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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装着阿里人民的援藏干部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受国家抽调，赴西藏工作。此时，他并非不知道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的艰苦，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生活艰苦，更远离自己的家人和亲人。然而，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到1993年4月4日，孔繁森已先后两次进藏在高原工作了6年，本可以东进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然而，他却选择了告别拉萨到条件更恶劣的阿里，去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行前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在西藏该吃的苦都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山东一定进步得更快。但他仍毅然坐上越野车向西疾驶而去。
阿里地广人稀，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6万多，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他一边输液，一边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体重减轻了14公斤，就在这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他早已把生与死置之度外，早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区生产总值比1993年增长375《Times New Roman》。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孔繁森在工作上超负荷运转，在生活上却极其节俭，穿的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他把节约下来的钱都花在了藏族同胞的身上，他在西藏工作10年间，几乎没有往家寄过钱。为此，他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
令人痛惜的意外发生在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考察工作的途中不幸殉职，时年50岁，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元6角；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祖国最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立起共产党人不朽的丰碑。
在三湘大地至今流传着一首歌颂一位普通的苗族共产党员的歌曲；名叫《楷模》，歌词是：
老百姓忘不了你呀，龙清秀，你是公仆的好楷模！一片赤诚心，不负党重托；足迹遍三湘，四水常奔波。呕心沥血为人民，汗浸血染也是歌。
这位苗族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名叫龙清秀。
龙清秀生前担任湖南省计委以工代赈办公室主任，湖南省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去世时，年仅53岁。
2001年2月15日，湖南长沙。龙清秀遗体告别仪式原定上午9时50分开始，可是从早上7时30分，吊唁的人群就已陆续涌来。数百名湖南老少边穷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自发赶到省城参加告别仪式。原定两三百人规模的告别仪式很快达到千人以上。就像是告别自己最亲的人一样，一千多人在告别仪式上悲痛得泣声一片。以工代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关怀。1985年龙清秀开始负责这项工作，15年来，由他经手的国家的钱财共有27亿多元，这批钱财投向哪里就意味着哪里的福利和发展，这是党交给她的权力。龙清秀完全有条件通过这个权力为个人谋利益，但这个多病的女共产党员却有着金子般的心。她常说：有的人为了钱，最后身败名裂，不值得。守得住清廉，心里踏实。由于原则性太强，龙清秀落下了“不近人情”的名声。
龙清秀每年经手上亿元的各种资金，下乡看项目，搞调研，却不让基层招待，只吃酸菜米饭，住最简单的接待站，她拖着病弱的身体，常年奔波于贫穷山区，给那里的老百姓送去党的温暖，直到患乳腺癌晚期，才住进医院。去世前，她把住院期间推辞不掉的6000元礼金，全部交给党组织，转交“三湘”贫困地区的学校，做到了一尘不染。
为了表彰龙清秀为贫困地区人民作出的贡献，人事部、原国家计委于2001年6月25日追授她为“模范公务员”荣誉称号，并号召全国广大公务员向龙清秀同志学习。
“当官的捞好处，那不是共产党的章法，是共产党的干部，得按党的规矩来。”这是吉林省原水利厅厅长，党组书记汪洋湖铿锵的肺腑之言。
汪洋湖24岁就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先后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1993年调水利厅，先后担任副厅长、厅长，在时下一些人看，他有很多“发财”的条件和机会，但是，他始终坚守一个共产党人的“道”，把手中的权力看做是为人民谋利的工具，而不是用来为个人谋利益的商品。在他主持工作期间，省水利厅对所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全部“阳光”操作，实行招投标制，不搞暗箱操作，不上人情工程，他本人从未指定过一个承包商，从未写过一次条子或者暗示过任何人。更不要说从中谋取钱财，因而，所有建设项目经验收全部为全优工程。
汪洋湖“拒收礼，永不沾”是出了名的，因而有人说他“不近人情”。
可汪洋湖说：堤溃蚁穴，这个口子开不得。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就会越收越多，时间长了，就陷进去了。一些领导干部最后掉到钱堆里不能自拔，不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吗？意志力不强，投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一刀切死。有情不在礼，我欣赏“君子之交淡如水”。
汪洋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和亲属的要求也非常“苛刻”。他对老伴儿温淑琴的要求就是三句话：不参政，不收礼、不特殊。温淑琴在省水利厅下属单位的卫生所工作，直到退休前还是一名普通护士。由于家离单位远，她每天上下班都要走40分钟的路，但她从来没有搭乘过汪洋湖的专车，有时汪洋湖早上到这个下属单位检查工作，她本可以顺路搭车，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
汪洋湖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父母双亲长年患病，孩子们的工作也安排得不理想，有些人问他：“汪厅长，你当那么大的官，家里这样清贫，你不觉得亏吗？”汪洋湖笑了：“亏什么？问心无愧。”
