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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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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年来,法国的900多名当选者也曾受到过调查(676《Times New Roman》是由于经济犯罪),其中还包括34位部长和国务秘书,几乎占了部长和国务秘书总人数(128人)的1/4。我们共和国的现任总统在任期结束后也将成为数起目前被搁置的司法程序的调查对象。
    在数年前的西班牙,此类事件曾导致了社会党领导人的下台。2002年,一项关于非法账目巨额资金的调查——涉及存放在泽西岛和列支士登的秘密资金,其总额超过225亿欧元——将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也牵扯了进来。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是西班牙的头号银行集团,长期从事洗钱以及协助拉丁美洲领导人贪污受贿等活动。
    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充当了“揭示者”的作用。当一个池塘的水突然被抽光之后,淤泥、淹埋的根茎和深水处生活的鱼就会暴露无遗。同样,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阿根廷社会腐败严重程度和可疑的金融欺诈行为都大白于天下。在当时的阿根廷,腐败行为的牵扯面实在太大,就连美国反毒品局驻阿根廷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说:“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查个水落石出,那政府中有一半人都脱不了干系。”调查委员会主席伊丽莎?卡里奥也曾公开宣称:“有这样一种犯罪,它可以因为政党之间或是前任领导和现任领导之间的默契,以及最高法院的庇护而存在,并且可以免受处罚。”
    在秘鲁,总统藤森的心腹谋士,强权人士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成为了从贪污受贿到走私军火共70项罪名的指控对象。〖JP+2〗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800多项证明了他拿过不法回扣的录像带〖JP〗——为了控制同伙,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将这些录像保存了下来。在司法机关眼中,他就是“最严重毒害秘鲁社会的巨大腐败网络的形成根源”。
    在美国,名列财富排行榜第六的安然公司的突然破产,在全球化稳步推进20年之后引发了一场“地震”。这家曾被分析员、新闻界以及美国商业机构誉为楷模的公司,在最近5年之中只缴过一次税,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它却在“避税天堂”新开了881家子公司:开曼群岛有692家,特克斯群岛和凯伊克岛有119家,毛里求斯岛有43家,百慕大群岛有8家。在短短6年之内,安然公司的偷税数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在人为的操控下,安然公司的营业和利润额快速膨胀,而领导层却掩盖了公司破败的真实状况,并在偷偷地中饱私囊。“29名领导和管理人员,利用对公司实际情况的了解,在安然的股票跌得不值一文之前甩卖了自己的股份。在1998年10月至2001年11月之间,他们转让了价值达11亿美元的证券。”
    在那些属于原苏联阵营的国家,10年以来,腐败也一直是一个主要危害。据俄罗斯最高检察院院长称,俄罗斯每年因腐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50亿美元。在波兰,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89《Times New Roman》的波兰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腐败问题的侵蚀”。在看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之后,我个人认为,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令人非常不安;25《Times New Roman》通过签订条约获得某个公共市场的公司都承认有过行贿行为。在罗马尼亚,总理阿德里安?纳斯塔赛也声称反腐败斗争是“当务之急”。
    印度、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墨西哥、尼日利亚、安哥拉……我能够将这单调的叙述继续下去,再讲述数章。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腐败问题的尖锐性。可笑的是,现在某些欧洲国家却打算通过对司法机关进行改革来遏止腐败——如果不能退烧,那就折断温度计吧。
    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19世纪末西方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一样。
    埃娃?若利在这本书中还这样写道:
    经济发展全球化默许了金融投机的存在,并进而改变了我们权衡利弊的标准。这套新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在于;大型企业领导们很快就花光了自己的薪水,于是他们就把增值利润的一部分据为己有……
    30年前,一家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大约是中等收入的20倍;如今,这种差距已经扩大到200倍。
    占人口10《Times New Roman》的有钱人和普通人民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美国,但欧洲和亚洲也未能幸免。即使挪威,道德的壁垒也崩溃得异乎寻常的容易——某些财富的来历确实让人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来的腐败现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应该不是个案。具有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腐败问题,既不熟视无睹,也不讳疾忌医。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所应该采取的负责态度。”〖HK〗〖ZW(〗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107页。
    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不能指望采取几次大的行动、多杀几个贪官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古人讲:“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刑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但也不能因为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而丧失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的负责任的大党,她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一定能够不断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并切实按照党制定的控制腐败的斗争方略,铲除党内的腐败现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将是长期的、严峻的考验。今天,我们还不可能为这个高难度的历史考卷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我们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追求,一定能够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探索出一条保持社会主义江山万古长青的道路。

第四节 永远的丰碑和时代先锋

