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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翰则出身于湖南衡阳的豪绅家庭，世代为官。但他少年时代就同情家里的轿夫、女佣这些受压迫的所谓“下人”，后来他成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牺牲时只有28岁。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便是他的就义诗。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兄弟5人都投身革命，先后为革命英勇捐躯。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出身富农，在4个人里，他的“成分”还是最低的。众所周知，毛泽东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
上述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出身书生却没有迂腐之气，家境优裕，却无纨绔作风，身为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相反，那些从贫苦家庭走出的某些贪官却为了能够飞黄腾达，背叛了本阶级，从贪婪走向毁灭，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位长期从事人类行为科学研究的权威——多尔尼克博士认为：长时间由于物质的缺乏和人格的缺失，会导致物质和精神的过分追求，这种追求一旦超过了道德的约束力，就会产生犯罪。于连是如此，那些中国的“于连”式人物也是如此。要知道正确的追求通向过分的追求，会潜移默化，有时天堂和地狱仅一步之遥。
历史无情，然而历史最公正。一个人无论有着怎样辉煌的历史，心灵若是被蛀蚀了，他的肉体就会走向反面。一个人生命中的理智如果不能战胜情欲，那么，内体中的邪念就会把你带到一个荒唐的境界。人生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应该将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揪出一个，牵出一串
《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披露：兰州“首富”张国芳，浙江东阳人。涉嫌虚假注册中外合资公司——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骗逃关税等，2004年5月，被有关部门执行强制措施。张国芳在2003年曾以95亿元资产跻身胡润中国富豪榜。
从张国芳第一块骨牌倒下，先后8名与张国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相继落马，按媒体的说法，张国芳问题迅速呈“多米诺骨牌”效应蔓延开来。
在张国芳的财富轨迹中，起点是建设位于兰州市中心的国芳百盛商场。1998年4月，张国芳低价拿到了兰州市中心地带东方红广场的公益用地。而兰州市政府的初衷是，在这里建设一座国际博览中心，作为兰洽会一个永久性主会场使用。但为何公益用地变成了张国芳的商业用地呢？中央纪委开始调查后，这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据一位浙江商会的老板说，张国芳本人看起来比较低调，生活俭朴。在同行的民企老板中，一直就有人认为，张之所以能够把企业做大，关键是后面有人，张也曾私下说过，每年用于联络政界的“灰色消费”有500万元之多。
之后，中央纪委的调查，证实了张国芳的“灰色消费”确有此事。
张国芳案发后，率先倒台的是主管城建、环保的兰州市副市长杨在溪，杨在张国芳低价取得东方红广场的公益用地问题上起关键作用。
接下来，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贾仲瑚被有关部门批捕，原因是贾在1996年取得安宁区农业用地建设黄河药市期间与相关领导存在权钱交易。
随后，兰州市委秘书长殷吉平，兰州市安宁区委书记张强双双被“双规”。殷吉平曾担任兰州市规划局局长，张强曾是兰州市市委书记王军的秘书。
随着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贾仲瑚的案件的调查深入，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的受贿问题浮出水面。
戏剧性的发展是，张玉舜曾因举报王军和杨在溪的问题时，涉及张国芳和贾仲瑚两个行贿人，而这两个人都供认也向张玉舜行过贿。举报人也是“案中人”，2004年10月，张玉舜被“双规”，之后被批捕。
张玉舜之后，兰州市建委副主任梁鸿宾、市发改委工业交通处副处长魏国真也被查处。
为稳定局面，2004年9月，兰州市委特别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市委书记王军在会上讲到，部分干部跌倒了，但大多数干部还是勤政廉洁的，尽职尽责的。并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大家不必心忧。
随后，局面稍稳，仅仅两个多月后，2004年11月30日，兰州市内各级报刊纷纷刊登消息：
经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免去王军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一个月后，兰州市再度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张志银不再担任兰州市市长职务，并免去其中共兰州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至此，张国芳一案，引出另一贾仲瑚案。同时，引发兰州市一场“大地震”：市委书记、前后两任市长、副市长、市委秘书长、建委副主任、市发改委工业交通处副处长、安宁区委书记等8名政府官员相继落马。
在南国羊城，广州市工商局一起知法犯法，以权谋私的案件同样具有“揪出一个，牵出一串”的“窝案”典型。
2003年6月25日，广州市工商局下属分局经济检查科一个叫皮建清的科长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皮建清承认自己在处理本公司违法经营案件中，曾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林某所送人民币3万元。
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在调查人员拔出皮建清这棵萝卜之后，经过深挖细查，皮建清所在分局原副局长陈长安利用职务之便，收贿75万元的违法问题很快水落石出。
调查人员乘胜追击，在政策感召下，该分局局长胡志友主动到市纪委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之便，收贿9万元的事实。
在调查人员进行紧张调查的同时，举报市工商局经检分局原党委书记彭国喜和番禺分局局长黄志荣的严重经济问题的来信接踵而来，在掌握重要线索的情况下，对他们分别“双规”，后查证落实，前者受贿80多万元，后者受贿150多万元。
上行下效，番禺分局化龙工商所原所长冼坤荣也多次收受案件当事人钱物。
至此，以区区3万元的案件查出涉案9人、涉案受贿资金近300万元的“窝案”尘埃落定。这种近年来在行政执法机关尤其是是基层执法人员执法犯法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基层部门利用执法手段搞“创收”、办“福利”，由于单位“奖金”高、“待遇”好，一些领导在群众中“威信”高，对外的形象是“团结”好，实质是“团结起来搞腐败”。
