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们称他是“百分之百的廉政干部”“身边的焦裕禄、穿警服的孔繁森”。
刘金国出生于河北省昌黎县刘家白村一个农民家庭，先后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还有，秦皇岛市委秘书长、公安局长等职，1995年起担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刘金国从村官到省官，从农村到省城，大小官当了20多年，但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的人员没有在地位和经济上沾他任何光。他的一个亲戚说“别说沾光，就因为我们是刘金国的亲戚，本来可以办的事反而办不成了！刘家白出了这么一个大官！”
刘金国对党的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他说：“我不相信有干不好的工作，干工作就要拼命。干，就要干出一流的业绩。这是我最高的享受。”
“危难时刻冲上去，生死关头豁出来”，刘金国这样要求干警，他自己更是干在前面，做得更好。无论是1996年河北中南部遭受水灾时浊浪滔滔的洪水中，还是1998年张北大地震零下30多摄氏度的风雪严寒中，刘金国都是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刘金国以“拼命三郎”的工作作风，感动了所有的人，赢得了广泛的信赖和支持。
从昌黎到山海关，从秦皇岛到石家庄，环境、职位多次变动，但刘金国清正廉洁、一尘不染的本色没有丝毫改变。
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件名牌衣服。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刘金国用了十几年还舍不得换。就连手提包也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早已辨不出原来的颜色。
1995年，刘金国调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全部家当只装了半卡车，最值钱的物品是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他居住的省公安厅宿舍楼上，刘金国是整幢楼上唯一没有装修的一家。
多年来，刘金国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收受过单位或个人馈赠的礼金、礼品。有人趁他不在时送来的物品，无论多少他发现后必定让秘书或司机退回去。他说：“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是要经得起考验，保持住廉洁，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如果不坚守这道思想防线，缺口就会一点一点被打开。”时间久了，也就没人再敢给他送礼了。
刘金国公私分明，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也是如此。他工作几十年，始终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次他乘公车从秦皇岛回老家看望生命垂危的老父亲，事后主动向财务科缴了30元汽油费。
有人不理解，说这是刘金国装样子，刘金国说：“我所做的一切，作为共产党员是完全应该做到的。如果这是装样子，我宁愿装它一辈子。”
什么叫信仰？支撑刘金国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廉洁自律、忘我工作的精神支柱就是信仰。许多腐败分子之所以走入歧途，无一例外的是信仰方面出了问题。一个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就不可能坚持共产党员的操守，保持住共产党员的道德底线。
如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全家都办了化名的身份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胡建学（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被判死缓）经常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陈铭（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已被执行死刑）公然散布说：“共产主义在地球爆炸前不可能实现。”一些贪官总结说：“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硬的，票子是实的；应该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此时不捞何时捞？”贪官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涉嫌贪贿3000多万元的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案发前，曾为亲属办好8份护照，其妻子黄玉荣（曾任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和儿子早已移居国外，自己也随时准备外逃；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省交通厅“三朝元老”童言白在石发亮被“双规”后觉得自身难保，便于2005年元旦携巨款外逃与早已在国外的妻子儿女会合。
这些贪官，曾受党教育多年，并得到重用，竟把信念背叛到如此荒唐的程度，在令人震惊的同时，更让人深思。
随着信仰的缺失，信念的动摇，出现了可怕的“精神荒漠化”。大自然的荒漠化，危及人类生存，而人的精神荒漠化是破坏社会生态系统，毒化社会风气。与因过度开垦、攫取过多、破坏生态平衡的大自然荒漠化不同，人的精神荒漠化是忽略开垦人的精神资源，导致物质欲望膨胀，挤压得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结果。
精神荒漠化不是没有精神生活，而是没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只剩下低级、庸俗、下流的精神生活，迷信、赌博、酗酒、三陪、二奶，等等，充满着腐朽没落的腐尸气息。
封建迷信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封建迷信出发点是功利的，希望通过封建迷信趋利避害，近年来沉渣泛起。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1世纪之后，烧香拜佛竟演化为腐败的一种手段，这不仅是对宗教的亵渎，也是对党和国家的亵渎。“烧香腐败”日盛，其背后产生的腐败链条已经枝繁叶茂。在中国南方各地，烧头炷香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春节新时尚，记者在湖南南岳衡山采访时，听当地一些干部说，每年春节前后或一些“神仙生日”到来之际，前往衡山烧香的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头炷香的价格被炒至10万多元，就这还得看级别，级别不够，拿再多的钱，也烧不到头炷香。
烧香拜佛的人员多集中在官太太身上，有知情人说，山东某市的官太太们组织了一个相关的组织，每年共同到泰山进香，一次进香送的钱可多达10万元。
“一些官员平常工作忙，自己无暇顾及迷信活动，而且身为领导干部，也不适合在公共场合露面，所以，常常由官太太出马为其进行相关的求神拜佛活动。”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有趣的是，许多官太太在求菩萨保佑自己和丈夫的同时，还要保佑自己的丈夫不出轨，这可能是新时期迷信活动中的一个新现象。