像孔繁森、龙清秀、汪洋湖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党的领导干部，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以高尚的人格，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风采，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
第二节 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沦丧
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用铁锤砸死同班4名同学，尸体放入大衣柜后逃窜，后被警方逮捕判处死刑。这一案件在全国各界引起极大社会反响。新华社驻云南记者为此前往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财贸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学校采访，先后与30名在校大学生座谈。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在物质利益和网络世界等多方诱惑下，迷茫、消极、颓废的情绪时时侵袭着当代的大学生们。
记者在与30多个大学生座谈时提问：请你用一个词描述和评价你的大学生活？回答最多的词是“茫然”和“颓废”。跨过高考门槛的大学生，生活失去了终极目标，评判是非和个人能力也不再是分数这个唯一的标准，缺乏引导的他们除了迷茫还能是什么？
下面是记者和他们的交流：
记者：你信仰什么？大学中的公共政治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对你有影响和帮助吗？
学生A：我没有信仰。公共政治课更多的意义谈不上，只是为了拿学分和应付以后的公务员、研究生入学考试，也许会从中知道一些经济学、国家政策、政府机构设置等方面的知识，对于以后工作会有所帮助，但这些课程实际上解决不了我思想上的任何问题，更不可能产生信仰。
学生B：没有信仰。公共政治课学生完全是冲着教师去的，如果这个教师幽默、风趣，就会有很多学生去听，各个学校“名嘴”的课不是堂堂爆满吗？如果教师讲课不行，坐在教室里也是各干各的，少有人听课。即使是“名嘴”讲课，我想大多数同学只是去找轻松，笑过之后就忘了，有什么影响？
学生C反问记者：你有信仰吗？现在谁有信仰？教公共政治课的教师有信仰吗？凭什么要我们有信仰？现在只有90岁的人有信仰！
在倾心交谈中，记者居然很少听到这些大学生回答有信仰。之后记者混在学生中，在昆明某大学上了一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50《Times New Roman》以上的学生没有认真听课，看专业课本，看报纸、剪指甲、发短信……高校的公共政治课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信仰蕴涵着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信仰危机不仅存在于高校，而且广泛存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阶层的人群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信仰严重缺失的危机。“现在只有90岁的人有信仰！”这句出自当代大学生的话确实发人深省。
关于信仰缺失问题记者采访了云南某大学一位法学教授：许多大学生坦言没有信仰，怎样培养大学生的信仰和理想？
法学教授如是说：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快速的、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生活中大部分事情是不可预料的。上一代人所处的社会生活状态是基本平衡、连续的变化过程，可预料得见自己几年，几十年后的生活历程。但现在大学生很难预料和把握自己在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对社会判断、评判都会产生相对性观念，而没有一个“终极”的概念。人生变成了每一天、每一件具体的事情。找到恋人，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每一件眼前能把握的事情就成了生活的全部，一旦失恋、就业受挫，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于是就走了绝路。把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甚至将一个人起码的良心都丢失了。
从云南边远地区贫困家庭走出的马加爵能考上大学，不可谓不是人才。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学生，因为极度自卑，导致心灵脆弱到经受不起一点挫折，受到别人一点嘲讽就认为是别人伤害他。并最终因为一点口角便道德失控，举起了铁锤砸向同窗室友，自己也走向了毁灭。
无独有偶，被誉为“诗歌王子”的年青诗人海子（学名查海生），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安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当地有名的“神童”，15岁考上北大哲学系，23岁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出版多本诗集，可是他却于1989年3月26日下午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终年整整25岁。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失恋，其女友的父母对其出身贫穷表现鄙夷之情，说海子是个一穷二白的诗人，除了写诗，不会有什么前途。一个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他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辜负了国家和亲人的期望。他在自杀前曾写给姐姐一首诗：
〖JZ（Z〗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
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海子《日记》
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竟然选择自戕，竟然心灵荒漠得只有戈壁，竟然把理想和信念丢失得“两手空空”。
据2005年9月12日《潇湘晨报》报道：年仅26岁的湖南衡阳籍博士生孟懿，在其就读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跳楼身亡。孟懿“毫无征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什么也没有带走，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痛惜和喟叹。
其实，自2005年2月至今，短短半年多时间，包括孟懿在内，我国已先后发生了4起博士生自杀的悲剧事件。这些智商超群、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其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