    江泽民同志在出席中央纪委的会议上多次指出,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中国的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再就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前者是考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而后者则要求党必须不断壮大自身队伍中的健康力量,认真研究和解决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否则,只能让自己的身子进入到市场经济而把脑袋却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党中央要求从党的现状出发,必须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问题,是党的思想建设中最首要的问题。所谓理想,就是奋斗目标,就是前进方向。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就不可能凝聚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就不可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最终选择。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力量,多数都如过眼烟云,兴也勃焉,亡也忽焉。惟独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一个政党不光要有好的纲领,还要善于把党的纲领变成党员的坚定信念和统一行动。否则,再好的纲领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所以,党必须坚持不断地对自己的党员进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应当说,党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问题是近年来这种教育没有收到好的效果。从已经发生的腐败案件看,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的堕落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动摇或放弃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忘记了党的纲领,甚至对党的命运前途失去了信心,转而利用执政党手中的权力去谋取私利。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共产党对自己的队伍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都是十分成功、卓有成效的。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原来有效的办法,效果就打了折扣呢?为什么党内出现了那么多放弃理想信念的腐败分子呢?原因是党的理想信念教育遇到了新的严重的挑战,即来自商品货币意识的挑战。而党对这种挑战一时还缺少应对的办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意识是通行的原则。然而,它的核心内容是等价交换原则,与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并不完全一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意识处于被批判地位,它在党内不可能有市场,更不可能对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构成什么挑战。在革命战争年代,商品货币意识在社会上很活跃,但共产党作为在野党,要万众一心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理想和信念是人人共同的选择。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方面是商品货币意识已取得合法地位,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堂而皇之晃来晃去,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大大小小的权力,都是一把把双刃剑,既可为人民服务、又可为个人谋利。不少手握权力的腐败分子在谈到犯罪动机时都说,〖JP+1〗看到一些个体老板利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权力,一个个发了大财,而自己手里端着“金饭碗”还过“穷日子”,于是心理产生不平衡,就设法用权力去补偿,最后终于走上贪贿的道路而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商品意识高度活跃的今天,怎样去针对性地进行权力观方面的理想信念教育,是一个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发生可怕的动摇。〖KH…1〗
    〖HTH〗二是要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连系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共产党人比做种子,把人民比做土地,深刻地揭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强调我们党必须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脱离群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党的最大危险,不但会使党的事业一事无成,而且必然导致腐败。
    我们党本来就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提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具体内容。
    过去我们党领导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工人群众向资本家争人权,争工资,领导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向反动政府争民主、要自由,人民群众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党员干部同群众一起向大自然开战,经常强调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我们与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也很容易被群众所理解。可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农村的基层干部要向农民收公粮,要费用。在企业,有时还要动员一些工人下岗。弄得不好,就容易被工人农民理解成他们利益的对立面。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怎样做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切实感觉到我们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对社会生活的这些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仍然恪守计划经济时期养成的工作方法,过分地依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朴素感情,习惯于发布行政命令,以真理的化身自居,而不善于在群众中进行法制宣传,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统一群众的认识。有的对人民群众态度生硬,拒绝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动辄上升成政治问题,无情打击。有的甚至缺乏应有的政治头脑,对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傍“大款”,沉湎于觥筹交错。日久天长,很容易在感情上拉大同人民群众的距离,甚至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上去。近年来在城乡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矛盾激化的结果。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的社会责任十分广泛。任何一个社会管理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差错或失误,都有可能被当成共产党的缺点而遭受批评。对我们党自身地位的这种变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给予充分的注意。必须认真研究在当前形势下,怎样才能让人民群众切实感觉到我们是真心实意代表他们利益的,必须教育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以实际行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三是要让百姓先富干部后富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分配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有些制度性缺陷已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制度上的缺陷很容易诱发思想上的混乱,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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