有切肤之痛的，在他败逃台湾的前一年，曾在演讲中怒斥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他哀叹道：“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而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流露出对共产党的欣赏。他要求国民党官员们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他称赞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
　　　　对于反腐败斗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表现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厦门“远华”走私案发生后，丑闻因故被隐瞒了数月，当江泽民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极为震怒。而当他听中央纪委的领导汇报后说，这些人的“后台”很硬，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们的后台”。江泽民同志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在查处这一案件中，朱镕基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免于处罚。中央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一口装我自己。”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对“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警告还半信半疑的话，而今天则成了国人的共识和忧虑。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腐败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不是党内的反对派，而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在苏联亡党亡国已过去16年的今天，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普京的话千真万确。原苏共党内的腐败层由于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甚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心地去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是要通过改变国家制度在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成克杰、胡长清”们就不会担心再会被中央纪委“双规”，所贪贿的不义之财就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事实上，苏联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正是苏联的贪官污吏。剧变后，他们仍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不再称“同志”，而是名正言顺的“老板”，昔日的权贵摇身一变成了今日的新贵。
　　　　中国的有识之士甚至普通百姓从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的现实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腐败是导致中国亡党亡国的最大潜在危险，因而无不恨之入骨。湛江特大走私案曝光后，当地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个个都杀，会有冤枉的；隔一杀一，会有漏网的。”话虽偏激，但反映出民众对个别掌权官员的不信任和失望。官员是党的化身和政权的化身，对官员的失望，就是对党和政府的失望。
　　　　腐败的猖獗，使党中央震怒了。江泽民同志坚决表示：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管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中，查处的大案要案之多，惩处犯罪干部级别之高，都可列入共和国50余年历史之最。
　　　　据统计，从1993年至1997年3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86万多件，结案6339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32万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2万多人，地厅级以上1600余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0多亿元。
　　　　《思想理论动态》2004年第6期报道“五年因腐败倒下的党员干部人数超过三大战役的总和。”根据中央纪委提供的数据，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开除党籍的有137　711人，三大战役我军阵亡　46　993　人，是三大战役的近3倍；5年来因腐败受纪律处分的　708　439　人，三大战役受伤人数183　624人，是三大战役的4倍；5年来处分县处级干部28　996人（开除党籍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级干部98人，特别是查处了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同时，一些实权人物也纷纷落马。中国红塔集团的头头褚时健，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0年，中国处决的贪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为共和国半个世纪以来所仅有，因此有人称这一年为“鬼”年。
　　　　2月26日，侵吞三峡移民款上千万元的黄发祥第一个在重庆伏法。3月8日，巨贪胡长清在江西南昌被处决。5月，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被执行死刑。“陕西第一贪”周长青和“甘肃第一贪”徐光明也走上不归路。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北京被枪决，他是迄今为止被处决的级别最高的贪官。9月18日，贵州巨贪许杰、杜建生被判死刑。10月8日，“延安第一贪”刘小兵被处死刑。10月12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高佩义被处死刑。10月13日，“广东第一贪”谢鹤亭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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