关于“团结起来搞腐败”，湖北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案是个典型。涉案200多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45人，移送司法机关20人，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仅孙楚寅本人收受贿赂就高达500多万元。孙当了13年书记，多年培植了党羽，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结合、权势和利益勾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团伙，此案涉及一把手12人，市直一把手19人。孙在班子里没有对立面，而且在群众中政声不错。2002年他是省人大、政协候选人，得票数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团结起来搞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的一大特点，在形成“腐败氛围”的条件下，官员们可以相互攀比，肆无忌惮搞贪污、受贿比赛。
据《大河报》原引《新世纪周刊》的报道：2005年以来，四川乐山官场发生了不小的“地震”，因为接受福布斯富豪王德军的贿赂，乐山已有数10名官员被查处。先是2004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被“双规”，到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因受贿而受审，再到乐山原市委副书记袁俊维、市民委原主任刘羽成被逮捕，直至乐山市政协原秘书长张大常被批捕。到11月底，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德玉被刑拘。在这些落马的政府官员的“受贿单”上，都记录着一个共同的行贿者的名字——乐山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王德军。
非法侵占国有资产，行贿各路官员的王德军，年仅40岁，泥瓦匠出身，短短10多年，靠非法手段竟将个人财富滚至近1亿美元，成为2004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7位的水电大亨。
王德军迅速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贪官叔父做靠山。据乐山市检察院证实，王德军是2003年被执行死刑的原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的远房侄儿。那个副市长在位时，王德军曾帮其洗黑钱至少300万元。自此王德军已开始进入检察院的视线。
2002年11月，王德军为了非法侵吞高达46亿元的犍为县电力公司的国有资产，向犍为县前县委书记田玉飞行贿1500万元现金及房产和轿车，后因想高升乐山市组织部长一职，竟拿550万元巨款去省里打点，被纪检部门发现，因此东窗事发。在向田玉飞行贿的同时，王德军还用金钱先后将犍为县副县长杨国友、乐山市委原副书记袁俊维、乐山市民委原主任刘羽成以及手握实权的一般干部数10名拉下了水，这一窝案还最后牵出四川省原人大副主任陈德玉。陈德玉曾在1992年担任乐山市委书记，2003年进入人大，事发后被刑拘。自此，这一典型的“窝案”画上了句号。
以上这种“窝案”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呢？
其一，是政治生态环境问题。
比如辽宁的“慕马大案”，从1999年7月到2001年10月，涉及此案的沈阳市官员达到122人，其中已有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人员中，副省级干部1人，副市级干部4人，正局级干部11人，副局级干部7人；收缴和扣押赃款、非法所得达2亿多人民币。
辽宁省有关媒体说“慕马大案”最后落实的违法违纪的沈阳市处级以上官员高达400多人。
从一些调查资料看，这些贪官们早已连成了网，形成了片，千丝万缕，盘根错节。如果你还想在沈阳的官场混，你就没有办法不送钱，也没有办法不收钱。如果你违反这里的潜规则，你的命运最终会被这个体系排除在外，你就成了“另类”，“升官发财”就没有你的份。
一度，沈阳市党政干部中送礼成风，如老慕出国出差、生病住院、自己和家人过生日，都有人送“红包”，马向东自当上副市长后，也频频收受下级“红包”，据马交代，一个春节下来，往往有数10万元人民币的“进账”。
在这里，对上送，对下收，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模式。数额从数千元到数十万元，币种从人民币到美元、澳元、港币等，办事送“红包”“感谢”，不办事送“红包”，美其名曰“联络感情”。
就是在沈阳这样的重灾区，也有不信邪、不随波逐流的共产党员，前任锦州市市委书记张鸣歧就是其中之一。张鸣歧在沈阳市时，和马向东一起竞争沈阳市副市长，由于不懂“为官之道”，不适应“沈阳政治生态”，结果竞争败于马向东，后到锦州市担任市委书记。1994年7月14日，锦州突发洪水，张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先士卒，指挥抗洪，不幸被洪水卷走。直到7月16日，群众才找到这位市委书记的遗体。洪水退后，锦州地区受灾群众无一伤亡，张鸣歧书记却牺牲在抗洪抢险的领导岗位上。至今，无论是沈阳还是锦州的老百姓，对这位刚正不阿的公仆式干部仍深深的怀念和惋惜。
张鸣歧常说：在生与死之间，即便是有万分之一生的希望，那也首先让给人民群众，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的风格。因而，在关键时刻，他总是作出舍生忘死为人民的壮举。
早在1992年6月6日，辽中县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罪犯王国新穷凶极恶，连续残杀无辜百姓多人。当时刚刚担任该市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的张鸣歧接到报案后，和公安局长等火速赶往现场，为便于指挥，张鸣歧竟蹲在离犯罪分子仅10多米的矮墙后，随时都会发生危险。秘书等人多次劝他离远一些，他却生气地说：“别管我，首先要考虑的是干警们的安全。”
在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危难时刻，张鸣歧总是最早赶到现场，冲在最前面。关键时刻，他既是一名果断的指挥员，又是一名勇敢的战士。
张鸣歧为保护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却留下了他那共产党人特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的公仆精神。
其二，对“一把手”的监督缺失问题。
从引人注目的黑龙江“马德案”说起。案件中，共有260多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黑龙江省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一把手”就有50多人，卷入人数达50《Times New Roman》以上。加之牵涉到田凤山、韩桂芝等众多高官，所以说可称“马德案”是中国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马德自1993年10月至2002年2月，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副专员、中共绥化市委书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