许多贪官自身迷信，常常要找寺庙里的“大师”为他们指点前途。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近年来查处的厅级领导干部背后大多拥有“大师”的身影。2003年9月23日因收受贿赂被判刑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兼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唐见奎，案发前就常为自己的职务升迁找“大师”问计。唐见奎最崇拜的“大师”要数南岳衡山一座小庙里的和尚，因为这个和尚“算准”了他职务升迁的几件事，为此，他大笔一挥，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这座小庙修筑了一条水泥路。
更有甚者，有贪官与“大师”勾结，共谋发财。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就曾与当地一个巫婆殷凤珍勾结，从佛事中渔利。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从托他办事的私营老板处为殷凤珍募得钱财，然后与殷凤珍共同分成。
除此之外，许多官员还利用公款进行烧香拜佛活动，而在听取一些“风水大师”的建议之后，动用公款对政府办公地点进行改建，以符合“风水”的要求也大有人在。胡建学这个“官迷”就常请“大师”预测前途。“大师”说胡建学有当副总理的命，只是命里还缺一座“桥”。欣喜若狂的胡建学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增加一座桥的办法，下令将已按规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莫名其妙地穿越一座水库，最后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企盼步步高升。
受马德案牵出的黑龙江腐败女高官韩桂芝专门在家里请了金身菩萨，天天拜佛烧香，但“菩萨”也不爱贪官，多行不义必自毙，韩桂芝和她的子女们都为“贪婪”二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据《大河报》2005年10月18日披露：郑州市南曹乡原乡长樊淑玲一边虔诚地拜佛，一边疯狂地索财，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涉嫌受贿86万元。当执法人员依法搜查樊淑玲家时，竟发现其不仅在家烧香拜佛，而且随身携带的包里、办公桌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符”，“符”占据了她提包和钱夹的每一层。但是，到头来，佛并没有保佑她的罪行不败露，她将在大牢里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凡此种种，官员们救神拜佛现象的增多，折射出有些共产党人已从骨子里背叛了共产党员的价值取向。
由于信念的动摇，价值取向的背叛，在一些官员中嗜赌成风，国内赌、国外赌、网络赌，一掷千金，赢了是自己的，输了是公家的，以此来填补自身空虚的心灵。
蔡豪文，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名字，却引起了国人特别是中央高层的重视，这位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挪用公款到境外赌博，从2004年1月到11月，蔡豪文涉赌金额700万元，其中先后15次挪用本单位公款350余万元，分27次出境到朝鲜罗先市“英皇娱乐中心”参赌，挥霍一空。2004年11月17日外逃，于2005年2月6日，蔡豪文在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被抓获，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蔡豪文事件使中央痛下决心“打一场声势浩大的禁赌人民战争”。从2004年末开始的由中央17个部委参与的打击赌博专项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参与部门最多的一次打击赌博的集中行动。在专项行动开始以后，有关部门暂停了57条到周边国家的出境旅游线路。目前，中国周边4个国家的146个赌场基本处于关闭歇业状态，有些已被迫转产。在这次专项活动中，共查处各类赌博案件89万余起，抓获涉案人员32万余人，查获赌博犯罪团伙2487个，收缴罚没赌资折合人民币56亿元。其中，查处了参赌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555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涉赌活动有所收敛。
赌博日益泛滥的情形早在2002年就进入高层视野。资料显示，2002年5月，重庆市原常委兼宣传部长张宗海涉嫌经济犯罪，其中发现他多次同前重庆市广电局长张小川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他们共动用2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1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沈阳“慕马案”主犯，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就曾17次去澳门赌博。厦门远华走私案主犯之一，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从澳大利亚被抓回来，过去只知道他到澳门洗钱，后来调查才发现他去澳门豪赌。1999年上半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还偷偷飞往澳门，一天竟然输掉了350万元，触目惊心。
2005年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通报几起党员干部参加赌博案件时披露：江苏省金坛市邮政局人事教育处原副主任程宏，先后挪用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和干部风险抵押金共计人民币47万余元，进行赌博活动；河北省容城县张市粮站原主任王福荣参与聚众赌博，将粮站的售粮款共计人民币39万多元全部赌光；更惊人的是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彬挪用12亿元公款化名“林康全”飞澳门豪赌，输掉8000万元公款，案发后，彬州市检察院追回4000余万元被挪用的公积金。让当地老百姓最关心的8000万元公积金的“窟窿”还不知如何补上呢！
在2005年的“两会”上，代表们对日益猖獗的赌博之风反映非常强烈。全国政协委员段成桂说，一旦干部和豪赌相连，腐败就在所难免，不仅败坏吏治，而且使大量公款轻易外流，给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
“赌博还成为变相行贿受贿的一种方式”。全国人大代表王浩良说：一些不法分子正是以提供赌资作为堂而皇之的理由，把干部拉下水的。有人戏称“领导坐庄，通吃三方”。上面谈到的蓝甫，就曾是“逢赌必赢”的“高手”。
借赌行贿，可说是一大发明。但这个发明权并不在今人而在于古人。赌博可追溯到古代一种有赌资的局戏，称为“博”，最晚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中国史书浩如烟海，考证第一个借赌行贿者恐怕很难，不过最晚到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史书已有明确记载。
但借赌行贿的招数，在古代只是偶然为人使用一下，不像如今打“人情牌”“关系牌”而成为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并大有迅速蔓延之势。
20世纪90年代，就有打油诗讽刺这种现象：“酒酣耳热步歪歪，贵客请上麻将台。今晚俺们任君宰，说啥输赢该不该！三人陪着一人转，甘愿钞票入君怀。台上损失台下补，只等一路绿灯开。麻将虽小神通大，搓得财源滚滚来……”
借赌行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